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全球化作为武器：经济战争的过去与未来

在如今的国际政治中，经济战和经济制裁几乎是家常便饭：俄罗斯被金融、能源与技术制裁包围；美国用出口管制重塑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供应链；中国则以稀土、关键矿产和市场准入回应外部压力…经济已是大国斗争的最前线。而生活在当今年代的我们，也已经很习惯将经济和贸易视作政治的延伸，作为战争的一种“非致命”的替代。因而，哪怕自由贸易仍是主流共识，但冻结外汇储备、切断支付渠道、限制高端设备、审查港口和航运等等措施虽然总是遭到抵制和抗议，但总归能够在“自由贸易”的共识之下发生，或者说，接受摩擦的存在，就是一种常识。

但这种“常识”并不天然存在。经济制裁不是从自由贸易秩序中自然长出的柔性工具，而是从总体战和帝国战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高度现代性强制手段。要理解今日经济制裁为何如此普遍、客观评估其效果，我们仍要回到它最初成型的历史渊薮。在这里，我们基于尼古拉斯·穆德的《经济制裁：封锁、遏制与对抗的历史》做一些总结和探讨。

回到现代国际秩序的发源舞台——中世纪至早期近代的欧洲，尽管战争频仍，但战争的政治和经济边界仍远未达到现代总体战的程度。彼时，统一主权的概念尚不清晰，国家能力也相对有限；王权与社会之间存在大量中间层，包括贵族、教会、城市、行会和商人共同体。商业更多被视为私人或社团性的活动，而不是国家力量的自然延伸，君主们也很难像现代国家那样，把辖内全部财富、贸易和生产直接纳入国家或战争机器。尽管劫掠、征发、没收、海上捕获和贸易禁令在前现代战争中并不罕见。但战争并不必然导致商业网络的全面断裂，敌对政治体之间仍可能通过中立商人、特许贸易或绕道渠道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关系。这意味着：在前现代，跨境商业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穿越主权边界，城市商业共和国、汉萨同盟式的贸易共同体，以及专事跨国贸易和金融的商人家族，正是在这种政治格局中长期存在。

而推进这一过程的历史条件，则是工业革命进一步铺开——各国的经济依赖明显加深、而国家能力也同时得到加强。新生的民族国家们发现：政治已经有能力影响贸易的流动和经济的运作。于是国家能力具备了向商贸扩张的基础和观念上的正当性，世界进入了总体战的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裁武器迎来高潮。——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展现动员能力的最高时刻，这也给了总体战、经济战以实践的舞台。在意识上，一战的爆发打破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认知：随着各国贸易连结趋于紧密，走向战争将越来越不可能。但事实恰恰相反——密切的贸易关系必然伴生“贸易的猜忌”，这使得国际摩擦和经济战发生的条件更加成熟（科普兰在《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中给出了一个解释，只有乐观的贸易预期会维护和平，而悲观的贸易预期会催化战争）。

而在制度实践上，各国都开始探索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以负责经济武器的运作（这至少需要统筹财政、金融、海关、海军的相互配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英国的“封锁部”（Ministry of Blockade）。万事开头难。一战时期的历史现状是，人们了解的宏观经济的图景比当今少得多，既缺乏完善的理论框架，也缺乏各种各样的数据。例如对于英国封锁部而言，要查清楚德国究竟通过多少公司建立的贸易渠道、最终获得巴西的稀土矿产，其中又如何涉及金融系统进行结算，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政府并不天然掌握这些信息，这需要相当多商业情报的汇总。而打击这一链条更不容易，这涉及到政府内跨部门甚至和海军合作、也需要获得银行和贸易企业的配合。

经济武器一经亮相，迅速成为了战争的杠杆。协约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经济战略的优势，成为了经济战的主导方：它们掌握了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关键的资源产地，拥有伦敦、巴黎、纽约等金融中心，同时还有遍布全球的海军力量和军事基地实力来执行贸易封锁——例如英国皇家海军和遍布全球的加煤站，能够对来往商船进行强制性的“煤仓检查”。而对应的，同盟国的生产和贸易都被了严重地“卡脖子”：德奥意土均处于资源、粮食都不甚充分的欧洲中部，而其外贸结算还要依赖敌国的金融系统。

制裁大体有两种方案：1. 禁止向某国出口货物（需要海军对某国执行封锁，还需要各国之间的集体行动配合，故称海军部方案），目的在于打击该国的生产链条；2. 禁止进口某国的货物（只需本国政府执行即可，故称财政部方案），目的在于打击该国获取外汇储备的能力。相对来说，后者的执行成本更低廉，更不容易引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不管采取哪种方案或双管齐下，经济制裁都不可能以100%的效率运作（贸易的反制和逃避总是存在）。但只要使用得当，仍可以取得相当显著的效果。例如将禁运扩展到粮食、能源等必需品，这极易引发被制裁国家的内部混乱。比如，一战期间德国遭受了协约国的“饥饿政策”、而俄罗斯也因其遭遇了协约国的封锁，物资短缺最终引发了兵变，导致了两个帝国的崩溃。当然在道义上，这种手段和二战中“投放原子弹加速战争结束进而减少己方士兵伤亡”的正当性一样充满争议。

同样需要看到，不宜过度夸大经济制裁的效果，事实上，其“出道即巅峰”，摧枯拉朽的效果只发生一战。这是因为一战后帝国政治的解体是战争、贫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等因素综合结果，但脱离了这样的历史环境，经济制裁的效果就需要重新评估。而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制裁的现实表明，封锁确实能打击对手的社会和经济，使其长期面临发展停滞，但要促成其经济或政治崩溃则并不容易：一方面，人道主义的共识并不允许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禁运再度出现；另一方面，制裁的效率受制于技术手段和国际环境，我们此前在《交易的世界》的书评中就提到很好的例子——哪怕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流也并没有完全中断。

一战结束以后，人们意识到：相较于落地而言，不如将封锁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威慑。从法理上讲：经济制裁的使用不再依赖于政治上定义的“战时”状态，反而可以在和平的时期内使用，当不愿或不能战争时，用制裁来“继续对抗”，它成了冲突的替代形态，用以替代武力，用以防止战争。而由单一国家执掌这种权力是缺乏合法性的，这里显然需要一个具有国际合法性的机构，一战后，这一角色交给了新成立的国联。

关于“国联要做什么”，人们的想象一度很美好，但执行起来总是不容易。历史结论是：国联作为构建国际制度、维护国际和平的机构，却没有阻止二战的爆发，而后者也终结了国联本身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联缺乏强制性的执行力量——大国出于各自利益，无法赞同组建一支“国联军队”。互相妥协的结果是，倒可以将经济制裁武器交给国联。不过，各国对这个武器的范围和内涵仍有分歧：英国政府作为一战最成功封锁战执行方，更主张近乎无上限的严厉制裁以威慑对手；但也有不少国际主义者从人道角度出发，认为不应该针对民用必需品禁运；其他大国亦有些投鼠忌器：虽然原则上能够赞成制裁武器的必要性，但也担心这种武器是否有一天会冲向自己。而最严重的反对力量来自美国，出于其对贸易自由的主张和国内法的冲突，美国始终拒绝加入国联的制裁行动。而考虑到美国作为主要的金融、贸易国以及其拥有的海军力量，美国的缺席，将使得国联制裁集体行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从历史结果回顾，一战和二战期间的国联实践表明：经济制裁对于抑制小国的行动很有效。但针对大国进行就很难。国联制裁，确实成功地阻止了南斯拉夫入侵阿尔巴尼亚，但没有阻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也没有阻止意大利夺取埃塞俄比亚。其原因是：大国有自己的报复手段和强大韧性。一方面，执行者会担忧遭到被制裁对象的报复，或者导致局势激化成世界大战（这和一战后各国国内“不要再战”的民意相左），因而导致制裁本身的力度不足；另一方面，被制裁方既可以选择对外强势威胁（威胁升级局势），也有办法对内保持韧性。比如，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意大利经济确实在多重制裁（包括针对其外汇储备和贸易的制裁）中遭受重创，但通过号召国民节衣缩食、寻求绕道贸易、分化国际舆论等措施，确实探索出了一条生存方式。而国际局势其后的演变则更变相鼓励了这种投机：一旦成功夺取了埃塞俄比亚，意大利面临的制裁便自动解除了。这引来了后来者的效仿。

这就要说到封锁引发的复杂回响。比如学习效应——制裁的先例会诱发“封锁恐惧症”与自给自足竞赛。尤其是一些遭受过制裁的国家，以及预期自身可能遭受制裁的国家，本着对被切断关键原料与金融通道的风险的恐惧，会积极推动大规模囤积战略物品、化工合成替代、资源掠取、强化陆上备份的贸易通道等战略。比如，一战中德国遭到了封锁的重大创伤、民众也因而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使得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观紧密捆绑，而纳粹在30年代的混乱中崛起后，就相当关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两个问题。其积极备战、巩固其在东欧影响力的行动，也可以被视作“确保国家不被卡脖子”的努力。瑞典的铁矿、东南欧的农产品、稀有金属和石油之于德国，以及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之于日本，都是需要确保的资源。而当封锁的威胁迫近，“赌国运”的极端投机的动力也会更强，比如二战中日本袭击珍珠港，即来自遭受能源制裁后的豪赌（希望尽快击败美国解除封锁）。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本期望止战的经济制裁，却成了战争爆发的诱因。

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以联合国框架展开。联合国最初不同于国联，有明确的制裁工具和保证制裁执行的机构（虽然后来也演化为美国的单边制裁）。在这种背景下，制裁武器被普遍使用。而从二战后至今的历史中，我们能总结出以下几点：

1. 仅通过经济制裁，很难完成政治目的：制裁确实可能造成巨大经济/社会后果，却未必实现政治目的。比如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进行了长期封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给其经济增长设置了很低的上限，但从直接效果上讲，却未能成功地使其政权从内部发生更迭——政治系统存在的下限，是可以很低的。

2. 若制裁对象是个大国，集体行动会面临明显的阻力，效果更为有限：比如对俄罗斯的制裁，缺乏没有美国牵头的情况下，仅凭欧洲很难对制裁力度达成一致。地缘和能源安全考量，使得部分国家并不愿意恶化对俄关系。

3. 制裁武器的使用边际效用逐步下降：当制裁扩散为日常工具，（潜在的）被制裁方会学习、适应、提前布局，制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其实在2022年西方联合制裁俄罗斯以后，诸多大国的行动中都可见到端倪：加速自给自足、重整贸易圈、推动军事化与结盟。

4. 经济武器的运用更多出于经济本身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我们看到美国的关税战、中美的科技竞争和关键商品禁运和欧美贸易摩擦等，更多是出于纯粹经济竞争的考量，是技术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政治目的驱动的制裁，这使得经济战场成为一个独立的、受控的、有边界的战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大国之间刀兵相见的政治冲突。

观察今日的世界，或许能找到一些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重合的迹象：都有一个大国因进攻他国而被制裁（或许最后都能取得惨胜）；其他大国囤积战略物资、寻求供应链安全的动作非常明显；大宗商品开始明显上涨；中型国家更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那么，我们是否会滑向历史的重演？答案是模糊的：我们并不确定在时代变迁中，我们是否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安全网和共识，来防止大国政治悲剧的发生。在不少历史案例中，对韧性的误判会引发脆弱性的爆发：一是施压者以为压力可控，二是被施压者以为自己必须孤注一掷。我们会见到这种场景的发生吗？或许很难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不安全的担忧是一种政治病毒，也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有尝试寻求安全的举措都是局部理性与合成谬误，都会把世界推向更分裂、脆弱的边缘。

（本文原刊于公众号 青野有枯荣，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