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提到的部分年鉴学派历史学家

（相亲相爱bushi）年鉴学派一家人 1️⃣牢大费弗尔 『巴特则乐于想象福柯的书会博得吕西安·费弗尔的喜爱，“因为他将‘自然’的碎片归还给历史，并且将一个我们视为医学事实的东西——精神病转变为文明事实”』cr 第二章 书及其副产品 2️⃣牢帝布罗代尔 『接下来是布罗代勒的“注释”：“前面的报告”，他写道，“强调了米歇尔·福柯的这本书的独创性和前卫性，我再补充几句，我在书中不仅看到历史学家绝少涉及的集体心理学的研究，这是我们继吕西安·费弗尔之后衷心呼唤的东西。我承认并且欣赏书中那种通过三个或四个不同的中介和某种含混性看待某一问题的奇特态度，虽然这种含混性时常被错误地反映在具体方式上（应该谨慎关注其发展过程），但它是每一种集体现象固有的含混性。一个文明的真理潜入矛盾、意识和无意识动机的阴影之中。这本绝妙的书试图把精神病作为一种特别现象进行追踪，这可能成为一种在文明的精神结构之中的神秘历程。它如何应该抛弃和摆脱自己的一部分，并在它自身过去赋予它的东西中，划分它期望保留的和它希望摒弃、排斥、遗忘的东西。要进行这种艰难的追踪，需要一位全面的、集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于一身的思想家。我们提不出什么规范方法：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这种方法，只有天才才能做到。”』 3️⃣三代几小只 雅克勒高夫 勒华拉杜里 『雅克·勒·高夫曾在捷克呆过一段时间，他的警告没能冷却他的同志们对m主义的热情，以致历史学家们可以在今天对高师的“这一代主义者”进行质疑……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1949年入校，不久便担任支部书记』 『支部书记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是最凶残的一位。他是十足的判官，发号施令，无时不在四处监视，特别监视高师学生们有没有越轨行为。』cr第三章 *** ☁️*跑题:勒华拉杜里访谈录关于自己的相关轶事（因为豆瓣没这本书条目就顺手在这里补好了😭） UNE VIE AVEC L'HISTOIRE Mémoires，2014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En réalité, c’est la victoire de la révolution communiste chinoise en 1949 qui a provoqué chez moi l’adhésion au PCF.』 『我（勒华拉杜里，下同）特别欣赏欧仁·格朗台这个角色，他继承了父亲巨额的财产后，在家乡建立了一座图书馆。我曾经当过图书管理员，那个角色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选择历史作为研究方向本身源于家族传统。我的祖父深受革命的影响，尽管他实际上厌恶革命，却相对钦佩拿破仑。因此，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历史和回忆录的书籍。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促使我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当初决定撰写关于法国南部农民的博士论文时，我部分是出于一种斗争意愿。在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并未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如社会阶级等），但逐渐形成了马尔萨斯式的观点：即历史的重大发展受到人口增长与各种阻碍之间的冲突所主导，这些阻碍包括食物短缺、致命瘟疫、毁灭性战争以及恶劣的天气等……总体而言，关于我的职业选择，是由于排除了许多其他可能性，再加上对历史教学与研究这一职业所具有的某种声望的吸引，我才决定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Q:在影响过你的人物中，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 A:在社会学领域，有阿兰·图尔兰……图尔兰确实是参与观察法的倡导者，他主张年轻的社会学家应像积极分子一样投身于社会运动之中，从而更好地理解那些参与政治活动的民众的行为。 我在乌尔姆街结识了布尔迪厄，他当时极为低调甚至有些害羞。他的早期著作让我深感折服。』（和夏蒂埃对谈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里的牢布已进化成拉踩全世界的尖锐模式我不行了）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还有三位重要人物：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先来说列维-斯特劳斯，他周围仿佛有一种崇拜氛围，以至于这位伟大的民族学家有时似乎主宰着法国的知识界。然而他并非左派人士，甚至与左派毫无关系。他始终主张在城邦事务上保持政治中立。他在家庭结构与神话问题研究领域给了我很多启发。他说话时使用的词汇极为罕见，甚至在日常对话中都难得一见，但每一个词都极具说服力。有人常说——这是我的朋友雅克·朱利亚尔的话——随着世界大战的渐行渐远，骑兵的作用似乎愈发重要；而我则认为，随着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离我们而去的时间越久，我对他那优雅非凡的个性的迷恋就越深。』 突然间，当讨论到一个个被列出的候选人时，其中一位投票人说道：“还有拉康博士。”有人胆怯地问道：“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您怎么看？”人类学家只给出了长长的沉默作为回应，人们由此明白列维-斯特劳斯完全反对这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的入学申请。最终，我们的导师打破了沉默，简单地说：“我反对拉康进入我们的学校，这是出于‘卫生’考虑。”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希望自己是法国人。有一天，有人指责他出生于布鲁塞尔，他愤怒地回应道：“我虽然出生在布鲁塞尔，但我的灵魂是在巴黎孕育的。”列维-斯特劳斯的言辞确实不乏犀利。在法兰西学院的会议期间，我长期与他为邻。他不停地画着各种几何图形，不过他对这些图形其实并不屑一顾——但我还是保留了几幅。他是个非常沉默的人，但在交谈中却十分得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无言的相处中表现出色。他对表面的礼节规范极为讲究。』 20世纪50年代，乌尔姆街还有米歇尔·福柯。为了逃避作为档成员时所遭受的斯大林主义迫害，他有时会装作精神失常者，但鉴于他极高的智商，这一伎俩根本骗不了任何人。』 『在另一个领域，卡洛·金兹堡的研究始于“我的”蒙塔尤时期，或许稍早一些。和他一样，我也研究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这些档案在意大利同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他始终坚守左翼立场，这使得他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因而更加无可争议。』 『我的良师乔治·杜比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和电视行业的人士。在那些有教养的妇女们中间，常常会在傍晚时分听到这样一句话：“请原谅，我今晚不能去您家吃饭了，我要看电视上看杜比的节目。”』 『Q:您无疑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历史学家之一：与广播和电视的接触是否改变了您的历史研究方法？这是否让历史研究对公众来说更易于理解了？ A:蒙塔尤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在媒体上有了更高的知名度。我的媒体人缘始于我的一位朋友让-马克·勒文。他想拍一部关于朗格多克农民的电影，通过这个项目，我得以进入电视节目的幕后工作，甚至登上了电视屏幕。有一段时间，我还小有名气，成了电视界的“小明星”。我会成为历史领域的“布吕尼耶尔”吗？在吉斯卡尔执政时期乃至其后，我经常被邀请上电视节目。当时，我常常应要求就许多并非我所擅长的领域发表意见，至少对其中一些领域并非如此。我并不隐瞒自己的某些政治观点，不过后来我学会了不再那么做，或者至少尽量减少这种情况。1981年社会党上台后，我出镜的频率有所降低，但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在电视领域，我与皮埃尔·杜梅耶有过很多合作。例如，我们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圣西门回忆录的节目，这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人们常常忽视，对研究者而言，广播和电视也是丰富自己在某领域知识的途径。电视本身并非一种低人一等的媒介。』 我能够进入France Culture电视台工作，要归功于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丹尼斯·里谢的节目，如今由罗杰·夏蒂埃接替他主持该节目。』啊啊啊夏蒂埃。。。 『对我而言，《蒙塔尤》是一个漫长的个人故事：从我开始研究成为法国领土的南部地区起，这个故事便始于1968年。那一年，我路过索邦广场上的PUF书店，那是一家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大型书店。在书店的橱窗里，我看到了让·杜韦尔诺所著的《帕米耶的宗教审判》这本小册子。我买下了它并翻阅了几页。后来，我又从图卢兹的重要南方出版社Privat手中购得了杜韦尔诺用拉丁文写成的三卷本著作。由于我在亨利四世中学和拉卡纳尔中学学习时接触过拉丁语，因此对我来说使用拉丁语并不成问题。那是一份雅克·富尔尼埃的宗教审判记录。我意识到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献，它详细展现了某个山区社区及邻近教区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和妻子去了蒙泰尤这个地方，那是18和19世纪时非常普通的居民点，只有几排并无特别特色的房屋，而最显眼的是中世纪城堡的废墟。围绕着那座城堡的古老村庄早已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城堡山坡稍低处的那些乡村住宅。这种中世纪式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现代建筑所取代，那些房屋排列得毫无特色，就像一排排洋葱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蒙泰尤人对我非常友善热情，但他们对自己那段惊人的历史一无所知，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祖先的历史，因为其中许多人都是雅克·富尔尼埃迫害或折磨过的可怜农民的后代……我采用了惯常的方法，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我向这一领域的世界权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请求祝福，他以一贯的慷慨之心欣然同意了。早在对圣西蒙回忆录的初步研究中，我就借鉴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我担心出版商会担心，关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仅存在了三十年、仅有两百名居民的微小村庄的著作可能难以获得读者青睐。在NRF的皮埃尔·诺拉以他一贯的友善态度试图安慰我：“我们会卖出三千本，而且会让你获得一个文学奖项，”他带着安慰的语气对我说。出乎意料的成功立刻显现出来。加利玛尔出版社的印刷机因连续重印而不堪重负。皮埃尔·诺拉再次向我保证，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本书与一部美国著名拳击手回忆录的译本同时出版，巴黎的出版商原本对后者寄予厚望，但结果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