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加利亚的女儿们》：看见自己的倒影

很难想象这本书初稿完成于1962年，1977年春出版后，小出版社并不重视，而这本书到同年11月就已经销售一空了，出版社拖到新年后才加印了新版。这股浪潮很快扑往国外，短短几年时间总销量就超过七十万册，被誉为“女性版《1984》”“小说版《芭比》”！

这本书是一本将现实社会完全镜像翻转的小说，在这个虚拟的伊加利亚，社会准则被彻底颠倒：女人掌控政府与经济，娚人（作者为了对应英语中，woman从属于man这个词，不得不说翻译也很绝）料理家务、抚育后代。娚人要穿戴装饰繁复的阴茎罩、要打理好自己的容貌，刮干净胸毛以取悦女性换取“父职庇护”；娚人要学会举止优雅、参与温和的球类运动，而“女娃练习举重、铅球、越野跑和跨栏”来弥补体能上的“自然不公”。

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佩特罗尼，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是谦卑与服从，他出门前要偷偷藏好伊加币，总担心衣着不整被人嘲笑，任何显露自我欲望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荒谬”并遭到压制。当格罗等女性主动示好时，他常因缺乏经验而手足无措、甚至害怕逃跑。

但是他从小就非常向往海女的工作，向往去到海上投身捕猎小型噬矛鲨的行动。他跟着巴雷斯克里等人出海，被正式称为“年轻的海女”，并为能参与这项工作而自豪。

但他十六岁生日时，却要穿上一种专门为娚人设计的潜水服。那件潜水服如此羞辱、如此滑稽，以至于少年在房间里独自崩溃：

“那是……是给娚人穿的小丑服，和许许多多娚人不得不穿戴的行头一样滑稽。即便是在水下，娚人也要被迫装扮成小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娚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因为两腿之间的那个东西而饱受其害？娚人为什么不能扔掉这东西？他能不能把这祸害一刀割下来了事？”

佩特罗尼被一件衣服击溃——正如现实中无数女孩因为校服、因为泳衣、因为所谓“端庄得体”的着装标准，而被反复规训并驯化自己的身体。但你在此刻读到的，是一个娚人在伊加利亚社会里对自身生理的恨意。而这份恨意，才是真正的镜子。

佩特罗尼在森林里被几名女性轮番性侵之后，母亲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地质问他：“你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呢？为什么非要晚上出去闲逛呢？”——在伊加利亚，这句质问是多么“合理”。你一旦开始性别转换，就会明白：我们日常所接受的“安全教育”“风险评估”，其背后隐含着的深层逻辑，远比任何明确的歧视条例都更加令人窒息。他的母亲明明有权利有能力调查这件事，却只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这类事件会被直接交给警察局的暴力犯罪部门处理，但既然你是我儿子，咱们就不走这个程序了。对于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娚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更糟糕的是，有过这种遭遇的娚人是几乎没有机会得到父职庇护的。佩特罗尼，你真该为有个替你着想的母亲而庆幸。顺便说一下，这事也会让我在办公室颜面扫地。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不管怎样，我一定会处理的！”

“我们不上报，佩特罗尼。让我们把整件事给忘了吧。这样更好，因为，谁会想要一个被玷污过的娚人？这次的事，我们就随它去吧。但有一件事是铁定的：天黑以后，你再也不能去海滩了！”

这样的诘问还有许多：“为什么一想到要把种子埋进土地，大家就瑟瑟发抖呢？为什么他们只是不加质疑地接受，女性凭借本性就能在田地里工作？为什么娚性要在成年后学习女性小时候就学过的东西？为什么月经是力量之源，而精子则是耻辱之源？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又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在伊加利亚的课堂里，生物教科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生殖：卵子是巨大、充满力量的生命之源，它主动“选择”精子，而获胜的精子随即“失去了它的尾巴，也失去了作为一个细胞的定义，这个精子从此以后都要依靠卵子生活和提供自己的养分”。作者用这套反转后的生物学叙事，彻底瓦解了那种把男性生殖力视为“主体”的传统话语——而这套话语在现实中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从未想过要去质疑。

“我们这样一个海洋国家，连一位女海军上将都没有，也从未有过女外交大臣。至于挪威首相，始终都是埃纳尔·基哈德森（EinarGerhardsen），其间奥斯卡尔·托尔普（OscarTorp）曾短暂任职，而这两位中没有一位是女性。此外，女性的收入要比男性低得多。在挪威国家铁路局，女性不能担任售票员，原因是（据挪威国家铁路局董事会所言）她们身子骨太弱，连走下列车拉动扳道器手柄都做不到。挪威国家铁路局的员工更衣室里甚至没有女厕所。霍尔门科伦接力赛（Holmenkollstafetten）也不允许女性参加，因为这个比赛太不“女性化”了。女性更不许参与霍尔门科伦（Holmenkollen）的跳台滑雪，理由是这项运动对于女性来说“过于危险”。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唯有纵身跃向那叶“浮木之舟”。”

这样的疑问带给她写作的灵感。作者格德·布兰腾伯格曾是挪威第一个同性恋组织Forbundet av 1948的理事会成员，也是七十年代新女权运动与同性恋运动的推动者。她的笔触带有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浓重的印记——集中探讨社会规范、劳动分工、生育权利、性骚扰等议题，偏重中产白人异性恋视角。但恰恰是这个时间坐标赋予了她的作品独一无二的力量。《伊加利亚的女儿们》成书于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高峰期，彼时性别平等不再只是法学和政治学的抽象诉求，而正在成为日常经验的每一寸战壕。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又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谁决定的？”——既是伊加利亚的困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惑。而作者所提供的回答，或许比《1984》的政治寓言更刺痛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些看似中立的社会规范、教育方式、生物课本乃至日用品广告，都在静默而持续地重塑着两性的身份。

《伊加利亚的女儿们》是作者在45年前抛出的一枚反抗火种，好在我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