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旦｜在中国发现西学：一段与世界相连的明清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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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 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161676
如何研究明末清初中西相遇？陈拓给出了一套方案，本书既因应了近期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动态，又引领该领域进入新方向。其细致考察为明末清初思想史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新视角：通过在中国发现西学，揭示出一段同时与世界相连的中国思想史。
近期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动态
为展现本书如何因应了近期研究的新动态，我将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加以介绍。首先，需要提及一位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许理和教授（Erik Zürcher, 1928-2008）。
2007年9月，在去世前几个月，许理和在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故乡——意大利布雷西亚（Brescia）被授予殊荣。他曾深入研究艾儒略，陈拓对艾儒略也有讨论。该典礼是为庆祝许理和第二部代表作——《口铎日抄》英译本（2007）的出版，它问世于许理和的首部巨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1959年初版，1975年、2007年修订，1998年出版中译本）近五十年之后。许理和一生撰写了约六十篇文章：其中一半聚焦于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梁启超（1873-1929）称此为中国与外国思想的第一次大接触；另一半则集中于明末清初基督宗教，梁启超视其为中国与外国思想的第二次大接触。许理和对这两个时代的关注，源于他长期以来对“文化互动机制”（mechanism of cultural interaction）的着迷，即文明如何通过接触而互相影响和彼此丰富。
作为一位主要研究前现代中国的汉学家，许理和将佛教视为对早期中国文明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他尤其关注佛教在中古早期从印度、中亚传入中国时所经历的吸收与适应过程。许理和未将注意力集中于宗教的教义或教条方面，而是对什么造就了这种文化传播感到好奇，他认为该过程非常复杂。
在研究过程中，许理和意识到，明清时期基督宗教从欧洲传入中国，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案例。他探究了基督宗教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中被接受与适应，其方式很像数世纪前的佛教。说到底，许理和是被更广泛的文化互动现象所吸引，而这些现象正体现于佛教和基督宗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
但为何要研究中国与其他文化的接触，而非中国历史本身？1989年，在一次面向西方汉学家、题为“当西方遇见东方”的系列访谈中，许理和承认其研究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当东方遇见西方”：“我的研究主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史，不仅是中、欧之间，而是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当采访者问及：“中国佛教史和基督宗教史均属于宗教领域。您为何选择这个主题？您本人有宗教信仰吗？”许理和答道：
不是的，至少不很明确。我宗教意识并不强，也不常去教堂。所以它是兴趣问题，我的研究出自兴趣，尤其对外来事物。从中国的角度看，佛教和基督宗教都是外来宗教。我相信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事物时，能最清楚地展现出自身的特质。如同处于冲突中的人——当你与邻居争吵时，你可能会说出或表现出一些你平时绝不会显露的性格特征。同样，中国人对佛教和基督宗教的反应，也体现出某些特定的特征。
此次访谈及许理和在布雷西亚的演讲，都突显了其学术研究的重心。他将自己界定为汉学家，强调汉学是以前现代中国为中心，并以中国文化为首要焦点。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从边缘看中国文化，而方法则是将外来宗教所引发的“中国反应”作为理解中国的关键。他推动了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范式转变：从聚焦于耶稣会士的宣教史，转向考察西学，即西方思想如何适应与中国如何回应。他认为这一转变使该领域回归至“汉学的核心”。
此外，许理和选择研究宗教，是因为他注意到文化与宗教之间的深厚联系。在他看来，这两个领域密不可分：每一种宗教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运作，并通过该文化表达自己；而每一种文化均由一套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所凝聚。正如他在一场关于“跨文化形象营造”（transcultural imaging）的演讲中所阐发的，其目的是展现文化和宗教如何形塑一个单一的连续体（continuum）。
该观点揭示出贯穿于许理和作品中的辩证法：虽然他的首要焦点是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但其研究也通过考察基督宗教、佛教等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反向阐明了这些外来思想。
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许理和的见解、方法深刻影响了学界，并激发出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新路径。此类影响在陈拓的著作中也很明显，但本书并非对许理和学术观点的简单重复。相反，陈拓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拓展了新的方向。他通过对经典文本、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强调了中国与周边地区间的文化互动，从而拥抱了向互联（Interconnected）史观的范式转变。他更进一步视外来思想——无论佛教还是西学——为中国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只是外部的或外来的。他认为，仅在中外关系史或基督宗教史框架下考察西学是不够的。相反，西学应被视为中国思想与文化中一个合理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该方法背后的核心理念是，无论个人身份还是文化身份，均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而形成。正如马丁·布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和保罗·利科等哲学家所揭示的，我们通过与他者的互动而成为自己。文化也是如此，文化在交流中发展壮大，而思想在与不同观点的碰撞中欣欣向荣。任何文化均由他者所塑造。思想通过与他者有意义的对话而焕发活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演化和更新。正如巴赫金所言：思想恰于不同声音的交汇处真正萌发和绽放。该观点贯穿于陈拓的著作。
明末清初是探索来自两种传统的思想如何相互作用与演化的沃土。中西思想在当时因为交流而彼此丰富，所以在中国发现西学，不仅是对西方思想的解读，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自我发现过程。正如陈拓有力论证的那样，在中国发现西学，揭示了一段与世界相连的中国思想史。
关于西学如何融入中国思想史，本书从材料和方法上对其进行了更新、扩充，填补了学界一处重要空白。尽管部分学者已在该领域作出宝贵贡献，但新的材料和方法仍能深化我们的理解。陈拓的著作在这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本书的丰富性在于跨学科研究方法：它以关键人物和文本为中心，将思想史、宗教史、文献学、书籍史、知识史、科技史、性别史和数字人文等交织于一体。陈拓运用了多种写作风格与方法，结合文本细读、思想分析和故事讲述，映照出明末清初的多元思想潮流。
陈拓坦言，本书并非一部从固定时间点开始和结束的系统编年史。相反，他专注于多个案例研究，而未强加一个笼统的理论框架。这种基于案例的灵活方法，便于他探索明末清初复杂的时代风貌和活跃的思想交流，并为读者观察动态演变中的思想景观，提供了多方位视角。
因此，陈拓的书如同一张拼图：各部分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的明末清初文化间思想图景。我之前曾单独阅读过书中章节，而现在明晰了它们如何互相契合，并构建出该思想图景的一个连贯视角。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五项优长
陈拓提供了一种构想该思想景观的新路径。我将通过选取“中国中心但全球相连”（China-centered, yet globally connected）、“边缘史”（history of the margins）、“细读”（close reading）、“文本史”（textual history）和“关注多样性”（attention to diversity）等主题，来阐发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五项优长。
本书的优点之一是其以中国为中心，但又与全球相连的研究方法。陈拓并未从外围观察中国思想，而是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与文化逻辑出发，重审西学在中国的历史：一方面，该书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下，肯定其与更广阔世界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又将西学嵌入中国，展示了外来思想是如何被纳入中国的文本、知识体系与信仰结构。
至关重要的是，陈拓认为中西间的对话并非始于传教士的到来。相反，传教士加入了一场已在中国知识界展开的对话。该视角将焦点从外部影响转向中国自身正在进行的内部交流。本书深入探讨了以前未曾触及的话题，例如晚明文人如何将欧洲教宗视为政治典范。在此期间，教宗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话题：一些人倡导教宗制，认为其与儒家的禅让思想和“师”的角色相契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教宗制对君权构成了威胁。这些不同的观点揭示出晚明文人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隐微思考。
教宗只是本书鼓励读者和研究者超越线性因果史观的众多例子之一。本书没有仅关注西学对中国的冲击，而是强调了思想交流的复杂性，启发我们以更开阔的视角，去感知这段中西互动多彩期的文化与思想动态。
在某种程度上，陈拓的书也是一部边缘史。印在中国或欧洲古籍边缘的注释，通常会概括正文内容、提供额外细节或提炼核心观点。同样，社会边缘人群也有助于我们观察是什么驱动着更广泛的主流文化。该观点将焦点从单一的欧洲影响转向中国复杂的思想和社会世界，而欧洲只是其中一部分。
陈拓选取了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历史研究边缘的人物，并采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加以研究，即双线结构——选取两位能相互映照和影响的人物。例如他选择了受洗的明遗民冯文昌和祝石，来阐述他们如何在传播汉文西学书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促进了西学在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的渗透。
另一个例子则是对明中后期两位人物——道教和佛教的女导师昙阳子、天主教的男圣徒张识的考察。他们的故事由家人、追随者，以及王世贞一类的名流和欧洲传教士共同传述，故事中融合了人性与神性，为观察晚期帝制中国的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启发性见解，并揭示出隐于思想史背后的人类情感与经验。
即使在精英阶层中，也能发现边缘。例如在晚明内阁阁臣郑以伟的研究中，陈拓对比了郑以伟为西方水利技术著作所撰序言的教内、教外版本。尽管郑以伟重视西方知识，但在关键问题上又与传教士存在分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文化间思想交流的细腻视角。
为全面理解个体和群体的思想、社会风貌，本书还大量采用细读来化解资料有限的问题。该方法带来了新的发现，例如虽然先行研究表明王宏翰是第一位接受西洋医学的中国医生，但陈拓令人信服地证明，明遗民祝石早于他。祝石提倡西方解剖学并批评中医，引发了中西医间的辩论，故祝石是一位被遗忘的中西医汇通先驱。
另一个例子则揭示了知识的接受问题。陈拓研究了汉文西学书籍的流传情况，特别是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所著的《七克》。虽然早期版本已经佚失，但陈拓对序跋和征引的分析表明，《七克》曾被广泛地刻印和传播，而类书的编纂者并未完全接受其中关于七宗罪的教义。通过细读，陈拓展现出西方知识在华接受过程中的这些重要细微差别。
陈拓使用的另一种方法虽与细读相关，但更侧重文本史，特别是文本的不同版本，它有助于理解文本的流传情况和内容变迁。例如1624年，晚明内阁首辅叶向高为杨廷筠的天主教著作《西学十诫初解》撰写了序言，该序后来被移至另一部书中，并在一个世纪内被基督徒重新编辑了两次。通过分析这些变化，陈拓揭示出叶向高与教会之间在信仰、耶稣降生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叶向高的形象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变。该例子说明了汉文天主教文献的层累性，这些文本往往经历了多次修订。因此，在研究它们时，必须考虑其在何时、由谁、为何而修改。其中许多修订都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变迁。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最后一项特点是对多样性的关注。通过剖析不同个体与文本，本书使我们对明末清初中国文人生活有了更丰富、全面的理解。陈拓指出该时代存在多元思想维度：寻求挑战长期固有观念的思想解放，关注现实世界问题的经世之学，以及强调克制欲望的道德严格主义。陈拓揭示出这些不同面向的中国思想，如何与西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思想异端者从西方思想中汲取灵感，经世者发现了对治理有价值的知识，道德严格主义者则从西方传统中借鉴了自我约束的方法。在此过程中，西学从外来之物转变为内在的切己之物，并促进了中国文化内部更广泛的自我发现。陈拓通过挑战二元对立论来构建这一复杂图景，他反对将科学与宗教、理性与非理性简单对立的看法，超越了将中西文化本质化的刻板印象。
陈拓通过精心运用上述五项方法之长，并采用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揭示出这些不同的思想潮流是如何融合并塑造文化景观。
小结
许理和对比了明末清初的文化变迁与佛教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而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是其与十九世纪中国的关键联系，彼时明末清初输入的西学成为一种本土思想资源。这些知识帮助中国人接触新世界，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并与近代西学相衔接。陈拓的下一部书将深入探讨该话题，我们非常期待其真知灼见。
本书拓宽了史学的视野，并为中国和西方的新一代历史学家提供了灵感，鼓励他们以更加互联的方式，重新思考文化交流与思想史。
（本文为陈拓著《在中国发现西学：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世界背景》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