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通过回溯公债的历史，以及欧洲和东方国家在财政金融制度上的分流，我们就会了解：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过程中，税收与借债，这两种国家收入方式的效果和影响，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如果国家单纯依赖税收，那就相当于“切蛋糕”，不断分配固定有限的财富，把属于政府的那一块越切越大。从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安定。而借债，则相当于“借面粉”，用时间换取空间，利用政府的信用，把蛋糕越做越大，这样政府和社会都能获得比当下更大的一块。

作者麦克唐纳总结说，现代财政金融制度与近代化国家，之所以能在欧洲兴起，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小，官僚机构不发达，征税困难。而中世纪之后，频繁的战争，又让君主和封建贵族的开支大大增加，原本的封建收入简直是杯水车薪。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慷慨解囊的，不是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邦，就是日渐壮大的本国资产阶级。沉重的债务，让君主和封建贵族开始努力扩大收入来源， 更让他们主动选择了财政与政治制度改革：那些及早，主动完成了金融财政革命的国家，比如荷兰和英国，在日后的政治角逐中，往往就能拔得头筹，在贸易中能够积累更加雄厚的资本，在战争中也能获得更多的军费，最终获得胜利。相反，那些抵触财政改革的国家，要么如同法国，在一阵阵财政危机的阵痛中迎来了大革命；要么如同西班牙，在周期性的破产中，走向了沉沦。

同时，这场财政革命的重要后果，就是君主和封建贵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市民让权，颁布法律制度来限制自己的封建特权，监督债务的支付，厘清债权关系。另外，比起税收关系，债务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以此为基础，逐渐衍生出了近代国家公民的种种权利。可以说，欧洲现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开端，就是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用“钱”这个金刚钻，在坚硬狭窄的封建国家制度上，硬生生地钻开了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