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帕尔蒂：《政治性的考古学》读书笔记

导论 政治性的概念史——考古学课题

施米特的先驱。【1】帕尔蒂假定，“17世纪西方国家绝对君主制的确立带来的一系列权力运行体制的变化所导致的剧变开辟了政治性领域。正是在这个时候，阐明政治性的一系列二元论才出现，使得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内在性和超验性作用受到重视。”他关注政治性领域是如何从它所要颠覆的神学世界中产生，以及这一领域如何建立起来。政治性的维度是一个历史实体。【2】在福柯“表象时代”和“历史时代”之外提出“形式时代”，政治性被表述为：表象时代的“折叠逻辑”，历史时代的“无差别/同一逻辑”和形式时代的“跃迁逻辑”【3】

第一章 政治性的神学起源

回到费弗尔修正科赛雷克。希望解释1550-1650年间，伴随着绝对君主制的确立，权力行使体制发生了哪些变化？神学是如何成为政治神学的？与思想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同，寻找到不是假定的现代民主先驱，研究的所有思想家都深受专制主义思想和政治思想神学模式的熏陶，但他们在争论中揭示了现代民主的基础是如何建立的【7】帕尔蒂把1550-1650的巴洛克时期称作“界限期”，最初的鞍型期。【8】从中世纪关于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变化讲起，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出现，过往不在是单纯的不同机构之间的仲裁者，现在有了与臣民完全不同的神圣特质【14】专制主义的转变与旧封建帝国普遍主义理想的消解和国家君主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称为从文艺复兴君主制到巴洛克君主制的转变【15】神父中介人的维度，唯一能够在神与世俗之间重建沟通并恢复世界失去统一性的人，既参与两个世界的统治，又不参与任何一个世界的统治【17】借用德勒兹褶子结构的说法，巴洛克时期政治思想的基础，外部与内部、上层与下层的对立以及两个平面之间无法沟通的二元论世界观【21】阿甘本《王国与荣耀》，君主作为中介人物，上帝通过其在世界上运作的代理人【23】divine oikonomia转化到political oikonomia，伴随着绝对王权的确立，君主以中介人形象出现，必须恢复一个不再拥有构成其本身的原则的社会的统一【24】苏亚雷斯《捍卫信仰》。上帝与君主需要社会作为第三要素进行协调；整个社会和多元主体之间也需要第三要素协调，即君主，把多元主体还原为单一个体的政治权威，此前社会本身尚不存在。帕尔蒂指出，一个社会永远不会立即与自己融为一体，立即与自己保持一致，构成社会的统一原则来自外部，这就是政治性的含义。社会的构成不能归结为其本身固有的平衡机制，社会从起外部的要素中获得异质性，由此区分政治与社会【31】社会相对主权是过剩关系，社会是其合法性来源，同时阻碍了概念本身的实现；主权相对于社会也是过剩关系，前者赋予后者统一性原则，这一原则构成社会，同时也通过引入权力关系而破坏了社会概念本身，社会的构成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分割，社会是自相矛盾的概念【31-2】随后出现的政治性领域通过双重过剩阐明，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分离，并建立起不可分割又相互冲突的相互关系，主权是这一悖论的典型示例【32】17世纪政治概念转折，是什么出现并标志着西方权力行使体制的断裂，统治者还是契约？国家理论还是民主基础？【32】选择其一作为现代政治性起源的做法，忽略了当时变革的核心。帕尔蒂认为，主权与契约对立背后更重要的是政治性的出现，也就是在社会与自身的建构性不协调的基础上展开的、确立了政治辩论和政治实践从此将发生的舞台的新领域的开辟；这一领域由双重过剩编制而成，一段是社会，一段是超越并构成社会的政治权力固有的一切；第三个要素是二者裂痕内在化，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演了社会的建构性裂痕，以各种形式相继出现的中介人形象一次又一次成为辩论的重心【33】不能简单理解为深化专制主义。政治概念转变的关键不在于这两个极端，而在于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关联。变化的不是概念，而是阐述概念的逻辑：褶子逻辑【34】政治概念不断地自我折叠，只是为了在其中找到它们的反面，这种折叠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概念分裂，循环往复。主权与契约同时排斥/预设所产生的僵局使主权概念自我折叠，为主权与政府的对立留出空间，政治概念被定义为主权概念的对立面，二者相互脱离，后者成为一个政治类别，最终在自身内部找到赖以存在又使其无法实现的东西，公众舆论【35】

第二章 悲剧场景：权力的象征性和表达问题

斯金纳对霍布森的分析中强调paradiastole的核心作用，它在17世纪如何成为具体的政治问题而非道德问题？悲剧作为戏剧形式的重新兴起是这一问题的体现【43】政治性出现后，臣民的分裂生活：作为公民和基督徒，必须选择一方【44】把霍布斯和洛克置于巴洛克的概念宇宙中，超越他们进入背后的悲剧核心【45】前一张发现，讲多元性还原为统一性的过程是labor的结果，且需要代理人的行动、中间人的介入和外部因素的干预，这里引入额外因素，巴洛克的根本在于中介的象征性，即政治权力的表象性（虚幻性），权力的本质就是象征，无形的力量【47】悲剧揭示了折叠结构的基本原理；借用本雅明把象征与寓言区分开，寓言提供了最适合悲剧的表达形式【55】悲剧世界里时间是无效的，有效时间是19世纪的概念，是历史时代的概念，意味着与表象时代决裂，是鞍型期的显著标志【65】

第三章 解放话语和民主问题的出现：拉丁美洲案例

神学成为政治的含义，并不是说君主变成了上帝，而是上帝成了专制主义君主。【91】上帝把旨意铭刻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一个被置于他的领域之上和之外的过往如何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在社会中，又如何从社会内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92】不再是正义问题，而是oikonomia问题，政治的创伤性核心从关注主要原因转移到关注次要原因（中介）。【93】民主代表的政治性的创伤性内核在17世纪得到根本性重塑，问题并非源于权力对社会的超验性，而是源于权力的内在性。臣民形象和君主形象自相矛盾的巧合（代表的都是公民）阻碍了主体将其建构性矛盾投射到外部并将其驱逐出内部的绽开。问题变成一个国家如何代表自己，或共同体如何才能通过自身产生一种政治性效果，产生对自身的超越，从而构成共同体本身，又不在这一过程中重现超验（权力关系）的幽灵？必须重新定位终结，将其调整到与社会本身相同的现实层面，巴洛克政治话语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需要重新表述【122】

第四章 悲剧场景的重生和政治性作为概念性问题的出现

跃迁逻辑取代差别/同一逻辑，司法和法律的裂痕需要中介，但这需要任何规范性都无法涵盖的跃迁，主体成了命名这种脱离合法性的行为的象征，跃迁在其支持下涵盖了整个领域，主体和政治性由此达成一致【140】（按：施米特色彩很强）福柯，19世纪不断宣告形而上学的终结，其回归是通过双重运动实现的，即重新引入经验秩序和超验秩序之间鸿沟这一概念的同时，也重新复制了代表制度，将其折叠回自身的建构机制上，这是的主体性概念产生分支，悲破坏和分散，开始取决于系统关系的多元博弈，时间也变得多元化【153-4】最后重新理解施米特和凯尔森之争。勒福尔极权主义逻辑，每一个解放计划都将包含固有的极权主义冲动，构成其可能性的条件。极权主义和民主绝不是对立的术语，而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压迫和解放是密不可分的【175】政治性思维要求主体的去实体化，但一旦它失去其特性、正价或属性，变成一个通用概念后，政治性概念本身就开始瓦解，变得模糊、难以定义。【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