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头来，人们得学会与过去相处。
文/杨潇
2012年，我第一次到访德国，那会儿我着迷于铁幕东边的历史，到德国后，逢人就问东德的事，但我所在城市，是原属西德的汉堡，人们对东边根本没有兴趣，虽然当时的联邦总理默克尔就出身东德。
碰壁若干次后，我终于在一个饭局上，听一位德国前驻华记者说起，他有一位东德同学，经历蛮特别，可以和她聊聊。几周后，我从柏林出发，在开姆尼茨——东德时叫卡尔·马克思城——见到了安佳。我和安佳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听到了她不可思议的、像《窃听风暴》与《再见列宁》混合体的爱情故事，我把这个故事放在20世纪下半叶冷战与“历史的终结”的大背景下，写成了下面这篇特稿《另一个国度》，2012年发表在当时供职的《南方人物周刊》上。
在这篇特稿里，故事结束于200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那个夜晚。但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我和安佳保持着通信，我也数次重返德国，2019年和2024年两次还重返开姆尼茨，与安佳相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个故事有更多的元素，也有更复杂的纹理，而历史的推进，会一次又一次把我们以为的终点变成起点。我决定把这个故事做一些扩展。这个过程花的时间比我想象得长得多得多（我甚至在中间写完了一本《重走》），但总算完成了，结果就是我刚刚出版的非虚构作品《另一个国度：在20世纪废墟上的漫游》。
如果你读完了这篇特稿，也对我的同名新书感兴趣，不妨直接从第九章《寻找DDR》读起。当然，整本书其实讲述了同一个主题，借用这篇特稿里的一句话，到头来，人们得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下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1月）
作者：杨潇
01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就像你有一个大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为什么？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我和安佳有一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02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的欢迎！”），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到柏林后，展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Bye！See you next time！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03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
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东德和安佳。”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怖”一面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Ash采访的好几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因为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以及私奔）的打算。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04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的合成纤维产品。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昂纳克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去北方，去瑞典、丹麦。”“丹麦好吗？”“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我们可以去吗？”“不可以。”“为什么呢？”“……”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Jena Hensel在《墙倒以后》里描绘了1980年代一个典型东德家庭聚会的场景：聚会通常持续到很晚，10点左右，男主人会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酒，给每个人端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从布拉格带回来的。女人们喝汽酒，孩子们则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其中一个男人会清清嗓子，发表祝酒词。祝酒词通常相当严肃，让人感觉像是要宣布一场小规模起义。
他会抱怨现状，抱怨共产党给他们和给这个国家干的“好事”，他说话时，妻子会把食指放在唇上，紧张地环顾四周。大家会纷纷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西方什么都比这里好，如果我们也有他们那么多机会，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只是没有机会掌握自己的生活罢了。其他男人还会讲几个昂纳克或者戈尔巴乔夫的段子，然后他们就用带着酒味的吻，送孩子们上床睡觉。
05
1989年11月9日，墙倒了，东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次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安佳用“变化”这个中性词语来指代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邻居离开（去西德），你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应该离开？”“以前我们在鸟笼里，每天有人来喂水喂食，突然鸟笼的门被打开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学飞，但我也担心，以后还会有人给我水和食物吗？”
眼下他们还可以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金。在科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1990年7月，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成为官方货币，并以1：1进行兑换（实际汇率是1：4），此举取悦了东德民众，但东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却遭到毁灭性打击。
许多人失业了，而一些“职业”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马列主义教员、国安人员和线人、国家控制的工会职员……统一社会党（东德执政党）的许多党务工作消失了，但同时消失的也包括“异见人士”和“革命者”。
“资格认证很重要，西方政治还是非常精英的系统，”来自东德的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诉我，他当年也曾走上街头，领导抗议，“我是比较幸运的，个人基础比较好，但不少反对派缺乏专业技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不再从政了，当然也有人脱颖而出，比如默克尔，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更多变化或许与意识形态不直接相关，统一以后，大批来自西德的法官、律师、教授取代了他们东德的同行，“（因为东德并入西德，实行西德的制度）面对20000条新的法律法规，他们等于生活在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世界，也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去学习……”东西论坛（Dasost-west-forum）的创始人Axel Schmidt-Gödelitz说。
“也许问题之一就在于，一切进行得太快了。”Hans在社民党总部楼下的咖啡馆里对我说。这栋大楼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三明治，一楼沿街开放给了普通商铺，据说延续的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传统，大厅中央是社民党前主席勃兰特（Willy Brandt）的塑像，这位德国当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光辉不减，但他的解决办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
统一之初，一些东德的反对派和西德的知识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条道路”，“某种混合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能防止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比如贫富分化”，但回到当时，即便是东德人民也不支持他们，“那时的普遍情绪就是，历史终结了，再也不要走回社会主义的老路了。”Hans说。
安佳的丈夫“变化”前就职于一家出口电器的国营企业，不出意料地失业了，“像许多东德人一样，他无法适应新生活，找不到工作，开始酗酒，脾气变得很坏……后来我也开始抽烟、酗酒……”她形容那几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来她决定带女儿离开这个家，“我的女儿才13岁，要是不走的话，我们都会完蛋。”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文缩写）博物馆看过一段“变化”前的东德新闻，报道罗斯托克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记者没忘记在中节目加入“梦想”的成分，他采访了一些罗斯托克的学童——和安佳的女儿一样，他们大概是东德最后一代“祖国的花朵”——请他们梦想1990年甚至2000年的房子会是什么样。
孩子们展开畅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长得像花儿一样的……节目最后，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总结道：当然！这些都会实现，各取所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在新的时代，他们成了“失败者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曾憧憬墙那边的生活，以为一旦获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运，到头来却被历史遗弃。
没错，他们可以自由旅行了，他们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伦敦、罗马（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投票了，可以公开谈论政治而不用担心告密（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但生活已不再属于他们，这个新的社会看起来也不再需要他们——你很难就此责怪西德，事实上他们做得已经够多：转移支付、团结税，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荒谬。“现在好是好啊，”他们总是这么说，“但它是年轻人的了。”
“东德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的问题，也是头脑和心灵的问题。”出生于西德的Axel说。他的东西论坛致力于推动西德人和东德人的对话，“你相信吗？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西德人从未来过东德。”
我们谈起在东德的新纳粹，“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滋事，在群体中寻找力量。”
又谈起电影《再见列宁》和东德的怀旧情绪，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类似的怀旧情绪感到不以为然，认为是它是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的副产品——所谓“极权的诱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多么轻松，多么省事！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个视角，“90%的东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产主义时代，但他们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一种尊重。”“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里生活，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
Axel说，他曾吃惊于一些老人对当年的战争岁月有着美好回忆，试图历数战争罪恶并和他们辩论。“你是对的，但我们那时正年轻啊。”老人们这么跟他说。
有谁会把自己的年轻拱手相让呢？
06
已不再年轻的安佳起码还有一个指望：皮特。
“墙已经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墙后假装无法动弹了。”1998年，她给皮特的母亲伊丽莎白打电话，讲述了自己的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情的人，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所有事情，就连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伊丽莎白从丹麦来了德国，在德累斯顿和安佳见面，又打电话给儿子：你有责任来见安佳，把事情解释清楚。于是在这么多年后，他们又见面了。
“他出现在莱比锡机场，就像一个梦，”安佳说。他们抱头痛哭，皮特递给安佳一张CD，里面是他做的音乐，他当年受斯塔西之命去总部工作，后来又退出这个特务组织，现在已是一位不错的音乐人。“他说有一首歌是为我写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然后他开始讲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我的英语那时不是很好，听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说的，太疯狂了，就像一出蹩脚的电影，”安佳告诉我，“有可能，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怎么听，我满脑子都想着，他来了，他来了，这就够让我恍惚的了。”
但她很快发现，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个了结。几个小时后，他就变得客套起来，那是11月，莱比锡阴冷灰暗，“他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你可以想象那些东西：我们俩没有未来……”
他来了，又走了，接下来两年，安佳去了两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儿去的，女儿终于见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但这里并没有童话那样美好，“她很失望。”另一次，皮特带着她游览了这座城市，他谈了很多，也谈到了他正受美尼尔综合症（多发于中年人，以突发性眩晕、耳鸣等为主要临床症状）的困扰，但就是不谈他们俩之间的事，安佳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我渴望了多年，但这不是现实。”
回到开姆尼茨，她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寻找与过去和解的办法。
“Rehabilitation”（康复），安佳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词，当人们需要描述戒毒时，用的也是这个词。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所有东德人的处境，他们年轻过，失落过，革命过，幻灭过，欺骗过，被骗过，如今他们要学会与过去相处，也许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07
柏林东部，Magdalene地铁站附近，尽是些长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楼，离开主街百来米，踱入某大院，可见一座老旧的8层大楼，同样毫无特色，墙体已发黑，只有后来换上的白框玻璃窗显示着它和时代的某种联系。这是从前的斯塔西总部1号楼。
如今它被改为斯塔西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也是德国中学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走进大楼，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里的场景徐徐展开：审讯室、录像带、蒸汽开信机、装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审者体味的皮革，还有千奇百怪的窃听设备：提包、手表、领带、皮箱、花洒、垃圾桶，甚至一个木桩子里面都藏着老大哥的耳目。
“到1989年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员9万人，通报合作者18.9万人，”斯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简称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örster告诉我。柏林墙被推倒后一个月，斯塔西开始销毁档案，后被冲入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销毁的档案文件排起来长达180公里。
Förster说，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东国家派人来讨教民主转型的经验，“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对待这些遗产，我每次都说，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份档案，防止有人盗窃和破坏。”
BStU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是档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负责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烟海的文件，后者则负责接受和处理社会各界要求查看档案的申请。在他们网站上，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想知道我的邻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为斯塔西工作过，可以查询相关信息吗？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东德方面担心开放档案会给未来的民主转型带来太大负担，甚至担心随之而来的报复与社会骚乱。最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Stasi Records Act），确保档案“有控制地开放”——
记者和学者可以申请查看某一领域或时段的档案，但不能针对个人去查询他是否与斯塔西有染。公民个人只能申请查看与自己相关的档案。为了保护其他公民的隐私，档案在公开前还会由专员一一查看，将无关的人名等信息涂黑。而政府部门则可以申请查看公职人员的档案，如同运动员尿检一样，以确认他们不是“高克阳性”——出身东德反对派的现任德国总统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负责人，直到现在德国人还把BStU叫做“高克办公室”。
“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德国的公开申请以个人为主，这20年有290万人次提出了申请。”Förstr说，“他们想知道身边哪些人曾经告密，也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赖。”他给了我一份BStU对查看档案者的问卷回访，并特意说明，因为样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调查，所以数据只能提供趋势性的参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访里，被问及“这些档案是否给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冲击”时，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还可以”，14%的人回答“没有”。被问到“你会进一步申请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吗”，一半的人选择了“不会”，“有许多原因，有人已经猜到，有人不想知道。还有一些人，原本放弃查看，后来他们老了，又回来再次申请，这时他们想要知道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看完档案，对你个人来说，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还有46%的人回答“不是”。不过一些人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有个别告密者自杀了，但没有报复和暴力，也许正是有控制的公开防止了这类事情发生。”Förster说，“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出现呼吁公开者所希望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重新开始对话。事实情况是，大多数人不再谈论此事。”
我们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窃听风暴》，“它对当时社会气氛的描绘非常到位，但Wiesler（监听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弃了对作家的监听，反而开始保护他）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Förster说，“事实上，斯塔西的制度也决定了不可能出现一个Wiesler，没有一个人能独自做出这么多重要决定，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牵制和监视着。”
08
安佳和皮特的档案都已不见踪影，她觉得自己的档案很可能是连同皮特的被一块销毁了。后来她又提交了查看父亲档案的申请，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这事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对他父亲的监视记录，以及，1980年代初她与皮特的通信。“我真没想到。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双手也在发抖……知道你被监视是一回事儿，而亲眼看到这些档案是另一回事儿。”她坐下来读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读出自己当时的绝望，“他们还记下了1982年我和皮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多么远，又多么近。”
有一段时间她听不了DDR或者斯塔西这两个词，“让我觉得恶心”，但随着时间流逝，她也开始慢慢能够面对这些令人不快的遗产。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之后我们向更远的郊外进发。奥古斯图斯堡（Augustusburg）那巨大的宫殿就建在山顶，远远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气势不输新天鹅堡。
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文反复念着“夏日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long summer！”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我说，我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儿背着她，把母亲的社交网络状态改成了“单身”。后来安佳在网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卡罗，两人结婚前，卡罗为她买了一张飞往哥本哈根的机票，“他和女儿都对我说，你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感受，（你和皮特）这段关系还重要吗？你得自己做这个决定。”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决了所有问题，“是的，激情的日子让人怀念，但毕竟已成过去。”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也仍然爱着皮特——以另外一种形式，“这算是什么？柏拉图式的恋爱吗？”她大笑。
皮特仍然单身，他在电邮里对我说，虽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粉丝，仍然喜欢马克思和他的理念”，当然他也不喜欢某些国家对人权的压制。
“他有时会抱怨说，”安佳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都得给中国人做玩具！”皮特说他正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要“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来推动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有趣的是，他同时也接受了那句话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纪大了，还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你就没有头脑。”
安佳后来还见到了当年介绍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个老师，“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开明友好的人，我们不怨他，当时他和皮特都相信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没人知道历史会怎样前进。”
分别前我们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馆开在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里头。我们什么都聊，她说起自己失业15年的姐姐，又说起她以前所在保险公司的一个小领导，“‘变化’的时候坐牢了，只因为当年采购时赚过差价。其实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辈人相比，安佳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挺满意：经济独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过说到1990年的民主选举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时，我还是有点吃惊。问她现在为什么不投票了，“那些政客们都差不多！”
09
2009年，安佳在网上找到了老同学佳杰思，“嘿，Adrian，你的头发去了哪里！”三十多年过去，佳杰思也从革命青年变成了记者，又从记者变成了CEO，不过那是另一段传奇故事了。
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我很怀疑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这是很长的故事。”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就是这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为化名，感谢佳杰思先生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