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外交官的“成长记”

一、两类外交人员群体的分与合（机构与人员组成）

1、总理衙门时期

晚清外交人员的两分：一类是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大致源出科举正途，依靠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另一类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经由大员保举、请托等方式得以上任，多出自捐纳等异途，因不同的个人而差异较大；

2、外务部改革后

外务部的改制及驻外使馆的改革，其中一项重大内容就是糅合以上两类群体，使外交官得以内外互用，外务部相应品级的官员与驻外公使、参赞、领事互相调任，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外交官培养系统。在选人方面，先是沿用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试而选拔的旧人，到1906年后，改用奏调之法。从此进入外务部的新人，更多是从驻外群体、外语人才中调用。

二、外交界的传统与近代因素（面临的问题）

总理衙门与驻外使馆自始即带有浓厚的传统官制的色彩。对于外交人员群体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长时期作为“差使”的属性，以及附属于差使的“劳绩保奖”。

1、总理衙门章京

一批又一批的京官获得保奖后，又如愿以偿的出去，得到了自身的职级晋升。但是清朝的外交专家却并不因此而增多，交涉局面也并未因此改观，而他们在总理衙门累积的外事经验，也无法由此得以传承。

2、驻外使馆成员

参赞、领事、随员出洋任差，三年期满回国，或由此赢得出仕机会，或在原职上官升一级，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对于国家而言，在外交涉少有进展，出使在外的官员，仍是一批批新的面孔。

3、“差无品级”

外交人员“差使”的属性连带另一个后果，差无品级，因此较难在本系统内合理、依序升迁，他们的上升必须依据本职品级而进行。而堂官与司官品级的悬隔，因此多数人只能随着外放而流失；

三、制度建设下的缓进改革（解决方案）

1、外务部的改革

外务部改差为职，使得本部人员得以专任一职；废除与差结合的劳绩保奖，建立了丞与参议制度，赋予其三四品的级别，由此成为本部五品司官与二品侍郎之间衔接的桥梁，解决了外交系统职级晋升通道问题；

2、驻外机构

强制规定内外互用的原则，由外务部收回驻外人员的任用之权，改驻外之差为职，并停止劳绩保奖。外务部收回公使之下驻外人员的任用权。

四、外交制度的延续（取得的成绩）

1、建立起一个大体完善的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制度，依据独立的人事系统，在国内外外交机构任职，依据成绩与表现，依次上升。虽然清末外交改革并不能做到一步到位，却已走出最重要的一步。

2、在旧有条件的培养以及新制度的促成之下，一批出色有为的外交官成长起来。这些外交官历经清末民初的更迭，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留用，成为中国外交界依赖的台柱子。

3、1912年，清帝逊位。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了前清外务部，却沿用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之名，重新聘用外务部官员，调整外务部的内部结构。名曰新造，实为继承。晚清建立的职业外交官体制，得以继承和完善；在这一体制下成长的职业外交官，亦由此成为民初外交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