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涉海而来

《The colony 他们涉海而来》 [爱尔兰]奥德丽·马吉 9/10 “一座陷入混乱、上下颠倒的伊甸园，一个停滞的国家，一个事情尚未了结的国家，过去的鬼魂依然在当下闪着微光。” 本书的故事围绕着两位异乡人展开，能力平平的英国画家劳埃德与研究爱尔兰语的法国人马松，带着自己的目的，涉海而来，来到这个孤悬于爱尔兰之外同时又作为爱尔兰本身隐喻的小岛上，为本就行将崩溃的前现代生活又添上一把火。而同时，在小岛之外，爱尔兰共和军与阿芒斯特志愿军的政治暴力与恐怖袭击正在席卷整个爱尔兰岛，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敌视已然演化成一场事实上的宗教战争。即使那个1916年的那个复活节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那“过去的鬼魂依然在当下闪着微光。” 虽然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但本书所书写的困境绝非爱尔兰独有，事实上，这种殖民带来的历史创伤是一切前殖民地都必须也正在面对的困境。在数百年的殖民、同化与暴力镇压后，爱尔兰于1921年脱离英国的直接统治，但正如殖民者在亚非拉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北爱尔兰的六个郡被留在了英国领土内，而这将成为接下来大半个世纪无数暴力与冲突的根源。但倘若后殖民时代的悲剧仅仅是来源于殖民者的统治，那么似乎独立就将成为苦难的终结。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前殖民地本身的前现代性、新兴的民族主义、乃至殖民者们所带来的现代化理念交织、缠绕在一起，让未来如剪不断理还乱般走向一团乱麻的死局。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对独立后的爱尔兰所批判的那样，爱尔兰人无法掌握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夹在殖民统治的创伤、天主教道德与民族主义的烈火之间，进退两难。 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书写，本书中含有大量的政治隐喻。作者用大篇幅描写了马松与劳埃德、劳埃德与本地人、马松与本地人之间的交流与冲突，甚至在很多时候，两位异乡人之间的冲突成为了故事的中心点，而原住民们反而像看客一样沉默地目睹着这出戏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西方舆论界两种常见观念的对立，即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英国人劳埃德是一位能力平平、在伦敦的艺术界也不受关注的画家，为创作仿高更的风景画而来到这座小岛，渴望创作出出色的作品而一举成名。在这里，我们不去谈论劳埃德作为一个人物的形象，而专注于其内核，即以一种东方学的化身。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谓东方学是一种带有强烈偏见和权力色彩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它并非客观描述，而是西方为了确立自身优越性而创造出的一种关于东方的系统性论述。萨义德指出，这种论述服务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军事霸权，它将东方描绘成一个与西方截然对立的“他者”——西方是理性的、民主的、进步的；而东方则是非理性的、专制的、停滞的。在本书中，岛屿与爱尔兰既是马松与劳埃德两位异乡人所构建出的“东方”。劳埃德带着一种殖民者的傲慢，来到这座“野蛮”的岛屿之上，他幻想自己成名后他人对自己的赞美：“在一座偏远的爱尔兰岛屿上住了将近四个月，独自一人，与世隔绝，小屋里的隐士，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吃鱼和土豆。”而这不正是历史上帝国主义对殖民行径的赞美吗：这些殖民者涉海而来，在蛮荒的土地上孤身对抗野蛮，在清教徒般的贫苦生活中传播文明......同时，他又在话语间否定殖民的历史与责任，自诩要将岛屿客观地展示给世人，却通过迎合传统的刻板印象、窃取詹姆斯（原住民）的创意与灵感完成自己的作品。而在法国语言学家马松的身上，则隐藏着另一种比劳埃德和东方学更为隐蔽、更为深重的殖民主义——“反东方主义”。这并不是一个有着严格定义的概念，相比于前者，诚然它表面上的确更为“尊重”原住民的文化与传统，但其并非是基于平等的、相互的尊重，而仍然是一种高高在上、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凝视，打着保护传统的旗号而强制性令被保护者永远地停留在当前的生活状态（即使这种状态实际上已然遭受到了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影响），而阻止其的任何变化（无论这种变化是否由被保护者本人进行或是受到被保护者本人的认可）。在文中，马松无数次病态地、强制地要求原住民詹姆斯使用自己的爱尔兰语名字，无数次完全不礼貌地要求原住民们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爱尔兰语而杜绝一切英语的使用，他将这座岛屿与其上仍在使用爱尔兰语的人们视作培养皿般的试验样品，视作一种已经确定、永远不会改变而可以供他研究的化石，他的目的仅仅是保护一门语言（甚至这也是一种往好了想的推断，他的目的里还包括以此获得教职与受到关注），保护一座世界上仅剩的可以用世界观赏、研究的古老景观，而非仍在使用他的人。这便是前文“反东方主义”的体现，它不是对于东方学的一种否定的进步，而单纯只是东方学的逆向，是一种“否定”而非“否定之否定”。它仍然主张让前殖民地长期停留在这种后殖民或是前现代的状态，不过是一种殖民主义弥赛亚情结的转化——从“启蒙”与“教化”变成了“保护”。说到底，其仍然是一种“大家长式”的视角，不去承认被殖民者本身的主体性，而仍将其视为一种需要被保护、被指引的对象。同岛上的人们一样，马松同样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作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混血，他本身便是殖民主义同化政策下的产物。在他的成长历程中，父权、家庭暴力与文化对立、身份认同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种永恒的创伤，使他病态般地想要保护岛上爱尔兰语免受英语的一切影响，以此来作为对童年与母亲的一种补偿。在保护爱尔兰语的问题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两位异乡人的针锋相对，而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不受任何人认可的反而是正在使用爱尔兰语的岛民们。这种系统性的失语广泛存在于当今的舆论场上，当西方的传统左右翼在殖民遗留问题、移民问题等议题上唇枪舌剑时，最应该被我们听到的声音——被殖民者、移民这些大众的声音却被沉默、无视，以至于前者的争论仿佛是法庭上一对失德父母在争抢孩子的抚养权一般，不可能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 上文提到过，后殖民的困境便在于除殖民者之外，被殖民者同样成为这种困境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这两位涉海而来的殖民者以外，作者继承了乔伊斯的批判精神，虽然着墨不多，但仍然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形象：弗朗西斯。作为吉兰家除年幼的詹姆斯外唯一的男丁，他长期骚扰、尝试占有梅雷亚德。作为一位爱尔兰男性，一方面他鲜明地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即使有爱尔兰人在其中死亡也被他视为必要的牺牲），认为当爱尔兰必须实现彻底的统一与独立；但同时，另一方面又将梅雷亚德视作自己的私有物，完全无视她的意愿、否定她的独立与自由。而这正是前殖民地独立后所诞生出的民族主义的写照——既激进地反对殖民者遗留下的不平等，又顽固地维护前现代与父权制的不平等。在小说末尾，面对劳埃德对詹姆斯的欺骗、对小岛自然与文化的窃取，弗朗西斯并未用任何手段阻止劳埃德离开或逼迫其实现诺言，反倒因梅雷亚德做过劳埃德的裸体模特而找她对峙（但同时，他又对梅雷亚德数年遭受马松的性剥削熟视无睹）。在这些父权制-民族主义者眼中，女性仍然是家庭中父权的所有物，她们的生活必须经由父的授权与许可才可以进行。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其仍然是殖民主义逻辑的一种延续。 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表面上象征着现代化的前殖民者劳埃德、表面上主张着保护被殖民地传统的马松还是表面上象征着反殖民与民族统一的弗朗西斯，都无法解开后殖民时代的困境、无法给被殖民者带来真正的解放。小说的几乎每一章都以收音机中传来的关于爱尔兰共和军与阿尔斯特志愿军之间的政治暴力展开，而每当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遇害，受害方便会在自己心中加上一笔需要对方偿还的血债，于是又会出现更多的暴力与死亡，正如作者借梅雷亚德之口诉说的：“摄制组、新闻记者来到这片土地只会谈论士兵、枪炮和炸弹，现在的故事，写死亡、憎恨、恐惧、以牙还牙的故事，一个报复叠着另一个报复，一个向下的狂暴螺旋，直到那些潜伏在深夜街头的杀手再也不记得他们想要报复的是什么。” 劳埃德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承诺甩手离去，詹姆斯关于未来的一切憧憬砰然坠地，梅雷亚德无助地面对怒不可遏的弗朗西斯，而在小岛之外，无休止的政治暴力与种族仇杀仍在进行，到最后，这困境仍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不幸与苦难仍然笼罩在每个人身上。当然，除了那些涉海而来的异乡人们，他们涉海而来，他们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