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逐鹿》的政治动物视角

历史类书籍汗牛充栋，但良作难求。现在流行的中国历史写作，大抵分以下几种：为薪水经费而写的历史，主题集中于那些犄角旮旯的领域，作者群往往为社科院研究员和大学教授；文学的历史，用漂亮的语言书写广为人知的故事；汉学家的历史，以西方治史方法，重述中国史；宅男生活所迫下的急就章，大量通俗写史的类目都可以归入其中；当然，还有更多蠢而不自知，跳大神、阴谋论的东西。

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景象往往一致，历史因其光怪陆离，交汇文学、哲学、经济、军事等诸多元素，所以吸引了太多人，但其中多数都是先天不足、叶公好龙的读者。也可分以下几类：一种是智力发育不良，不具备对简单文言文的训诂能力，脑容量也不足以独立的从信息流里提炼事件脉络的，于是只能投向各种全注全译本和渤海小吏的怀抱；一种是社会化发育不良，他们一辈子没怎么见过世面，一直接受流氓无产者教育，于是大脑里没有灰度的、网络的概念，很容易被一些简陋而易懂的叙事捕捉，比如马克思、东林党这些东西；还有的是心理问题，五行缺爹，非找个人磕头不行，以至于诸葛亮和本朝太祖这种杀人如麻的法家巨子都成为鞠躬尽瘁为人民服务的典型。

孔子说虽多奚以为，就是描述这种上下一团糟环境。很多人会以科普的理由为之辩护，信息的爆炸和沉降也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本质特征，然而一门学问之所以是学问，首先要技多不压身，不能构成心智的负资产。可历史不是，它常给其爱好者以错乱认知图景，使其受众在面向世界的抉择时反不如浑浑噩噩不学无术的市井小儿。而正因历史这种类似巫术和炼金术的特殊属性，让自命不凡的爱好者们如同乍生闯入核试验室的民科一样，把玩着自己远不能掌控和理解的神秘力量，随时玩火自焚。感染性和致病性是历史不同于一般实证学科的最大特征，而广大历史作品无异于病原体。太多骄妄的平庸之人只因在书本中见到一群大人物，便自命具备超人一等的理解力，以为触碰到了天人之际的裙摆，大言炎炎的臧否天下英雄，沉浸在博古通今的愉悦中，浑不知命运正从悄无声息处伸出利爪，让他们漂浮在固有的轨道。

那么，在这一滩烂泥中，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历史书写，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读者。我的一个心得是，首先回到传统。

以《资治通鉴》和二十五史代表的正史，就像古老华夏的其它上层建筑一样，儒表法里。以迂腐刻板的道德说教和平淡冗杂的流水账为叙事形式，展示彼时彼刻对另一时刻的政治决议。所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这绝对不只是王侯将相的家谱，更不是老学究的道德文章。这是政治。要读懂这些，你最先需要的就是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至少接近政治家的实战理性。不如此，读遍万卷也只是云里雾里，和看了一万集喜羊羊没有区别，更不足以经世致用。

中国的正史体系是士大夫书写的，书写的对象是士大夫。他们书写过去，也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在将来会被怎么写。就在这一场场心照不宣的默契中，历史呈现了如是的样子。重点从来不在于信息的丰富和完备，而在于是否能够进入士大夫语境，知道官制，知道权力的运行，知道说得做不得和做得说不得的区别，领略这种暧昧的秘传心法。

像面对一个失焦且被污染过的镜头，但是失焦的比例和被污染的位置往往相差不大，训练有素的读者不难从介于故事会和道德文章的材料中，还原出恰当的格局。当然，随着历史又从官学降落到民间，观看者从士大夫变成庶民，文宣的污染、信息的泛滥、通俗读物的流行，使得这心法愈加晦暗，遂成为名山之学。

《逐鹿》的精髓不止在于众人赞叹的军事学，更在对这古老技艺的再现。这是比《安史之乱》更好的教材，好就好在秦汉史的资料少，几乎只有一本史记。

东平王曾向汉成帝索要太史公书，被王凤阻止，因为政治舞台上的他们知道，庸人津津乐道鸿门宴和背水一战的小故事，但有本事的人能看出「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来。如果读者换成今天的无产阶级群众大军，王凤和成帝断不会那么紧张。今人回望秦亡汉兴，往往只会感叹天命所归，或者更庸俗化的从刘邦身上学厚黑学。《逐鹿》给了一个摆脱廉价优越感和辉格史观的机会，你有机会进入政治动物的视角，看到约束条件和不得已，看到精密的微操和夹缝中的狂赌，或许，你还能体会一点为什么毛泽东说刘邦是封建帝王中最厉害的一个，并领略千古豪杰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