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活到自然死

2015年4月1日，我差点儿主动离开了这个世界。不是因为向往死亡，而是太痛苦、太绝望，以为自己再无可能拥有幸福的感觉。

那天我先是随机坐上一辆公交，一直坐到终点，后来可能有换乘也可能没有，反正最终，我把自己扔到了人迹寥寥之处，旁边是群山。

不是景点，没有上山之路，我穿越灌木丛向上艰难爬行，想从山顶一跃而下。结果，灌木丛耗尽了我的力气，日向西斜，如果不往回走，我将会在这山里没吃没喝、饥寒交迫地活活受一宿罪。

对“活受罪”的恐惧暂时战胜了其它的不适，我最终原路返回。在等待末班公交时，和妈妈打了个电话。那电话似乎是她打过来的。并没有太大戏剧性，并不是在我爬到山顶时接到救命的真爱来电，而是在返程路上。我没有完全告诉妈妈今天经历了什么，只是一直哭，说我很难过。妈妈说了些安慰我的话，并不能扫尽我内心的阴霾，但是，我感受到了她的爱。

后来我跟我的导师有过一个短暂的交流，我问他对“生命的意义”的想法，他说，他挣钱养家，看到孩子活泼可爱，他就觉得有意义了。我能理解，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属于我的答案。最终我离开了那个环境，重新探索，虽有波折，但终究慢慢找到了属于我的答案。与其说后来变好是“触底反弹”，不如说，每次强烈的痛苦都是在提醒我要“做自己”，都算是一种跑偏后的自我修正，就像是，大自然母亲一直与我同在，多数时候只是观察而不干预，只有到我极为迷失之时，才会用身心的痛苦提醒“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后来我还跟一位长期被自毁念头困扰的朋友交流，她说，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导致她经常因为不堪重负而想逃离，多数时候未能进一步做些什么的原因是，在极度痛苦时，行动力也会下降，因此没办法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想到与自己相爱的人与小动物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少了许多幸福，会很不忍心，所以想要为了爱而勉力坚持。再到后来，她有了更多相爱的人，还有更多想保护的对象，也有了更多的自我价值感，慢慢地，自毁念头虽然还是会偶尔冒头，但明显频率降低了许多。

想要提前结束生命的人并不是不想活，而是因为无法活出理想的人生而感到绝望。加拿大记者凯蒂·恩格尔哈特（Katie Engelhart）在《不愿活下去的人》（The Inevitable: Dispatches on the Right to Die）中也提及了这一点。

书里提及一对夫妻，男方重疾，生命本来也已经到了尽头，安乐只是把必然要来的事情提前了一、二个月而已，同时减少了自己与身边人的大量痛苦；但女方不然，她唯一的问题是孤独，身体虽然衰老但依然健康，只是一直以来习惯了只有一个亲密伙伴的生活，对未来的孤独感到害怕，所以选择了与生病的丈夫一起安乐。她的故事在主流世界里被包装成了“生同衾死同穴”的浪漫神话，在我看来却像是变相的殉葬。

如果“安乐”这个选项对身体健康的她并不开放，如果她不得不体验没有伴侣的生活，不得不从剧烈震荡后的世界里重新寻找幸福的可能，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首先，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这种恐惧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的，她只是失去了丈夫而已。这世界每天都有女人失去丈夫，除了丧偶之外还有离异。

许多离异者最大的痛苦在于“无价值感”——如果我足够好，为什么总是找不到够好的另一半；如果我足够好，他为什么不要我，或是为了我再努力一把。与之相应，对于婚姻幸福却失去伴侣的人来说，她们害怕的是“再没人能那样包容我、爱我、给我带来那样的快乐了。”

共性是孤独。

在传统原子家庭中，人们被教导“伴侣关系大于其它一切关系”，对这样的二人关系寄予了全部的期待，也因此自我压缩，不敢设想伴侣给不了的所有美好，最终，总会有人先走，被留下的那一个，都需要像改天换地般重塑自己。

如果是允许新鲜血液流入的大家庭呢？如果失去伴侣并不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即使瘫痪在床的失能者也可以通过倾听年轻人说话等方式为自己的家人及至更多人提供价值，人们还会那样强烈地害怕衰老与丧偶么？

回忆童年，我的爷爷在60岁丧偶，听力也减弱到了即使靠吼也只能进行浅交流的水平，虽然不曾听他表达，但现在回忆起来，他的老年应该也是在无止境的疼痛中度过的，即使这样，他还是又在充实的忙碌中又劳作了31年才辞世，如果不是意外摔倒（这是导致老人失能及离世的首要原因），我们都认为他至少能活到95岁。爷爷有六个孩子，只有我们家在农村，物质条件也是我们家最差，但爷爷在我们家很有价值感，除了可以跟老朋友一起喝酒追忆往事，他还可以做除草、磨刀、平整庭院、烧火等许多事务，还可以用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植物编织箩、筐、篮、席、鞋等各种物品，还可以参与育儿——农村的孩子不嫌老人脏，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八岁之前，与我有过最多身体接触的成人大概就是爷爷了，大冬天，本来瘦削的爷爷穿得像个圣诞老人，全身鼓鼓囊囊地很柔软，有时候我和弟弟一个坐爷爷左腿，一个坐右腿，那是于身体心理来说都是暖融融的体验。

但如果没有这个贫困的小儿子，如果他一早就跟着别的孩子住进城里，他大概会枯萎得很快。如果他生活的地区普及安乐，或许他也会做那样的打算吧。

在写这些的过程中，我还意外读到了一个小文章，讲的是涉及孤独死者的特殊清洁。在那些死后很久才被发现的独居者中，老人只占了大概一半。社交隔离带来的身心痛苦本身就构成了独居者的重要生活成本，让“有品质的活”变得更为艰难。

当然，相比与那些与不合适的人共居的人们来说，独居确实是个相对好的选择，但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近几千年物化女性的婚姻制度不仅切断了女人之间的联结，剥夺了女人们与生俱来的诸多权利，导致许多女人在本该健康的年纪出现了淋巴系统的诸多病症，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男性——他们首先是女人的孩子，当母亲承受苦难，儿子也无法全然幸福。同时，这个系统只允许男性向母亲、女儿、姐妹、妻子与情人表达脆弱，落实到操作层面，许多传统男性怕让母亲担心所以不敢示弱，在姐妹、妻子与女儿面前又太想“立威”，如果想对别的女人倾诉，又太害怕因为“越界”而背上骂名，结果很容易因为情绪压抑而出现一系列的身体与心理问题。

类似摩梭社会的母系共居是比独居或婚姻更好的选择，但血缘并不能保证价值观一致，更不能保证个体价值可以得到最大发挥。我想，在近几十年的原子化之后，我们的社会将会进入一种新的家庭模式：基于共同价值观和/或相似兴趣而构建的多人多元新家庭。

中高端养老院其实也算得上其中一种。前阵子我也看到了一个展现中高端养老院生活的视频，老人们享受着24小时的照护，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没有褥疮，止疼药足够，转移注意力的活动也相当丰富，生活可以真的成为“生活”，只用活在当下，享受与医护人员及新老朋友们的温馨互动，还可以随时尽兴唱歌、跳舞、写字、画画甚至参与视频创作，那么，每一个日出便都会很值得期待。

唯一的问题是，所有的这些静好都是以“有钱”为基础的，只要失去经济来源，这一切便会立即消散。同时，如果一个人本身不擅长享受生活，太过习惯对别人颐指气使、凡事只看阴暗面，也有可能即使进了高端养老院也没那么开心。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老人大概也会考虑“安乐”吧。

我还是想一辈子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到了白发苍苍时依然可以活在有爱而不贵的环境中，付出爱，获得爱，为身边人也为更多人创造价值，一直活到自然离开的那天（如果能像Jane Goodall那样在睡梦中安然辞世，就真的太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