他站在岔路口，终于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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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停歇的越狱。
幼儿时期便尤其在意“束缚和不自由的感觉”的婴儿托尔斯泰（当然也是有意塑造的童年王国），那个“努力想把自己从这种善意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太弱小了”的孩子，早已预演了伯爵八十二年的生命轨迹——始终在逃离，却始终被自己囚禁。
挣扎、逃离，诚实挖掘内心最直接和真切的感受，继而不断逃离的特质，贯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整个人生。他常常在小说中对真实的过往进行重构和挪移，《童年》中，“一两岁男孩的创伤被转变为十一岁男孩的成长经历”，“这种时间上挪移使他能够将男孩丧母前的童年欢乐描绘得纯洁无暇，不掺杂现实中的列夫从记忆伊始就经历的剥夺与孤独”。他笔下的田园牧歌世界终究是神话和乌托邦，现实始终纠缠不清。
托尔斯泰的悲剧性在于，他要挣脱的恰恰是他赖以存在的。童年时，“托尔斯泰尤其关注大人们对他的爱与怜悯，并把他们的态度描述为一种因爱而生的残忍”，那些“通过禁锢他来表达关爱的人”成了小列夫最早的反抗对象。自童年伊始的原初挣扎从未止息，只是后来监狱的名称换了：从家庭到婚姻，从贵族身份到文学成就，从性欲到死亡恐惧。
在情欲的战场上，他同时扮演战士、逃兵和审判官的角色。贯穿托尔斯泰一生的一大课题是性欲，“他不得不处理自己强烈的性欲和同样强烈的对纯洁的渴望之间的冲突”。十五岁被哥哥带去妓院的夜晚，他“站在床边哭泣”——不为失去的童贞，而是发现来自内部的“强制性力量”。
托尔斯泰将性本能视为一种……处于身体内部的……强制性力量。与国家或教会不同，它并非通过外部压制，而是通过操纵欲望来发挥作用。
当一个男孩开始具有情欲时，“他被逐出了幼年的天堂，现在必须应对哪些不那么动人和细腻的情感”。这种“无法抗拒的欲望和内心的厌恶（主要是对自身兽性的厌恶）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他笔下反复出现的情感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他拒绝“一次性的强制净化行为”（如俄国农民广泛追随的阉割派），而是相信“一个人要摆脱动物本性的束缚，不是通过一次性的强制净化行为，而是通过不懈的道德努力，这种努力本身比任何可能的结果更有价值”。情欲成为一场贯穿生命的修行，身体化作灵魂试炼场。
然而，“托尔斯泰沉迷自我与鞭挞自我的疯狂程度可能会令现代读者感到震惊。他试图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生活，为自己设定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一次又一次地因未能完成而自我谴责”。他从不放过自己。
一个从不放过自己的人，也绝不会轻易放过身边人。亲友回忆中的他“有着迷人而尖刻的风趣、温柔时而笨拙地关心他所爱的人、大方慷慨、与人为善。托尔斯泰性格中最麻烦，有时也最讨嫌的特质，在他的私生活领域”。他与索菲娅的婚姻，成为这种矛盾最剧烈的舞台。
结婚以前，“他主要从妓女、仆人、农民、吉卜赛和哥萨克女郎那里寻求性满足”，他承认自己“从未爱上过女人……我经常爱上男人”。只有契诃夫笔下的奥尔加（契诃夫《宝贝儿》）符合托尔斯泰所渴望的女性理想：“一个没有自我主张、愿意与他融为同一个精神存在的女人。”
按照现在的标准，毫无疑问这即厌女，但如果看看托尔斯泰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他就同样厌男、厌人——厌恶中又混杂着爱和责任。
托尔斯泰从未将家庭视为两个独立的人的结合，而是看作两个人共享一个共生人格。……妻子对他来说已经成了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托尔斯泰对家庭幸福的憧憬和他对文学完美的追求一样，都是将之奉为最高纲领且毫不妥协。但他也意识到，如果他的婚姻失败，他将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他常常怀疑自己所经历感情是否等同于真正的爱，期待与爱人心意相通，然而“这种心意相通的奇迹从未真正发生过”。（《安娜卡列尼娜》最令人难忘的情节之一）这样一个总是自我怀疑、多愁善感、过度敏感的人，于现代家庭而言确是一场灾难。
婚后的托尔斯泰，“他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庭乌托邦，并以此为堡垒对抗现代性的进逼。”索菲娅与他并非没有共鸣。当托儿斯泰“为了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放弃了从前的生活，而她为了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妻子也同样如此。”她的使命感并不亚于列夫，且没有身为丈夫那样的自我怀疑与患得患失。她以近乎虔诚的态度面对他的艺术，“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的确，我通过抄写这部小说体验了感觉和思想的整个世界。……我们经常谈论小说，出于某种原因，他倾听我的想法并坚信不疑。”
她属于他的小说世界，而他对小说的排斥（总是时不时发生）挑战了她对自己身份和使命的认识。
纠缠一生的婚姻，乃至让他对女儿和侄女说：“世上没有坏姑娘，也没有幸福的婚姻。”
托尔斯泰的终局是逃离。在此之前曾有过一次接近死亡的重病，1910年夏天，医生宣布他已生命垂危。一个早晨，当索菲娅为他热敷腹部时，他说：“谢谢你，索尼娅。别以为我不感激你，不爱你。”两人都哭了。
死亡成为托尔斯泰另一个影子。“死亡困扰他的程度不亚于性”。他“热切地希望能形成农民的死亡观，将自己消解于一种与众生相同的普遍生活之中，但他痛苦的自我反省的习惯、自我肯定的需求和对自我成就的追寻也同样强烈”。1852年3月29日的日记中他说“我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相信，我生来就要与众不同”。
“从一开始，托尔斯泰的自我谴责与他强烈的抱负密不可分。”这种矛盾使他无法真正成为农民，也无法安心做贵族——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对贵族世界的迷恋，又表达了同等程度的反感”。
他“随时准备抓住一切时机，得出关于人类的重要结论，无论它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他确信，真正的反省可以成为了解人类整体的线索，因为任何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仅凭理性就足以完成这种工作”。对人类个体理性的自信，与他对于现代性的警惕和排斥构成奇特的张力。“他既想进入社会，又想按照自己的理念修正社会。他还坚信，哲学只有服务于实际需要并塑造个人的道德生活时，才是有用的。”
1857年1月，青年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了一次公开处决。巴黎之行也让他极度厌恶巴黎人的自负和公然的纵欲（小旅馆中超过一半是未婚的同居情侣）。“为什么一个战场上目睹了数百人死亡的人，会深深震惊于处决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为什么一个经常光顾妓院的人，会这么轻易被同居行为触怒？”巴黎的社会状况向他展示了自命为与进步和开放挂钩的现代生活。
卡夫卡《在流放地》中文学地展示了托尔斯泰在巴黎所能感受到的“精密计算的杀人”，那种“规范性、程序性的杀人行为让他感到恶心。同样，他习惯了与自己的性欲斗争，然而屈从于欲望，这给他带来‘身体的痛苦’，但他无法接受这种他眼中完全自我满足、习以为常的恶行。”
他清楚地看到一个非人的现代国家最初的表现，它与俄国的专制和独断迥然不同，他并不喜欢这样。
他相信“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阴谋，不仅是为了剥削，而主要是为了腐蚀其公民”，因而“他信仰非强制性的道德、宗教和艺术律令，而非政治上的法律。”
在塞瓦斯托波尔系列短篇中，“他发现了描述战争的方法（亦是呈现出全新面貌的战争），这种新的战争进行无差别的破坏，模糊战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对任何个体的死亡都漠不关心，他将这样的个体描绘为仅仅是死亡之海中的一滴水。”他也越来越认识到，“俄国人民所做的牺牲完全是徒劳”。
托尔斯泰在寻找能使俄国摆脱父权制野蛮状态，而又不屈从现代文明“非人的机械化”力量的出路。
托尔斯泰晚年思想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一种基于基督教伦理的非暴力主义。在1891年到1892年的赈灾行动中，他撰写而后又重写并修订了他的新书《天国在我们心中》，他在书里集中讨论了非暴力问题，认为这是耶稣五诚中最重要的一条。他相信，基督的第五条诚命是“永远不要把任何人视为敌人，也不要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部族”。由此出发，他“不仅抗议大规模的制度化杀人，也反对煽动”民族仇恨与国家暴力。
托尔斯泰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一切制度化暴力的双重批判——既指向国家，也指向革命者。
在前往别吉切夫卡的火车上，他遇到了一行被派去镇压暴乱的士兵，与那些“体面、坦率但随时准备杀害自己同胞的年轻人”相遇后，他深刻意识到革命者的“伪善，它让一个人相信他必须实施的暴行是必要和正当的，但这个人最终会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它”。他“第一次用比抨击当局更猛烈的方式抨击革命者”，指责他们“出于对某种抽象的社会秩序的信仰，随时准备‘炸毁、破坏和杀戮’”。在他看来，“政府和反对派都同样蔑视普通人，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和偏见强加给他们”。他“敦促数百万俄国农民不要诉诸暴力，但要停止服从命令和法律”。
老年托尔斯泰希望以绝对道德标准对抗一切制度化的暴力与伪善。拒绝以暴易暴的革命，也拒绝国家机器的强制，试图在两者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通过个体灵魂的觉醒，让“天国在我们心中”降临。然而，托尔斯泰从未真正消除自己内心的“战士”——那个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军官，始终与晚年的非暴力主义者共存。
终其一生，托尔斯泰内心深处存在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俄军惨败时，他的女儿回忆他流露出的痛心——他承认“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们不会不炸毁要塞就弃之不顾”。当一位托尔斯泰主义者被“大师的话震惊”并指出这样做会导致伤亡时，托尔斯泰平静地回答道：“你希望怎么做呢？如果你是一名士兵，你就有你的职责，并且要把它做好。”作者敏锐地指出：“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不能容忍投降的战士。”
在对国家暴力的批判中，托尔斯泰展现出惊人的道德勇气。在描述绞刑时，他“以自然主义的手法，超然地描述了一场绞刑，他的愤慨只表现在对恐怖细节的精确描述上”。他坚持认为，“虽然所有的杀戮都是可恶的”，但执行者远比那些“冷血而自以为正确的杀人者更值得被宽恕”。他最终“承认自己对本国发生的一切负有道德责任”——这种责任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灵魂上的。
托尔斯泰一生渴望回归自然，“要求将自己的遗体埋葬在他童年时寻找神话中的‘绿棒’的地方附近，墓穴不做任何标记”。这个愿望表面上看实现了——他长眠于那片林中，墓碑没有铭牌。然后，“他的坟墓却成为全球的重要旅游景点”，无数朝圣者涌向那个本该无人知晓的角落。
墓碑没有铭牌，这清楚地表明铭牌毫无必要，谁需要圣墓有一块铭牌？
一生反抗权威、拒绝被偶像化的人，最终被奉为圣徒；渴望消融于自然、不留痕迹的人，反而因“没有铭牌”而更加醒目。更深的吊诡在于死亡的方式。托尔斯泰一生“除了对各种迷醉剂的厌恶之外”，还有一个更私密的原因让他反对使用鸦片类镇静剂——“他一生都在思考死亡，为这一庄严的时刻做准备，并经常表示希望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经历这一最重要的转变”。然而临终前，“他的身体在与不可避免的”痛苦抗争中，最终被剥夺了这个机会。
死亡“对他来说是很难的”，那个渴望清醒面对终极的人，不得不在吗啡的麻醉中离去。一个想要掌控死亡方式的人，最终失去了对死亡的控制。这便是托尔斯泰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悖论：他想消失，却被永恒铭记；他想清醒，却在迷离中告别人间。
他站在岔路口，无法调和的矛盾使他成为现代性最奇特的批评者——他用萌生自现代的自我意识，攻击着现代性的根基。死亡之前，托尔斯泰最终没有逃出任何一座监狱。他留下的是一个永远在挣扎的姿态，是在每一次自我鞭挞中依然选择不懈道德努力的倔强。生命于他，确如他所相信的：真正的反省可以成为“了解人类整体的线索”。
他终于得以逃走，1910年11月7日清晨6时05分。在这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