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列主义方法仍是时兴的时候，他们常常只是在文章开头和结尾程式化地重复马克思主义主题，然后在中间部分做他们自己的事。”

墨磊宁在研究中国族群问题的海外学者中很特别，极少有先入为主或以终为始的、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论揣测，也没有海外汉学理论和综述漂亮而论证一坨的那种头重脚轻，对比之下很容易读出他是抱着纯粹的好奇，乃至常说的“温情与敬意”。俏皮睿智的本尼迪克特在序言也是这么侃他的，很好玩。

非常漂亮精悍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核心是指出了云南民族识别过程中语言学的影响，源头是20世纪初英国一个探险家和业余学者Davies从东南亚进入云南后，基于语言系属一时兴起做出的族群分类。

作者试图颠覆西方学界以往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认识，强调这个过程是由社会科学学者主导，而非代表国家的政府干部操办。社会主义政权对Nationality的定义来源于斯大林，对其的想象则是以北方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民族为雏形。长征途中的经历对于扩展这个想象一定有作用，但或许作用不大，又或者是和周明朗的观点类似，西南族群之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实在无法和北方民族相提并论，所以第一次人口普查出现了400多个可爱的自报族称。

“这个项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民族调查是科学的，但不是学术的。”按照斯大林的“四个共同”原则能在西南识别出多达0个民族，于是主导云南民族识别的林耀华从他字里行间抠出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定义——“民族潜力”。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社科学者们真的很擅长玩文字游戏，在新中国笔挺上浆的线性进化论世界观里挤出一点空间。

不太认同的是，墨磊宁在论证过程中为了立住这个学术创见，构建了学者和干部身份的二元对立，或者说将从事民族调查的人分成了“在政治要求中绞尽脑汁追求科学的纯洁的民族学家” 和 “希望按照马恩列斯理论推进民族识别、尽可能减少分类数量的干部”。但现实可能是更暧昧的，许多学者同时也是干部，“学者”并不天然地就是政治中立或者反对族群整合，也不一定代表了学术界这个利益群体。作者在靠后的章节逐渐极化了自己的观点，或者只看到了方国瑜那条材料的表相，为国家一时的“名从主人”政策赋予了过重的分量，反而认为学者为了巩固民族学建制和学术专业主义，“将中国民族学作为一门常态科学稳定下来”，而比干部更强烈地主张固定族称。但国家（干部）出于国族建构和现代化治理，显然是有更强的族群整合动力的。

除此之外感觉没啥刺可挑，也学到了一些实用写作技巧，学术作品写成这样真好看吧。无论是兴趣、问题意识还是行文风格，墨磊宁的书像滨口龙介的电影一样直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