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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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落户
费南遗址，曾经是人类实践定居生活的早期存村庄之一，距今已有11000年的历史。
这里的半地下圆形泥砖小屋是人类常年定居在此的证据。在这些小型圆屋外发现了用来碾碎无花果、开心果和小麦的巨大磨石。考古学家推测，生火、烹饪、谷物研磨等活动几乎都在室外进行。
费南谷地17号遗址的社交场所被分割成许多小“房屋”但愿，它们不是只维持一晚或一个季度的活动场所，而是常年的稳定居所。
中石器时代长距离迁徙的人类群体向新时期时代定居生活过渡，这一过程带来的变化最终可以从人类自身，更准确地说，从人类人口数量上看出来。
有证据表明，在向新石器时代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全球范围观察到的人口急剧增长实际上是女性生育能力提高的结果。
反过来女性生育能力的提高又被看做定居女性母体能量更加平衡的结果，即婴儿生育和哺乳所需的能量与母亲自身热量需求之间的平衡。
同时，研究人员发现，人类进入定居生活后，他们的体形开始缩小。随着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出现，人们的身高开始下降。
农业是新石器时代的新发明，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变革。
正是从新石器革命开始，人类成为自己食物供应的主宰。虽然有多项证据表明，人类食用植物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在某一时期，人类与禾本、块茎植物之间的关系，从松散随意变得更加复杂和相互依存。
西南亚“肥沃月弯”是新石器革命的起源之地，在这里，大卖和小麦的驯化比亚洲的水稻和美洲的玉米早了几千年。
曾经考古学家认为，从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到城市的兴起，以及在这种拥挤环境中，不断增多的人类创造出的一切科技进步，它们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轨迹。但事实上，他们发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
人口的确有所增长，但人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农民的预期寿命缩短了，死亡风险也增大，儿童健康状况和成年人存活率急转直下。
但即便如此，定居和农业生活的风尚仍迅速蔓延全球。“文化扩散论者”认为，农业技术的优越本质使得所有人遇到它时都对它们青睐有加。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促使人口急剧增长，并最终催生了信的集体生活方式，从而保证增加的人口都参与到新石器时代这场实验当中。
随着耕种面积扩大，人类捕获的动物数量超过了可持续临界点，人类的居住空间越来越拥挤，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逐渐波及周边环境。
人类对自己制造的混乱有着极强的适应力。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被迫与他人分享个人空间与时间，在这样的世界中，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需求，它们将推动新石器时代早期村镇变成具有社会复杂性的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城市革命
戈登·柴尔德认为，城市革命发生在新石器革命的5000年后。他认为城市是文明的开端。柴尔德判定一座城市的标准包括规模、专家和财富集中度。
事实上，真正合理的特征应该是城市规模、定居生活方式和持续数代的社会分层的结合：在某个人口密集的群体中，人们从事定居和群居活动，这些活动汇集物力与人力来修建一个更大型（通常是神庙形态）的纪念性建筑。
史蒂芬·申南指出，农业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占有”土地思想的产生，以及人类对物质财富的日益重视是繁殖成功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新时期时代是人类将重要物质财富变为私人守护领域的阶段，并将这个过程比作创建一个生态位。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农业和定居社会的产生是人类建立不平等关系的关键转折点，但难以判断考古证据的那些方面标志着社会分化的清晰轨迹。
城市是不平等出现的中心。城市居民的等级差异体现在他们的工作、所获资源与前面两项的规模上，它从根本上将城市与新石器时代的村镇区分开来。
暴力
暴力出现在城市之前，但借由武器和人口，城市强化了人类最古老的特征之一——暴力。
暴力可分为人际暴力、结构性暴力和社群性暴力三类，第三类也可以称之为战争。
人际暴力是指人类为了地位、获取资源甚至体育运动而发起的竞争行为。暴力并非起源于城市，但城市生活好比温床，孕育了人际暴力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因素。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人们对商品和身份地位无尽的渴求，以及向施暴者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使人类创造出一套全新的杀戮理由。
个人施行的暴力与施暴者不明的暴力之间存在一条界限，而后者便是我们所说的结构性暴力。它是对肉体生命的直接限制。它是由社会施加在其成员身上，由人类对人类的暴力。
复杂的城市政治制度，向自己的国民及域外人群展示权威，催生了一种特殊的暴力，这种暴力的出现伴随着最早一批城市的兴起。此类暴力诞生在帝国出现以前，并在美洲、欧洲、古代近东、亚洲和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帝国中盛行。它可以使结构性暴力的一种形式，是社会对其内部成员施加的暴力，也可以是对外的侵略行为。
城市的兴起于一种全新的权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权利凌驾于个体生命至上。
奥尔梅克、阿兹特克、玛雅、莫切、印加——这些大的史前国家都曾使用人祭来建立和维系他们鱼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尽管对玛雅文明中人祭的确切性质并无定论，但他们繁复详尽的人体献祭文化五一在奖实体沉入天然井时达到顶峰。印加人将他们的人祭牺牲者弃置在安第斯山脉的干冷空气中，如今那些遗骸一变成了完好的干尸。阿兹特克人在他们上流社会华丽的坟墓边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身首异处的人祭。
一篇对“南岛地区”人祭仪式的分析文章指出，人际是当时维持社会分层的一大驱动力。借由人祭活动，一支“特殊”精英人群杀戮他人的权利得到合法化与法典化。
仪式代表着一种施展权力的能力，在早期精英等级制度依然孱弱的世界中，它体现了掌权和无权之间的差异。只有明确了不可推卸义务和建立了强制执行这些义务的等级制度的大型社会，才拥有强取豪夺自己公民（或是居住在附近不行被俘虏的非公民） 性命的权力。
从个体上升至集体后，暴力不再只针对个人或小规模群体，而是变成全社会层面的冲突。有预谋的暴力解释了世界各地农业文明早期村庄周围出现的围墙：从中国龙山文化的夯土工事到秘鲁沿海奥斯特拉营地的防御围墙。
世界上许多早期城市中心都以精心设计的纪念碑和石碑来庆祝军事胜利，这些记录战争功绩的文字和图像与这些城市的自我认知密不可分。等级制的城镇或城邦对战士的资助使战争实现了专业化。
城市是复杂政体的先兆，它们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的存在，它们是耗费巨额代价争夺领土和权力的国家体系的必要驱动力。
传染病
如果人类的生存（或死亡）一直与传染病相随，为何它们对人类如何修建现代城市世界的故事有重要意义？有一个有趣的观点是，疾病可以决定人类开疆拓土和创造新生活方式的能力。
当然，反过来也是正确的：随着人类向心的地域扩张和采纳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为疾病提供了新的传播机会。
在一个人口密集的新城市世界，人类健康的状况被永远地改变了。我们改变了跟随人类数千年的疾病所在的环境储库，并且改变仍在继续。
其中一部分改变是由于人口中心，道路、海道和路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新的，越来越奇特的疾病生境。
瘟疫是一场声势浩大、所向披靡的流行性疾病，它毫不顾忌身份地位与公平正义，所经之处尸横遍野。
城市的兴起对流行病学转变的真正贡献在于使感染转变为流行病。在一个由道路、公共汽车、汽车以及人类编织而成的网络中，疾病获得了自身暴发所需要的密集城市人口。
工作
我们真正需要明确的是，城市生活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工作。
狩猎采集者罹患骨关节炎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特闷沉重多样的工作负荷，在沙尼达尔洞穴中出土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上，出现了严重扭曲的骨骼损伤。
人类遭遇意外的模式则随着新石器时代转型而发生变化。
其中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就是房屋自身便能引发极大伤害，一项针对古普韦布洛文明的研究性显示出了大量的颅骨骨折，他们居住的地下石室如蜂巢般附在岩壁上，进去其中必须使用梯子。
而在向农业文明过渡期间，人们小腿的受伤率增高，脊柱的弯曲也产生一种磨损模式。
城市生活与拥挤狭窄的街道还导致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而由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定义和划定的某些极特殊职业，使人暴露在风险之下。
制帽业密切接触汞的工人们经常会出现汞中毒症状，并最终“像帽匠一样疯”；火柴制作工人则由于接触了大量的磷而患上磷毒性颌骨坏死。
有关强制性劳动地最初证据来自第一批国家的诞生之初，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2千纪，农业国家一直进行着这样的过程：不受欢迎的工作需要交给并不算“人”的人——奴隶。
城市的成就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个展示权力的焦点，由此强化了城市世界的象征性规则和结构。无论古今，各个国家都曾通过威胁、贿赂、以及恳请的方式，将人民的劳动力转移到这些恢宏事业上。
城市世界向个人提供了琳琅满目的工作，它们与农业粮食生产的单一任务相反。全职专业是人口密集地区的独有特征。
聚集生活需要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角色，从而确保城市运转。
城市通过某种社会科学家为之争论了数百年的神秘方式来汇聚人群。部分原因来自本地人口内在增长，然而，当城市的规模超越村庄，扩张至人满为患的更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化世界后，它们孕育出的不只人类，还有能夺人性命的事物：不平等、疾病以及其他人。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够自我调适，而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的适应速度可能更快。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城市使人类脱离了生产资料，在城市中聚集了为了生存而必须专门从事某种形式的交换的人群。任何个体在这种体系中所拥有的权利，都反映了财富积累以及社会地位。
城市允许人力和物力盈余的累积，这些盈余能够被加以利用。最终城市的触手变得无孔不入，它们包围了农业系统，将人们捆绑在土地上，创造出可用于哺育高利润产业的劳动力大军。
拥挤的城市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机会，然我们能够以不需要生物学基础的方式去适应、发明和集体化。
人类耗费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步入定居生活，但仅用了15000年，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收到城市生活影响的物种。如果到2030年，世界人口的60%都生活在城市，没那么我们需要对此更加游刃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