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朵红玫瑰

在《名士风流》之后，读到《形影不离》和《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意外获得了一种相得益彰、层层递进的阅读体验。两本书以小说和自传形式，讲述了波伏瓦的童年与青春期，直至与萨特初相遇的那段人生。

成绩优异，极具个性的莎莎始终陪伴着西蒙娜，是见证她成长为知识分子和独立女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他者”。《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以莎莎的早逝结尾：“有好长时间我都在想，她的死是为我的自由付出的代价。”。这段故事同样出现在小说《形影不离》中，西蒙娜和莎莎化名为希尔维与安德蕾，讲述少女间强烈却难以命名的嫉妒、依恋、占有欲和小确幸，同时揭示社会与家庭规训如何一点点压迫个体，最终引发安德蕾的崩溃与死亡。

在我看来，《形影不离》更像少女深陷在关系之中的直接经验，笔触细腻具体，仿佛一份参与式观察的原始记录；而《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则是终于在索邦大学知识分子圈子找到一席之地的波伏瓦，回望自身成长轨迹的自我剖析，近似一份冷静的追踪报告。两本书共同为《名士风流》中波伏瓦走向公共世界的思想者叙事做了铺垫。以下挑选几个印象深刻的段落对读。

初识

在描写两人“初相识”时，两本书就已经站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形影不离》中，“我”更多是观察者,重点落在学校与权威如何看待安德蕾，记录她的自由、她与权威的摩擦、她在环境中的位置：

她的很多观点都具有颠覆性，但鉴于她尚且年幼，老师们也就原谅她了。“这孩子很有个性。”学校的人这样说她。没过多久，安德蕾便补上了落下的功课，我差点没能超过她的写作成绩。[...]安德蕾是位优秀的学生，我之所以保持第一名的位置，只是因为她不屑于拿第一。我欣赏她的自由洒脱，却无法模仿。然而，她不再招老师们喜欢。这些女老师认为安德蕾爱唱反调、爱挖苦讽刺人、骄傲自大，指责她性情乖戾，但是她们从来没能当场逮住她冒失无礼的行为，因为安德蕾小心翼翼地跟她们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一点恰恰更激怒了她们。

而《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同样的初识却被写成一次自我震荡：

我想她并不稀罕第一名，虽然她成绩不如我好，但是她人潇洒，因此在学习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是我的勤奋无法比拟的。有人说她有个性，这正是它得天独厚的最大优势。[...]在莎莎身上我看到一种东西，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像大理石一样结实牢固，像丢勒的画作一样扎实有力。我拿莎莎与自己空虚的内心进行比较，便蔑视自己。莎莎迫使我进行这种比较，因为她经常使她的懒散与我的热情、她的缺点与我的完美处于对比状态。她自然地嘲笑我的完美，我免不了受她的讽刺挖苦。

她的“自由”不再只是社会事实，而是被转译成一个迫使“我”反观自身的“他者”力量，制造着同龄人压力。

生日礼物

少女的感情炙热又敏感，在送礼物表达爱意这件事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形影不离》中，整个送礼过程被极度铺陈：犹豫、计划、制作、递出时的羞怯与紧张。

我愿意不吃不喝走上两天两夜，只为了见她一个钟头，减轻一点她的痛苦，可是她对我的心思一无所知！ [...]我要给安德蕾准备一份生日礼物。我决定按照《实用潮流》杂志里的一款样式做一个超级奢华的手提包。[...]虽然我平时讨厌缝纫，但做包时全身心投入其中，完工之后发现这个小包确实光彩夺目—樱桃红色的光滑内衬，还有精致的夹层。我把它用雪梨纸包住，放在一个纸盒里，再用一根细缎带将纸盒扎起来。安德蕾十三岁生日那天，妈妈带着我参加了她的生日会。我们到达时已经来了不少人，我羞怯地将纸盒递给安德蕾。

“这是给您的生日礼物。”我说。 她吃惊地看着我，我补充道： “这是我亲手做的。”

她打开这熠熠生辉的小盒子，脸颊上升起两抹红晕： “希尔维！这也太美了！您真是太好了！” 我觉得要是我们俩的母亲不在，她可能会拥抱我。

“也要谢谢勒巴热夫人，”卡拉尔夫人和蔼地说， “因为肯定是她花了很多心思……”

“谢谢您，夫人。”安德蕾简短地说。然后她又对着我微笑，脸上写满了感动。妈妈微弱地辩称不是她做的，我觉得胃里一阵痉挛。这时我才意识到：卡拉尔夫人不再喜欢我了。

当卡拉尔夫人试图把这份礼物纳入成人世界的礼尚往来时，“我觉得胃里一阵痉挛。这时我才意识到：卡拉尔夫人不再喜欢我了。”年幼懵懂的“我”被动承受着他人的评价，敏感而脆弱，因此感到受伤。

在《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同一事件，却以截然相反的判断收束：

我对她的喜爱是狂热的，她对我的喜爱则有保留。[...]我对她的崇拜应该使她有所感动，可是她居然毫无觉察，真让我无法忍受。既然我不能说任何话，于是筹划一个行动。[...]我要在莎莎生日那天送给她我亲手制作的一个袋子。[...]当我把礼物递给她时，她惊愕地看着我，只见血液涌向她的双颊，那张脸腾地变红了。我们面对面愣了一会儿，因彼此的激动情绪而尴尬，找不到一句话、一个适当的动作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第二天我们的母亲见面时，马比耶太太亲切地说：“感谢德·波伏瓦太太为我女儿费心。”她试图把我的行为纳入大人们礼尚往来的套数之中。这时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再喜欢她。再说她失败了。已经发生了某种不可抹去的事情。

“这时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再喜欢她。再说她失败了。”判断权被彻底夺回。从“她不再喜欢我”，变成了“我不再认可她”，这是一次叙事主体的翻转。

早逝

两本书结尾对安德蕾之死的处理，构成了最强劲的断裂。

她陷入谵妄。医生开了一些镇静剂。他提到脑膜炎、脑炎，但没有做明确诊断。[...]“我想要帕斯卡、希尔维、我的小提琴、香槟。”在一片胡言乱语中，她反复念叨着这句话。高烧一直不退。第四天夜里，卡拉尔夫人来看护她。到了早晨，安德蕾认出了母亲。“我要死了吗？”她问，“我不该在婚礼之前死去。妹妹们穿着那身蓝色丝绸礼服该多漂亮呀！” 她虚弱到极点，几乎无法言语，说了几次“我会把婚礼搞砸！我把什么都搞砸了！我给您带来的只有麻烦！”这种话。过了一会儿，她握住母亲的手。“不要难过，”她说，“每家每户都有废物，我们家的废物就是我。”她也许还说了其他话，但卡拉尔夫人没有告诉帕斯卡。快到十点的时候，我给诊所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人已经没了。”医生们一直没有给出明确诊断。

[...]她被安葬在贝塔里的小墓地里，依傍着祖先的尘埃。卡拉尔夫人抽泣着。“我们只是上帝手里的工具。”卡拉尔先生对她说。坟墓上覆着一些白花。

我模糊地意识到安德蕾是因这种白色窒息而亡。坐火车之前，我在那些洁白的鲜花上放了三朵红玫瑰。

《形影不离》中死亡是一个仍在发生、却无法被完全理解的过程：陷入谵妄胡言乱语，没有明确诊断，没有结论，只有残缺的信息与延迟的知晓。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个动作：“坐火车之前，我在那些洁白的鲜花上放了三朵红玫瑰。”红玫瑰在这里不是象征，而是一种不可译的私人语言。

而《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死亡被纳入生命叙事：

可是莎莎高烧达四十摄氏度，说胡话。在圣克鲁诊所四天期间她一直叫喊道：“我的小提琴，普拉德勒，西蒙娜，香槟酒。”高烧没退。她母亲有权陪她度过最后一夜。莎莎认出了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别伤心，亲爱的妈妈，”她说，“所有家庭都有废物，我就是我们家的废物。” [...]医生们说是脑膜炎，又说是脑炎，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是意外的一种传染病，还是莎莎疲劳、焦虑过度？夜梦中，她常常出现在我面前，蜡黄蜡黄的，戴一顶粉红色阔檐软帽，责备地看着我。我们曾经一块儿与等待着我们的恶劣命运搏斗——有好长时间我都在想，她的死是为我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有好长时间我都在想，她的死是为我的自由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只有在取得一定思想和社会地位之后才能说出口的句子，死亡被赋予因果、意义与正当性。

玫瑰的所指迁移

《形影不离》中，“三朵红玫瑰”是私人符号，蕴含着独属于两人的情谊和秘密：

“我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这句话毫不夸张。安德蕾从不夸大其词。即便如此，她还是挤出时间采了三朵红玫瑰给我，这是她最爱的花。我记得在她小时候的一篇作文里有这样的句子：“我喜欢玫瑰。玫瑰是一种讲究礼节的花，死时依然鲜活，枝头弯曲如行屈膝礼。”

她[安德蕾]被安葬在贝塔里的小墓地里，依傍着祖先的尘埃。卡拉尔夫人抽泣着。“我们只是上帝手里的工具。”卡拉尔先生对她说。坟墓上覆着一些白花。我模糊地意识到安德蕾是因这种白色窒息而亡。坐火车之前，我在那些洁白的鲜花上放了三朵红玫瑰。

《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玫瑰”并未消失，却开始出现在与异性暧昧或亲密关系的情境里。随着生活空间的拓展，关系网络的延伸，玫瑰的意象变得更加开放和流通了。

比起《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清醒强大、不断获得主体性、为过去套上滤镜和剪辑的叙述者，《形影不离》中稚嫩、灵动、未经加工的直接经验更打动我。或许是因为，《形影不离》结束在一个动作上，《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收束在一个解释上。而那三朵红玫瑰之所以令人动容，正是因为它们拒绝成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