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灵与肉的国度的漩涡中心

一个人生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还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肉体和一个能够自由思考的大脑，由于各种外部因素的限制，他需要做很多事情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他进行思考并决定要信点儿什么。而思想对于行为的指导作用非常强烈，而二者若是无法和谐统一造成的认知失调就有必要进行纠正，那么这种时候一个失调的人就自然而然的会产生某种强烈的动机。 虽然哲学家们通常都会鼓励人们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但是在前现代社会中往往会有各种外部力量争相成为个体的统治力量，而在生产力不足以及面对各种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的矛盾中，普罗大众们很多时候也确实需要一个领导者来领导群众建立社会并提供作为一个个体所必须的安全感与物质需要。于是国家与文明这个东西就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了，等级制度也自然而然的建立了起来。作为一个无数劳动者共同构成的集合，掌握着最大的物质力量的君主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无数思考者思想交汇的混流，智慧最为出类拔萃的哲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解释权。而当以部落形式生活的智人们在指导下逐渐征服自然在土地上建立起庞大的国度之后，帝国就此诞生。 一个庞大的帝国的主人，一个皇帝，其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在明确统治了无数人让其按照某个宏伟的规划进行劳作的同时使其相信自己应该这样做的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合法性来源，皇帝不仅需要统治一个人的劳动成为其肉体的主人，更要统治一个人的思想成为其精神的主人。而一旦二者之间出现分裂，往往会造成巨大混乱。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上古时期纷乱不休神人并行，直到颛顼开始绝地天通，禁绝了各种混乱的祭祀行为，将向神祭祀的权力垄断到了中央，算是进行政教合一的初步尝试，这一步虽然伟大，却也并不新鲜。到了商朝祭祀开始滥行，王室动不动就大搞人殉，人殉传统虽然早已有之但是商人显然玩出了新的花样。而这一切都被新的政权看在眼中，而一代贤者周公旦的横空出世，确定了一种名为周礼的价值评判体系，将神灵崇拜一脚踢开，成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象征符号，天子的合法性评价基准也从纯宗教式的超自然力量转变为了以道德为基准的人文评价体系。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华文明终于长大并展现出了自己的独特魅力。 所谓王朝终归是要灭亡的，秦始皇成为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皇帝这一历史的主角也就此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在思想统治方面秦朝走的又有点儿太远了，近乎完全抛弃天命论而纯粹以冰冷的法家律令来规劝大众，这也直接导致了一种赢得动却输不起的极端倾向。秦人的刀兵固然能够碾碎任何胆敢冲击帝国的肉体，但是却无法从心理方面安抚每一个已经失败了的或者有可能失败的对于未来彷徨不安的民众，于是秦朝二世而亡，汉朝则是儒法一体霸王道杂之，儒家也在汉武帝时期正式成为国教。儒家，或者说儒教也正式成为了中华民族思维系统的底层逻辑，进入进入到了皇帝端水时期。在汉武帝时期，就像很多刚开始确认一种思想予以国家层面上的宗教地位的始作俑者一样，刘彻明显是将其用作好用的统治工具来使用的，然而即便是自负如刘彻也知道犯错了得认，罪己诏无疑是宗教或思想力量的一次小小胜利。在这之后，儒家对皇帝的节节胜利甚至直接导致了王莽新朝的出现。在这之后，儒生们与皇帝之间的斗争无疑是中国历史封建王朝的绝对的主旋律，皇帝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的端水保持平衡。但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牵连更加深入的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 对于欧洲来说，罗马的存在形式无疑深刻的塑造了欧洲，但罗马从王政时期进步到共和国，之后奥古斯都确立元首制无疑是一种倒退，但是共和国的形式无疑已经不再适用于业已庞大的帝国。“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只有在中等规模的城邦，即"观察所能遍及"的城邦才可行。就连规模大一点的城邦，也几乎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治理。”所以罗马帝国的合法性之薄弱， “君主制实际上只是个可实行的最不糟糕的选择。”甚至就连奥古斯都本人都只称为第一公民而非皇帝，维持着一种隐藏于帷幕之后的皇权统治。脆弱的合法性来源给了刀兵所及的简单的篡位途径，也无怪乎三世纪危机期间禁卫军继承法如此盛行。而结束了三世纪危机的混乱的戴克里先彻底神化皇帝的地位也未尝不是一种强化合法性的尝试，戴克里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大权在握却又主动分权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共治皇帝，之后又觉得不够用搞出了四帝共治，他极端强化皇帝的神圣地位为此对基督徒进行大肆迫害，但是他也是罗马唯一一个大权在握并主动退位享受生活的皇帝。而君士坦丁在混乱中重新获得胜利之后，不知有没有从戴克里先处获得了启发，他也试图重新构建帝国的合法性来源，但他选择了另一个事物——基督教。就像刘彻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一样，君士坦丁也是一种实用的工具主义，对于基督教内的各种派别，那一方人多他就支持谁，只要它够好用就行了，甚至君士坦丁本人也是在临死的时候才进行洗礼。君士坦丁的端水水平很好，不过后人的智慧很显然出了问题，君士坦丁的儿子们互相征战，甚至叛教者尤利安一度试图恢复多神信仰。虽然关于信仰之争给帝国带来了许多混乱，但是基督教还是后来居上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唯一信仰，甚至在拉丁式的西罗马与希腊式的东罗马之间起到了有力的粘合剂作用。有用，但是只有一点儿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西罗马灭亡后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在希拉克略不再使用奥古斯都而是巴西琉斯之后，罗马大概是真的亡了吧。而在1453拜占庭彻底陷落之后，罗马彻底死去，而基督教终于获得了彻底胜利。 基督教在和罗马帝国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尤其是西部罗马天主教会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教化了一众蛮族的国王成为了上帝的子民，但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所面临的威胁一点儿也不少，偏远未开化地区的异教信仰，飞速崛起的伊斯兰世界，南下疯狂劫掠的维京人，与东部正教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沟壑，都无时无刻不在敦促着罗马教会彰显自己的力量显示自己的权威。在公元800年查理曼在教宗的主持下被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虽然查理曼想要和拜占庭进行联姻重建罗马的梦想破灭了，但是这仍然为既不神圣又不罗马更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出现提供了线索，然而在一个非大一统帝国的的多民族世界中。提供精神指导的教权和提供世俗指导的王权之间的冲突却又往往更为激烈。虽然神罗皇帝通常必须由教廷进行加冕以承认其合法性，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之间不曾停止过发生冲突，导致教廷甚至一度不得不依靠南下的诺曼人建立的西西里王国的力量进行抵抗。虽然在统一帝国之中信仰力量的最终追溯人和世俗力量的最终追溯人都能够指向皇帝本身而达成和谐，但是在中世纪欧洲教权和王权的脱离又使得两股力量的冲突表现地更为显著。教廷与神罗的冲突只是日常任务，和法国英国等世俗力量的冲突也不在少数，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很少有世俗力量领袖允许其他力量凌驾于自己头上。虽然十字军运动起源于一场过于成功的演讲，但是十字军无疑也是一种教廷对于自身力量的展示行为，而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等军事修会的成立也有教宗国试图掌握世俗军事力量的小巧思。十字军运动一开始无疑是成功的，有效地确立了教会在欧洲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但是随着十字军的一次又一次失败，甚至有第四次十字军那样的耻辱，这把双刃剑反而割伤了自己。而在教权与王权的不断斗争中，中世纪的时光悄然而逝。而天主教会则也来到了变革的十字路口。 要说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有哪些，穆罕默德绝对是排得上号的，穆罕默德以一己之力为伊斯兰世界定下了文明范式，然后率领沙漠民族迅速崛起，而他的后继者的不懈努力使得阿拉伯帝国成为有史以来扩张速度最迅速的帝国，没有之一。圣战对帝国扩张带来的影响完全是宗教式的，而阿拉伯帝国也是少有的绝对的宗教引领世俗式的帝国。而信仰力量的极端强大也为哈里发平衡世俗和宗教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统哈里发中只有一个艾布·伯克尔是因病自然死亡，其他的几个都是被刺杀而死，甚至直接导致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而在穆阿维叶将世袭制引入哈里发继承之后，更是引爆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以至于伍麦叶王朝不到百年就被阿拔斯王朝更替。而西班牙后伍麦叶王朝、法蒂玛王朝和一众小国的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哈里发的同时存在也一度分薄削弱了阿拔斯哈里发的合法性权威。由此世俗武装力量开始抬头，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一套虽然不是四海通行，但是人类社会无疑是高度相似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大权在握也就百年左右就开始受到了一系列冲击，随后就如同被各路诸侯王包围在中间的周天子一样，哈里发的权威也迅速被各路埃米尔和苏丹分薄，而随着布韦希人与塞尔柱人先后入主，哈里发就此彻底成为宗教象征和傀儡。而在奥斯曼灭亡马穆鲁克王国自封为哈里发之后，哈里发这个头衔才又获得了权力，而这次其权力来源基本上就是纯粹来源于世俗了，宗教头衔含义也就只是个添头而已，在那个时间点上，已经走的太远了。 印度是个神奇的国度，一直被征服，从未被超越，其根植于印度教本身体系的种姓制度直到今天仍然稳如磐石，虽然阿育王和他扶持起来的佛教曾经一度大放异彩，佛教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极其广泛的传播度，但是并不妨碍佛教在印度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乃至今天一直是一个路边一条的地位，更别说承载着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领袖的重要责任了。而基于佛教的出世原则，但凡是一个有上进心的王朝启用它作为国教的话其带来的收益都远远无法匹敌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有着孔雀王朝扩展到自然极限而需要佛教的止战思想来维持庞大疆域内和平稳定的需求的说法，但我个人更加相信是阿育王本人真的是很喜欢佛教而投注的个人情感才使得他选择佛教，而阿育王死后佛教就迅速衰落，说明其确实没有什么用。印度历史仍然是一个迷宫般的鬼打墙一样，谜一般的土地谜一般的人。 日本的文明发展其实是很晚的，虽然本书作者认为日本似乎并不能够算得上一个帝国，但是关于皇帝的讨论如果不聊聊日本的话似乎确实少了那么点儿味道，毕竟日本的菊花王朝是唯一一个万世一系且延续至今的古老王朝，虽说历史上也有南北朝战国幕府等等重大变迁，但是作为皇帝身份的天皇系谱仍然是一直流传延续的。而这和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似乎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初期都是集世俗和神权为一体，后来失去世俗权力并成为象征性符号，从合法性的化身成为了给予合法性的来源。在天武天皇于壬申之乱中以弱胜强展示神迹并确立自身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前，日本其实更类似于所谓寡头统治模式，治天下大王也更多是贵族寡头们盟主之类的地位。而天武天皇之后之后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合一，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承认并且一度行使良好。但是正如所有的历史发展一样，变化永远是主旋律，很快天皇的地位就受到了各种挑战，天皇也一度失势得势。可能是得益于岛国环境的相对独立，中国大部分时期对于这里没有什么兴趣，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相继灭亡，甚至忽必烈两次征日都因为天气折戟从而塑造了神风之名。日本得以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环境中自娱自乐来解决内部矛盾，天皇即便失去力量却仍然被视为神权象征与信仰领袖。而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头衔却因为和外部世界过多的接触而受到过多的影响，到了近现代之后还是被废除了。最终幕府掌握世俗力量，天皇掌握信仰权威的图景就此在日本定型，双轨并行且和谐相处，不失为一副理想的政治图景，一直到一艘黑船驶向那座孤岛。 世界范围上的皇帝们的集体下线无疑是更加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的斗争终于还是落下了帷幕。而个人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高自由度的选择，但是与前现代社会中有限的选择相比，当今这个时代所提供的选择有点儿过多了，面对着无数的纷纷扰扰的诱惑，又该使用怎样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毕竟，人总该信点儿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