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另一种“魔都记忆”——《霓虹灯外》新书分享会

旧时上海，在石库门拥挤的屋檐下，普通民众吃着咸菜泡饭、穿着土布衣裳，在面对战乱与现代变迁时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韧性和创造力。在《霓虹灯外》中，我们读到20世纪初的上海从城乡移民的挣扎中一步步走来，而这座城市的底色不仅在于其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更在于柴米油盐中的生生不息。26年4月12日，我们邀请了文学编辑吴昊与作家三三展开对谈。两位90后上海人从《孽债》《儿女情长》等老剧谈起，延伸到《长恨歌》《繁花》的文学对照，并聚焦书中黄包车夫等普通市民的生存史，这些都构成了另一种“魔都记忆”。以下内容节选自该活动分享。

吴昊：各位下午好，我非常高兴能再次帮助也人进行推广，第一次是帮助《苏北人在上海》做推广，而这一次我邀请了我的好友三三一同参与。实际上谈及这个话题，我们是感到有些不安的。我们两个都是90后，却都在讨论老上海的话题。尽管我们都是上海人，但当我们被问及上海掌故时，会发现自己无法流畅地将其讲述出来。相较于真正的“老法师”（上海话中对在某一领域深有造诣的人的称呼），我们的知识储备肯定是不足的。我是文学编辑，而三三是一位作家，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从文学的角度，或者说跟上海有关的文艺作品的角度来介绍《霓虹灯外》，作为一个引子。我第一部分想讲的是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老上海电视剧：《孽债》《儿女情长》和《上海沧桑》。《孽债》讲的是插队落户的故事，反映了一位知青子女回沪后遇到的一系列不适应的问题；《儿女情长》可以说是上海的“大宅门”，但气韵跟它完全不同；而《上海沧桑》横跨了近百年的上海变革，从一开始穿着晚清服饰的人物到上海社会中的摩登穿着，再到东方明珠等现代建筑的兴起，最后呈现出千禧年上海的形象。我想说的是，当时的电视剧里所展现出的上海风貌与《霓虹灯外》中的描述高度一致。

《儿女情长》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族中只有一个小儿子，其余全是姐姐。两位老人与小儿子居住在南市区的老城厢里，小儿子居住在阁楼上，通过楼梯上楼。这个形象对我而言很熟悉，因为我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生活。剧中小儿子的扮演者是《亮剑》中的赵政委，而在《儿女情长》中，虽然这位演员并非上海人，但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上海小男人的窝囊形象。他演的角色是上海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他的老婆叫胡金娣，是一个势利的坏女人，她出身棚户区，性格虚荣拜金、刻薄凶悍，对公婆缺乏尊重，后来出轨台商，导致两人离婚。《上海沧桑》这部电视剧非常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古板地遵循了传统历史的叙事脉络，即用影像呈现特定时间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并探究这些事件对当时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对剧中大家族所产生的影响。比如剧中巍子的父亲是一位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剪掉了辫子，因此引起了上海道台的注意，险些被处决。因此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样的场景虽然如今不可能亲眼见到，但这却是上海文艺工作者的一种雄心，代表了他们曾经达到的艺术高度。尽管从当前的视角来看当时的服化道都不尽如人意甚至略显简陋，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满腔热情和信心。我能够感受到，无论是演员、导演还是编剧，他们都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作为晚辈，我觉得这是一种让人向往的精神。他们讨论着当时发生的事件对上海人产生的影响，我认为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怀念的。而我要讨论的两部文学作品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金宇澄的《繁花》，都是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实际上就是我对《儿女情长》和《上海沧桑》的一种镜像，可以笼统地说成是大与小的对比。《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的故事，《繁花》大致可以说是阿宝的故事，但更准确地说，是阿宝、小毛以及沪生三个人物的故事。然而，两位作家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观察视角却有所不同。大家可以仔细地去看一下，王安忆老师笔下的上海总带有一种漂浮感。她的文字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而《繁花》则是从至真园出发，在黄河路上抬头便可见霓虹灯招牌出发，展现上海城市中那些或隐秘或显眼的角落，无论是好是坏，是脏是净，都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日常。王老师更偏重于历史，而金老师更关注日常。金老师书中的细节更多是通过饭桌文化展现出来的，一桌又一桌的饭局，像流水席一样，今天我与你吃饭，明天我与他吃饭，将生意与情感交织在一起，就是这种日常点滴的细节。包括食物是如何准备的，这道菜肴为什么美味，这是一个互相印证和召唤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上海的文艺作品或者说文学作品应该呈现出的一种风格。从我有限的观察来看，谈到上海的城市形象我会想到郭敬明与张爱玲。在郭敬明的作品刚面世时，许多人都对他进行了批评，包括文学界和影视行业的专业人士。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点就是他其实是一种“油门踩死”的张爱玲。我认为，郭敬明是准确地捕捉到时代脉搏的人。他的作品，无论是否抄袭，都似乎预示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中历史让位于个人。然而，个人是否真的充满了日常，值得商榷。现在看来它的价值变得非常狭窄。在新感觉派文学中，无论是刘呐鸥还是穆时英，都着重于描绘身体感受——一个异乡人初到上海，在十里洋场中迷失的不适感。上海被描述为一个地域上的天堂。这种表达的统摄性很强。

三三：我插播一些个人看法，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新感觉派的文学性相比于郭敬明的流行文学高很多？是因为郭敬明更多写的是上海的浮华，但是新感觉派写的内容其实是矛盾的。正如本雅明讲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他们对都市生活的繁华充满渴望，但又因自身性格或种种的局限性，无法完全融入其中，反而成为边缘人一样。因此，他们处于一种既迷恋又恐惧的游荡状态，于是新感觉派开始描写一些鬼怪或神秘元素，比如拉黄包车时发现车夫是个女鬼等等，这种创作来源于作者对繁华的都市既欣赏又恐惧的复杂心态。但郭敬明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恐惧感。

吴昊：回到本书内容，我认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目前关于上海的讨论中很少提及哨兵。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作者要写的是霓虹灯下的哨兵。无论如何，在那段时期里，上海的革命史是必须去谈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研究，绕开这个东西历史就不成立了，因此我认为这是有必要谈的。

三三：《霓虹灯外》展现的是最普通的市民生活。那些从外地到上海来的人，他们能做些什么？而本书选择以黄包车的视角来进行叙述。我最喜欢的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叫“到上海去”。它从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英国人说起。当时，他们到达后却租不到房子。让我感动的是，大家会因为历史的失败而把责任归咎于某些人，认为他们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李鸿章应负什么责任。但实际上，许多小官员正努力用自己的方式避免租界出现，避免外国人进入这一区域，并且大家努力地维护着华洋分界的秩序，以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阅读本书我会觉得历史有着更复杂的视角，让我非常感动。书中关于黄包车夫的描写很详尽，这是我在其他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没有看到的。同时我觉得非常适合与本书对照阅读的，是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里面讲到永安百货等大型百货公司在当时是如何互相竞争的，比如有的会把最好的唱片机放在六楼展厅，有的则会提供空调和电梯。如果说《上海摩登》讲的是上海的一些建筑或发展，那么《霓虹灯外》揭示的就是普通市民在上海复杂的人生命运。我常会提到书里提及的一位黄包车夫，他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人，如果不来上海拉黄包车，他可能就会在农村耕作，生活会非常艰辛。他非常勤劳地在上海拉黄包车，逐渐把家人接到上海。然而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也在此，他的家人无法适应上海的生活。他的妻子裹着小脚，带着五个孩子在上海捡垃圾为生，由于找不到工作，只能从事这些底层工作。因为没有钱，最终导致他五个孩子一个又一个地死去。你就会觉得这样的小人物在大城市里是寸步难行的。

吴昊：确实存在一些个体偏差，有一些人来自苏北农村，由于黄泛区的影响，一方面饱受战乱之苦，另一方面黄河泛滥使得他们无法耕种土地。他们逃难至上海后，有些人展现出了极强的时代奋斗精神。起初他们可能只是租一辆黄包车谋生，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赚取了一些钱，并将整个家庭从苏北农村接到了上海。随后，他们逐步发家致富，从租一辆车到拥有几辆车，最终成为老板，这样的成功案例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农村人，特别是苏北人来说，来到上海究竟意味着什么？作者卢汉超也说，“到上海去”并不是一种现代的想象，而是真实可见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对于那些农村来上海谋生的人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上海的夜晚是“通了电的”，因为农村的夜晚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娱乐，也不能赚钱了。而在上海的夜晚，他们可以继续拉黄包车，继续挣钱。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将车出租给其他人以赚取额外收入。书中也有提到一些人选择到上海从事黄包车夫的工作。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垄断的影响，大多数从业者来自苏北地区，以盐城人为主。他们形成了一种类似行会的组织形式。大部分人是为生计所迫。在我看来，对他们而言，选择来上海“讨生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到上海去？因为现代是一个巨大的装置。我们刚刚讨论《上海沧桑》这部电视剧时会发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剧中既有穿着清宫戏服饰的人，也有穿着西装革履的外国绅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当时上海聚集了全球各地的人，包括逃难的人等等。所以上海一开始是华洋杂处，后来逐渐融为一体，这与上海的城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在《霓虹灯外》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卢汉超采访了一位有经验的黄包车夫，车夫说他们从苏北来，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但他们发现在铁路附近做外国人的生意更能赚到钱，因为外国人通常更富有，而车夫们认为外国人的体形健硕，营养更好，所以外国人更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消费，因此他们更偏好接送外国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这群连汉字都几乎认不全的文盲车夫们很快学会了基本的英文单词，他们说着“洋泾浜”的英语再配上手势，成为最会说英文的人。他们和洋人打交道变得非常顺利，甚至有一些人借此机会发家致富。《霓虹灯外》里还记述了很多从小城市来到上海的奋斗者最后成功的故事，所以我认为现代梦想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大家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件事，当时的中国，其实不止上海一个开埠的口岸，但对于西方学者而言，研究上海是一门“显学”。原因就是上海的确太特别了，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三三：《霓虹灯外》里还对关于什么是上海人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即经历过西化的人。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案例，我们知道过去中国人对外来者是怀有恐惧的，中国的官员也不愿意去审判外国人，因为会招来很多麻烦。这反映了当时一种清晰的社交边界。书中描述了一个车夫拉到了一位白俄籍的外国水兵，他们也没有钱，生活状况也比较差。白俄人就没有支付给车夫费用，还叫了其他的水兵一起去打他。但车夫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或逃跑，而是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打斗，直至被打死。这位车夫不能被称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英雄，但他的事迹说明当时的上海市民对西方并不畏惧。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渺小的、底层的人身上。但也正是因为上海的特殊性，这座城市才能承载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多元艺术文化与西方交流。从某个时代角度看，我觉得上海人某种程度上的西化是挺有趣的，尽管这种现象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这些了。

吴昊：我最惊喜的是卢汉超老师在新版《霓虹灯外》写的序言中，有对城市发出的深情呼唤，问到现在霓虹灯外的上海还有市民生活吗？用书中的话来区分就是，现在的上海是完全的“布尔乔亚”，“普罗”的东西越来越稀少，只能在一些废墟中找到“普罗”的印象。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无论是上海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会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并融入这种特有的“烟火气”。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比如过去普遍没有独立卫生间，居民们不得不使用马桶。但近年来上海已淘汰马桶，取而代之的是配备独立卫浴设施的建筑。我们说过去的生活当然存在不方便的问题，但是在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是如此接近。比如《儿女情长》里两代人挤在狭小平方的房子里，小夫妻和老夫妻住在一起多少都会产生一些不便。那时候的人们都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而现代社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带来了文明的秩序，人均寿命也变长了，但随之而来的也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没有烟火气了。你可以说这个城市变得冷冰冰的，但这与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北京的一些四合院由于产权和高昂的地价问题无法进行改造，因此，北京保留了大量四合院，但如果在上海，这样的房子肯定会被立刻改造。我的切身经历是原来我住在新天地附近，后来因为城市规划，我所在的小学被拆除了。包括田子坊实际上也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所以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像三三这一代人可能是最后一批能够书写传统意义上的上海本土故事的人。再过十年，到了00后作家书写上海时，他们可能就需要翻阅这些书作为文学的想象，来让他们和过去的历史产生联系和想象。明明上海这块土地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缴纳社保，奉献了我的青春，我的家人都在这里生活，但为什么我与这座城市之间产生不了任何联系呢？费利特·奥尔罕·帕穆克说伊斯坦布尔是他的命运，那我们的作家是否有勇气说上海是他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思考，现在我所看到的上海故事大都是60后、70后，甚至是50后所创作的。虽然他们在写作技法上可能显得有些过时，但其中尽可能地保留了一些真实的东西。而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文字后愿意再去按图索骥。大家可以再留心一下的是，从百新书局出去往右走，就走到了来福士，在福州路前面的路口，有一幢大厦，下面有四级台阶，往下去走你会发现它上面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福州路曾是中国报业的中心”，这句标语曾经在一个阶段是宣传福州路的一句文案，但这个方案后来被废弃了。这就是上海文化或者说市民文化的一种写照。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之中，很多的文艺工作者都在呼吁说我们要留住上海话和上海文化，但其实很难。

三三：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正如书中所描述的倒马桶工，这份职业现在已不复存在。同样，胭脂店（又称烟纸店，上海话中“烟纸”与“胭脂”同音）也会被全家、罗森这样的超市所取代。在日益现代化的生活中，你认为上海的特性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吴昊：没错，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束缚，并不是回到过去的生活才是好的。这其实是一种进步主义视角。你要坚信新事物未必是负面的，并且鼓励要积极尝试。从我个人的职业角度，我鼓励作家要走出去，还是不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要真切地体验这座城市。真正的City Walk（城市漫步）你得要walk in（沉浸式走入）。不是说完成出片打卡就结束了。而是要进入文本，进入人物故事所在，要能够复述这个故事，这个东西才会变成你自己的影子。相对而言，在上海学的研究体系中，《霓虹灯外》是一本相对易读的书籍，它没有太多烦琐的理论框架或难以理解的内容。学术书籍最大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其研究深度或新颖性，而在于是否好读。本书之所以非常好读，是因为它的整体视角非常独特。卢汉超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上海，还有《苏北人在上海》也是这样。韩启澜教授也来到上海，对沪剧演员进行采访，都是非常生动的。《霓虹灯外》中不仅有三三刚才谈到的悲剧，也有非常积极向上的故事，使得整个叙述富有变化和节奏感。因此，整体而言，本书是轻松易读的，它不仅仅能让你了解上海，也可以作为一个了解上海的视角。本书的装帧设计也十分吸引人，让人一看就想入手。最后我还是想说回到“到上海去”，丰子恺的一幅画中显示有一位老人和孩子，孩子的父母可能已经进城务工，或许是去了上海。这幅画的原型来自江苏农村，他想表达的就是火车和火车之上飘出的白烟，这种现代化的象征对于上海或者整个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序言中提到，原来中国学的“冲击—反应”理论是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压迫，中国人是被迫做出回应的。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海人展现出了主动性，上海人非常主动，例如上海人将房子借给洋人，起初洋人认为上海人不会出租房屋，西方人担心中国人的防范十分严格，结果发现上海人特别明事理。在西方人还未作出决定时，上海人已经帮你拟好了合同，一堆买办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有一本由英国人在上海所著的《我在上海做巡捕》一书，记录了他的经历。他原职是在印度做巡捕的，他认为印度尽是蛮夷，过得非常不爽。后来他接到了上海工部局的调令，招募外国白人担任保安和巡捕，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的巡捕大部分是印度人。由于他在印度的工作经历，他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被调派到了上海。当他首次抵达上海时，他就意识到上海远比孟买的状况要好得多，上海的文明程度和秩序让人印象深刻。相对于印度人，中国的老百姓总体而言更易于管理。此外，上海的现代化程度更高，各种设施无需英国人费心考虑，有时甚至是由工部局与民族资本家合作自行建设的。在他回到英国之后，他对中国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评价。一方面，他认为上海人精明至极，以至于英国人都觉得无法胜过他们，又说上海太奇怪了，他觉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在这里寻找机会，包括日本人也在上海找机会，上海是五光十色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上海的未来是否就是世界的未来？今天的我们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他所描述的世界中，日不落帝国的影响力是长久不衰的，但随着殖民地结构的解体，那些影响力也将不复存在。但经历变迁之后的上海和上海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1949年后，上海作为新中国的工业重镇，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那个时期实际上孕育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工人小说。革命工人和这些革命事迹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上海人是非常坚韧的，上海的电视机、冰箱、自行车，当时在全国都是硬通货。这些东西都是上海值得被召唤的东西，其实也都是写作素材。因为上海革命工人的事迹可能都是别的城市没有的。因此，我认为《霓虹灯外》是在呼吁一线的文艺工作者们真正地睁大眼睛去观察，敢于思考，挖掘那些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奋斗和生活过的故事，无论是哭是笑。而不是坐在这里抱怨别人闯入了我们的领地，这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行为，就是把自己坐死在了上海小男人的位置上。上海哪里只有小男人？上海有大男人的。这里的“大男人”并不是指相对于女权主义而言的，上海的男性是有责任感的，他们把家庭责任扛在肩上，能够独立处理日常事务，如烹饪和家务。我们还是要有斗志的，就是不能够放弃的，不能只有这种“高档烟火气”，然后我们就躺平了，这是不行的。所以我刚刚也跟编辑说，我非常感动的是，在我完成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上海文学研究论文时，发现大多数相关研究并非上海本地出版，而是由北京的三联书店或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出版，甚至不得不直接阅读国外的原始文献，因为获取上海研究资料非常困难。我很高兴地看到韩起澜老师的《苏北人在上海》和卢汉超老师的《霓虹灯外》通过也人的努力得以在上海出版。我真心希望读者们能够接触到更多优秀的上海学著作，将上海的根留在上海。这是我内心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