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的历史书写

朝代更替中的观念无非为两者所决定，一是天下观，二是由一衍生的克继大统。中国明明是个缺乏一神教传统的国家，却反而演化出“天下秩序”，昊天上帝与天很可能是青铜期两河的一神教残余与内亚游牧的天崇拜混合的产物。其在东亚融合后得到独立发展，形成所谓天下秩序。

它要求以一种政治秩序概括世界万物，天子即天下的主宰，经受天子的统治即走上本体论的正途，其余化外之人则用朝贡附庸的方式享受天子的秩序。他是天在人间的使者，他的国家机器即为一种本体论的现实政治构建，所有权力亦出自他。

但很明显，大部分政治理论都是先有现实中的政权再有被构建的合法性。当现实中的政权轮替，合法性自然被重新叙述，但这种被叙述的文字也成为新的经典，作为一个实体影响着历史。

王莽篡汉，正是以前汉各位儒学家的思想为轴。是古文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但身死国灭，刘秀以汉室宗亲的身份顺理成章地除灭逆臣，归复大汉江山。故而是克继大统，天子的神圣权柄不再凭血缘而为刘秀这种远房一支所继。

但现实政治的交替总会改写秩序，汉末的动乱使得天命再次有了交替的可能，理论总要为了现实而低头，即使理论可以暂时抵抗一会。作者所讲的“禅让后起元”问题由此应运而生，正因为此后的历史不再为刘姓天子，一位位的异性天子的社会现实催生着该问题。

起元在王朝中扮演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它即是现实中的年份又是史书中的代码，即是现实里的秩序又是经书中的秩序。王朝之开端是何？元年如果为王朝之开端，那曹操或司马父子应该立本纪吗？本纪已经在意识形态中被强化为帝王之专属了。所以天命难道在魏国元年前已经降临于曹操身上？此问题在魏晋的朝堂上争议不断。最后的斗争中立本纪者取胜，而采用一种蜿蜒曲折、迂回证成的论证。

禅让被从古老的文本中发掘出来，前朝并未失去天命，而曹操\司马父子以为前朝立下不世之功业，他们都还只是臣子身份，天命仍在前朝皇帝的秩序下。但他们凭借功业一步步“去臣化”为公封王，最终实现天命更替。而前代之君不至于成为涂炭人民，身死国灭的暴君昏君。前代的合法性不至于出现断裂反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为己所继承。

反而是刘宋的更替继续改写着经典文本规则。刘裕本人的北伐克复了两京，此当然可以归属是东晋之功业，而与桓玄卢循等人的斗争功绩，似乎便不那么纯洁了。以至于到后世，陈霸先与王僧辩之间的斗争，也要成为陈的功业，而王明显对梁朝廷没有威胁。此还牵扯出作者的另一个问题“开国群雄传”，此处先避而不谈。总之刘裕遵循曹操司马父子的先例，但却出现一个严重的断裂，刘裕本人即克继大统搞了禅让，天命似乎直接降临在臣子之身体上，天命观越来越模糊不堪。

北魏的情况毫无必要讲述，无非是十六国都是异族政权，不必或很少地用中原政治观念修饰他们的政治机构实体。他们存在的时间大部分不长，史料也多是残缺不堪的汉文史料被意识形态入脑的士大夫书写，再被南朝的士大夫根据政治需要选择性收录，所以十六国压根没必要考虑什么天命与禅让，而北魏直接攻取于慕容氏和赫连勃勃，他无需考虑什么天命转移，因为上一个有天命的大一统政权西晋早就灭亡了。北魏在孝文帝后只需找一批士大夫便可宣布自己有天命，无需禅让，因为它并没有所谓一个实体王朝供他篡权。

北周北齐倒是因为魏分东西的原因牵扯到了禅让的问题。但我这里不打算讨论。不如直接谈及“开国群雄传”，在魏晋之际，为彰显开国君主之勇猛和天命所归，中间必须有类似骑士文学模版的与其他枭雄争斗的过程。而枭雄应处于什么史书中呢？史书是国家意识形态之所在，是一朝乃至历朝历代的经典。正常情况下，枭雄们总要被置于前朝史书末尾，而开国君主不在其中而单独享受下一部史书开篇的虚荣。而陈寿却将与曹操争斗的二袁一吕等豪杰置于魏书中较夏侯氏等忠臣以更靠前的位置，此举也引得刘知畿的愤恨批判。其中情感暂不必考虑，但其反而折射出一种“开国群雄传”作为一种新史书文体的诞生。

他们在两汉之时尚还不曾有此失败的殊荣，何以在魏晋之际却得以被发明一种新文体来记载呢？其实正是与上文谈的天命、禅让等是一个起源。正是因为刘邦刘秀驱除暴秦击灭王莽，不存在一个与前代的君臣身份。而曹操司马父子都是先代之臣，为先代开创不世之功而获天命，而所谓“开国群雄”自然作为君主功业的副产物。他们一方面表明前代气数已尽，只待灭亡。又可以用来彰显开国君主的功业之所在。所以他们作为一种对君主的功绩附庸的方式被意识形态曲笔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