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南斯拉夫的世界，真的变得更好了吗？

书的结语：在“边界”的天空飞翔

2023年秋，我住在塞尔维亚西部的洛兹尼察（Loznica）镇所辖的特尔西奇（Tršić）村，在那里当了一个多月的“驻村作家”。特尔西奇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它是塞尔维亚语言和文字改革之父武克·卡拉季奇的出生地。卡拉季奇一生致力于塞尔维亚语言和文字改革，他的正字法规则后来被前南斯拉夫的大多数国家采用。

在波黑与塞尔维亚交界的山谷，观看一场“边界的消失”

特尔西奇这个村庄位于波黑和塞尔维亚的边界之地，藏在深山之中，整个山里种满了高大的杨树和贞静的槭树，边界之河德里纳河近在咫尺，附近最出名的高山是古切沃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古切沃战役的交战地点。这场战役，在军事史上也被叫作德里纳河战役，是一战巴尔干战线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为了纪念这场战役的死难者，人们在山头空地上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型的骨灰堂纪念碑。每逢战争周年，这里经常进行纪念活动。

我去古切沃山的那一天，也赶上了一场官方举办的文化纪念活动，但我对于冗长而仪式化的官员讲话和庆典向来缺乏兴趣，于是中途走了神，独自去山头空地闲逛。在一片向阳的山顶斜坡上，我发现一群人在兴奋地大喊大叫，像是在欢呼什么，原来那里正在进行降落伞爱好者运动。

有一男一女两人，已经穿戴整齐装备，一切准备就绪，两人齐头并进，向山谷方向起跑。速度刚刚好，不出半分钟，一蓝一红两顶降落伞就已经在天边翱翔，伞身飘逸而明亮，和天空一样纯洁。地上的人们都在抬头欢呼，拍照，鼓掌，我也融入人群中，一起尖叫，充分享受这溢出边界的自由时刻。

之所以说溢出边界，是因为眼前的山谷，正好隔开了波黑和塞尔维亚。降落伞滑向山谷，滑向德里纳河，再滑向波黑，最后滑向了自由的天际。

在他们打开降落伞的时刻，一切政治的、地理的、人为的边界的分离，似乎都显得那么可笑。一个人原来只需要套上跳伞装备，从山坡向着山谷冲刺，就可以在边界的天空飞翔。

过去八年，我不断重返巴尔干半岛，经历了无数迥异的难忘时刻，但那个日光照耀的山头午后，那个降落伞起飞的时刻，是我的记忆图景中最明媚的时刻。

飞翔的降落伞没有抹去政治上的国家边界，却能够让人在边界的天空自由自在，它用一种超现实而又充满隐喻的方式，轻轻松松就超越了巴尔干半岛千百年来最令人头疼的核心争议——边界问题。

“边界”这个词，英文里翻译成boundary，或者border。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引起人们无限延伸和遐想的充满诱惑力的词。而“巴尔干”（Balkan），它的流行则是晚近历史和地缘政治的产物。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对“巴尔干半岛”或者“巴尔干民族”有印象，可是，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污名化”过程后，在西方语境下，巴尔干，成了一个令人恐惧、兴奋却又无法界定的词。

而南斯拉夫（Yugoslavia），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一个存在过两次然后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理念，一个不存在的国度，对它的任何讲述和怀念，都将导向对人类观念困境的迷思——民族国家真的是必须存在的吗？超民族的国家共同体为什么会失败？

巴尔干自古以来只有一个名字——边界地带

于是，边界、巴尔干、南斯拉夫，三位一体，在我的历史讲稿中，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键词。在我对那片土地的感知世界里，南斯拉夫是边界的象征，边界是巴尔干的象征，但遗憾的是，这两种象征都消失了，在我们谈论世界，讨论到这一区域时，这里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乏味。

为什么说“边界”是巴尔干的恒久主题？

因为早在南斯拉夫出现之前，巴尔干地区就是一个边界之地，四大文明在此交汇、冲撞、融合，形成一个易燃易爆又充满魅惑的世界。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拜占庭文化、伊斯兰土耳其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文化，沿着线性时间顺序，对这块欧亚大陆交接板块的地区各自进行强力的塑造，它们在历史上并非“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关系，反而经常同台竞技，互相吸收，乐意共存，由此才在这里产生了迷人的文化分层。

在19世纪以前，巴尔干半岛任何地区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非凡的多样性，无论是海边的杜布罗夫尼克、位于盆地的萨拉热窝、建在高山之上的采蒂涅、处在平原位置的诺维萨德，还是河边的贝尔格莱德、山谷里的斯科普里，征服者文明的痕迹层层叠叠，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了难以被单一理念定义的文化熔炉。

这个文化熔炉的特点就是边界状态。

在历史长河中，巴尔干半岛一直是一个介于东西方之间的边界地带。公元4世纪，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的分界线就存在于巴尔干半岛。公元11世纪，基督教中的东西教会大分裂的界限从巴尔干半岛穿过，西北部归于罗马天主教，东南部臣服于希腊东正教。公元15世纪，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的欧洲之间的边界线，在巴尔干泾渭分明。到了20世纪，冷战阴云的时代，东欧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分界线也在南斯拉夫昭然若揭。

任何一种文明和理念都无法完全掌握巴尔干半岛，边界之地是巴尔干最好的存在方式。但是，进入19世纪后半程，危险的同质化理念慢慢腐蚀了这个文化熔炉的品质。产生于浪漫民族主义思想的单一民族国家理念从西欧传入巴尔干，这种外来的观念强加在巴尔干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混合体现状之上，产生了持续的颠覆性影响。

巴尔干成为一个承载着暴力、血腥、野蛮、非理性、无序等含义的词，就是从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形成的。

从此以后，这种刻板印象贯穿在外界对巴尔干半岛的认知中。然而，边界之地的特性，是巴尔干半岛得益于地缘环境和历史发展而获得的原初属性，面对外来观念的挑战，自然会在这里产生激烈的对抗。

“民族主义解放”：19世纪以来成为巴尔干历史的主题

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和历史，就是“边界”属性和西欧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过程。

从在巴尔干建立的中世纪帝国开始，到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再到奥匈帝国，统治者的逻辑是要求人民对君主、家族、宗教信仰保持忠诚，而非对特定民族群体建立忠诚。在800多年的历史中，巴尔干的不同民族之间长期保持着密集的互动，在同一空间中共同生活，吸收着彼此的文化传统。种族多样性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对于接受了西欧教育的巴尔干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来说，这种拼图式的巴尔干文化熔炉无助于构建他们心中的独立民族国家。随着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统治的衰落，本土政治精英开始“发明”所谓的民族意识。

他们从中世纪国家的模糊记忆中寻找灵感，在同胞中宣扬自己的族群拥有独特的民族属性，试图争取民众参与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去。19世纪对于巴尔干半岛各个种族来说，都意味着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为创建独立民族国家而写下的斗争史。

这种“外来的”民族意识在巴尔干的兴起，对于半岛上的南部斯拉夫人来说，不全是坏事。萌芽于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主义梦想，开启了一个叫作“南斯拉夫国家”的宏伟理念。20世纪，在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尔干诸国逐步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国家框架。

和邻国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比，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无论是作为“第一南斯拉夫”王国而存在，还是作为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而建立，都更具有巴尔干特色，即“边界”属性。

讲到这里，有必要重申一遍我对于巴尔干半岛“边界”属性的理解。这里的边界，我所指的，并非一条静态的界线，也并非边缘（当然，如果以“☓☓中心论”为标准，存在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巴尔干的“边界”属性，是一个在几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共存状态，它能够平衡和吸收不同文化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叫作“多样性”的独特属性。

南斯拉夫的巴尔干邻国，从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强大的同化力量，国内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成为国家独立的基石。

只有南斯拉夫，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始终是一个没有绝对多数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始终具有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国家。

在冷战时代，巴尔干诸国进一步失去了“边界”属性。希腊加入了西方阵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东方阵营中的苏联卫星国，阿尔巴尼亚虽然是一个性格古怪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基本上也属于苏联的小弟。只有南斯拉夫，铁托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继续维持巴尔干半岛作为“边界之地”的独特性。

铁托的南斯拉夫，没有积极尝试过要建立一个“南斯拉夫民族”，这个“另外的共产主义”国家，用“兄弟情与统一”的理念实现民族和解，巧妙地规避了民族主义内斗，同时用联邦体制、“社会主义自治”、不回避市场经济、文化上相对的自由主义、鼓励消费、不结盟运动等方式，让公民获得幸福感，并在国际上赢得尊重和声誉。

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代，南斯拉夫再度成为一个“边界之地”的异类，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巧妙地在二者之间充当着桥梁。

桥梁本身就意味着沟通两岸的边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探索出一条介于西方民主和东方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的自我形象，已经被成功地塑造成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边界地带。

遗憾的是，边界之地似乎总是难以平静，正如在历史中无数次演绎的那样，南斯拉夫内部的多民族文化和超民族文化（即兄弟情与统一）之间的平衡，国际格局中在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平衡，是如此的脆弱。

谁也没有想到，淡化意识形态、以给予人民美好生活为宗旨的南斯拉夫现代化进程，却成为再度复活民族主义的推手。

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个国家非但没有趋向共同富裕，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地区差距。更让人感到无措的是，现代化带来的诸多利好，比如教育革命、出国旅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催生了新生的知识群体，这些人构建起一种更为现代的身份意识，却加剧了联邦的离心倾向。

最后，联邦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分配，在各民族之间非但没有形成向心力，反而加剧了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竞争，随着权力下放的扩大，地方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精英们，越来越以为自己民族利益考虑为理由，争夺中央的资源，漠视中央的决策，让南斯拉夫朝着越发不妙的道路上前进。

1968年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抗议运动，1971年的“克罗地亚之春”，1974年宪法进一步分散国家权力的做法，将南斯拉夫逐步弱化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南斯拉夫经历着深刻的现代化危机，更面临着民族主义重蹈覆辙的更大风暴的来临。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终身总统”铁托的去世，南斯拉夫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极端通胀，外债高筑，民族分离运动蠢蠢欲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又在此时，冷战格局正在瓦解，东欧剧变的进程从外部刺激着这个失去方向感的边界之国，让它变得更加无助。

一场文化熔炉的乌托邦实验，为何失败？

最令人心痛的是，和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天鹅绒式结构转型不同，南斯拉夫以一种最不可接受的暴力形式走向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系列内战以一种陈词滥调的方式复活了关于巴尔干半岛“古老的仇恨”的历史偏见记忆。

仅仅用了10年，南斯拉夫就从巴尔干半岛（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另类也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分崩离析的六个巴尔干独立民族国家（科索沃的独立仍有争议，中国、俄罗斯等国未承认），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让一种多民族文化熔炉的乌托邦实验之地顷刻间沦为废墟？

从巴尔干半岛“古老的仇恨”认知的复活，到地方民族主义政治精英的任意妄为，从叫嚣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存在根本差异的“身份意识”的疯狂宣传，到在国际新秩序下鼓吹南斯拉夫失去存在必要性的“西方肢解阴谋论”，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各种理由都被用来解释为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

如果要问南斯拉夫为什么会解体，至今依然没有共识性的解释，这大概也是这个业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魅人之处。从我个人的观察、理解、研究和实地田野来看，我认为根本问题依然是它的作为“边界之地”这个最具有巴尔干特色的本质。

南斯拉夫的多民族特征，是一种福佑，也是一种诅咒。

当周围环境相对太平，或者政权稳定时，多民族的南斯拉夫人比邻而居，交流，通婚，不受打扰的民间世界自有朴素的日常生活智慧，而多民族的状态会带来多元文化的交汇，形成不同质的文化圈层，并形成既有互动又各自独立发展的边界之态。但是，一旦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受到影响，在内部又出现结构性重大危机时，多民族特征就会被激发出另外一个负面的特质。

万物一体两面，就好比一个人的热情天性，在良善环境中会被引导成古道热肠的秉性，在阴郁的环境中就有更大的可能发展成让人害怕的歇斯底里的个性。南斯拉夫的多民族特质，就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联邦将权力逐步下放到地方，从而削弱了中央的力量，并在此时同步经历整个社会现代化危机的阵痛，被“兄弟情与统一”掩盖的民族分歧，随着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全面失败而重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铁托去世，在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南斯拉夫才开始解体。

曾几何时，南斯拉夫的多民族特质，以及由此形成的边界之态，让南斯拉夫成为巴尔干半岛最有意思的国家，无论是在史上各个帝国统治的时代，还是处在冷战时代的东西方世界之间，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核心难题，就是在多民族文化熔炉的巴尔干特性和现代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念之间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

遗憾的是，它失败了，南斯拉夫沦为一个历史的词汇，巴尔干半岛的轮廓也在全球化新格局中逐渐模糊。

如今，加入欧洲，成为包括前南国家在内的巴尔干所有国家的新的发展前景。但是，对我来说，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更多地作为一种理念，依然是不可忘怀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它都曾尝试和做出了构建多民族、多文化国家的努力，这是一种动人而令人钦佩的承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文化层面都是如此，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

当我们回到当下，放眼此时的处境，在技术獠牙和孤立主义复苏的21世纪20年代，在新民族主义遍地狼烟和局部热战交替的糟糕局面中，我不禁要问：没有南斯拉夫的世界，真的变得更好了吗？我们还能有多少条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