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鞅考》

商鞅卫人，与吴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痤，而痤又甚贤起。起之为治，大仿李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史称鞅先说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业之明证也。其变法，令民什伍相收司连坐，此受之于李克之《法经》也。（《通典》引吴起教战法，亦有“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之文。）立木南门，此吴起偾表之故智也。（此《容斋随笔四》、《困学纪闻十》均言之。桓谭《新论》：“魏三月上祀，农官读法。”其法亦督农事，尽地力之意。其制殆亦始于李悝。则吴起、商鞅之立木偾表，其先亦师李氏读法之意也。今《周官》有读法之制，其书出当在后，盖亦三晋之士所为。）开阡陌封疆，此李克尽地力之教也。（参读朱子《开阡陌辨》。《鞅传》：商鞅变法，甘龙、杜挚争之。《孟子》论井田引龙子，谓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助有公田，乃井田旧制，贡则使民尽地力而税之，疑龙子即甘龙。又《秦策三》王稽、杜挚同伐赵，年世不相接，岂别一杜挚耶？今按《史》文本诸《商君书·更法篇》，而此篇多袭《赵策·武灵王胡服章》。《赵策》云，武灵王平昼闲居，而《商君书》讹为孝公平画，是其证。然则恐杜挚非有二人，而甘龙亦不必与商君同时。）迁议令者边城，此吴起令贵人实广虚之地之意也。 《汉志》神农二十篇，班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今按重农政，李悝、吴起、商君一也。刘氏独不及吴起。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桓谭《新论》称商君受李悝《法经》以相秦，亦不及吴起。《汉志》兵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曰：“疑李悝。”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荀子《议兵篇》：“秦之卫鞅，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后人视起仅为一善用兵者，而独不及李克、商鞅。其误于《史记·孙吴列传》，以起与孙武、孙膑并列。不知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当时从政者率主兵，乃时代使然，岂得徒以兵家目之。鞅之为政，宗室贵戚怨之，不获其死，亦类吴起。人尽夸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道家乃从其后而加之诽议，岂得谓其同条贯者耶？（汉初学术，非道德即刑名，而史公当武帝时，已尊儒。故升孔子为世家，而以老、庄、申、韩同传，自据当时立论。老子、韩非，同出战国晚世，思想自有相通处。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不得与韩非并论。） 《史记·鞅传》：“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卒，惠王弗能用，鞅遂入秦。”考惠王九年，公叔痤为将，败韩赵于浍。是年即为秦所虏，吕氏《大事记》谓秦虏痤复归之，而终于相位，则在明年，为秦孝公元。《秦本纪》鞅入秦见孝公在元年，孝公三年，鞅说孝公变法。六年，拜左庶长。《秦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疾且不起。”自七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适十八年。盖自七年以后，商君始见信任也。十年为大良造，《本传》称行之十年，于是以鞅为大良造者误。又《本传》称商君相秦十年，然《本纪》《列传》《年表》记鞅在秦爵位升迁甚备，独无为相事。《年表》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鞅。《水经·浊漳水注》在惠成王三十年，较《年表》前一年。史公据《秦纪》言鞅事宜不误，或魏史用夏正，尚在今年之末，而秦用周历，已改岁，则在明年之端也。又《浊漳水注》：衡水北迁邬县故城东，《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即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今按《史记集解》，徐广曰，弘农商县。《索隐》谓于、商，二县名。《正义》：于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于邑。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是谓于、商与商乃两地。今按：《史记》他处皆言商于，不言于商。则封于商，乃专指商洛，不兼于言。考秦在当时，尚未得河西也，更不得远封商君达于漳卫之城。且《史记》明称封之于商十五邑，赵良亦谓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此证郦说之不足信。惟不知《纪年》说究何自。或邬即指于商之“于”，合言之，则曰于商，或商于，单言之，亦可曰商，或曰于，即邬。要之不在衡漳附近，则断可定也。 则商君至封列侯，仍为大良造，非别有为相一级也。其后惠文王五年，《本纪》、《年表》均书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魏人因献阴晋。疑其时秦之大良造即当相职，非别有相位一级也。至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官始有相称。以后例前，故称商鞅为秦相耳。又按：赵良之说商君曰：“相秦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筑冀阙在鞅为大良造后二年，知为大良造即为秦相矣。然自此下至孝公卒尚十五年，则《史》所称相秦十年者，亦复非也。《本传》又云：“筑冀阙宫庭于咸阳，自雍徙都之。后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今按：赵良说商鞅，“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赵良说后五月孝公卒。今姑定赵良之说在孝公卒前一年，其前八年为孝公之十六年，适当秦迁都行新法后四年。则公子虔之劓，断在是年。然《本传》又云：“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于是太子犯法，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鞅为左庶长在孝公六年，其时尚位微，何能遽刑及太子之傅？且孝公是年不过二十七岁，太子尚幼，不能犯法。鞅亦何不称太子幼弱，而云君嗣不可刑，知太子非幼弱矣。然则刑公子虔自在十六年，而史公误为在前，遂称公子虔复犯约耳。二十二年，封于商，二十四年，见诛。（《盐铁论·非鞅第七》谓商君入秦期年而相之，亦误。）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则其生年应与孟子相先后。其寿殆过五十，而未及六十也。（《吕氏春秋·无义篇》：“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庇不受。”是鞅败时其母尚在，知鞅非高寿。） 《汉书·艺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今传二十六篇，亡其二，实二十四篇。然全书开首《更法》第一，称孝公平画，即已举孝公之谥，其书非出鞅手，明明甚显。其他如《弱民篇》袭《荀子》，《靳令篇》同《韩非》，《错法》有乌获，乃秦武王时人。知其书之成颇晚。而《徕民篇》云：“今三晋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不能夺其民也。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又曰：“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之所亡民者几何？”此其文明出长平战后，而所以为秦谋者至精。其意欲乘屡胜之锋，而使战败者不得休息，故有徕三晋民使耕于内，而秦民专战于外之画。若在孝公变法时，方务开阡陌，尽地力，内力之未充。其出而战也，亦窥机抵隙，因便乘势，非能亟战而操必胜之权也。（参读《考辨》第九十五。）无论秦之声威未震，关东之民不肯襁负而至。即至矣，亦祇以扰秦而亡之，欲求国内一日之安，将不可得，又何论于亡三晋而一天下哉？史公序商鞅变法条理悉备，其一民于耕战则有之矣，徕三晋民耕于内，而驱秦民战于外，史公无此说也。后世言商鞅变法者，往往以开阡陌与徕民并称，失之远矣。（商鞅徕民，其说始于杜佑，盖本之《商君书》。） ———————— 附：钱穆本段核心辨伪要点提炼 1.称谓硬证：《更法》使用秦孝公死后谥号“孝公”，商鞅在世不可能预称谥号，直接证明该篇非商鞅原作； 2.人物年代矛盾：《错法》出现秦武王时期力士乌获，晚于商鞅数十年； 3.文本抄袭证据：《弱民》抄录《荀子》文句、《靳令》内容与《韩非子》重合，二人均晚于商鞅； 4.篇目来源问题：《更法》整体模仿、篡改《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胡服变法段落，为后学拼凑改造； 5.《徕民》篇晚出铁证：明确提及长平之战（前260年），距离商鞅之死（前338年）近八十年，属于战国晚期法家为秦国统一战略设计的政策，绝非孝公时代商鞅的主张； 6.史实区分：司马迁记载的商鞅变法只有重农、壹民、耕战制度，并无“招徕三晋流民、秦民专任作战”的徕民方案，后世混淆二者，是误信晚出《商君书》文本所致； 7.制度层面：汉代《汉志》著录分为《商君》（法家）、《公孙鞅》（兵权谋）两书，今本是后世合并、删改、增补后的汇编本，并非商鞅自著文集。 —— 本书中，秦晖把《商君书》之想皆归于商鞅，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如果秦晖是这个水平，连基本的考据辩识工作都没有，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