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情如何成為公義

過世形骸原是幻，未來景界卻疑真。——秋瑾《自提小照》，轉引自書頁150。

胡纓的著作談論的是友情的辯證——友情的辯證背後則是作為自決主體的人。在累世的學者不斷建構的倫理歷史中，「友情」是五倫的一環，也是君子自我修養、求學、入仕乃至於最終澄清天下中的必要環節，也同父子之間的恩孝，夫妻之間的貞節一樣，成為層層遞進建構理想的社會秩序的一環。然而，正如胡纓敏銳指出地，在這樣的「成人」次第和「結義」行為之中，有一半以上生理為人的存在是不被納入的。結義、求友，必須是出於自由自主的狀態下的男子才能夠達致的倫理境界，難養的「女子」與「小人」，即婦女、兒童、甚至乎處於從屬地位的男性，能否締結友情關係都存乎疑慮。章學誠便曾經懷著譏諷的態度評論其時流行的「桃園三結義」故事，忘記了君臣名份。的確，友情中所包含的橫向聯繫的可能，既合乎五倫的環節，卻又挑戰著對於家族乃至於朝廷的忠誠，包含著可能動搖既有秩序的毀天滅地的能量。因此，到了明清王朝國家的末路時期，由友情和一切橫向聯繫所引發的結社活動，不僅倫理上可疑，政治上危險，在社會秩序上也被全面的壓抑。士大夫的結社被指斥為朋黨，而庶民小人的結社則不得不以秘密社會和宗教的形式聚集，更被朝廷是為妖眾亂民。

胡纓所描述的這段友誼便是在這種情境下展開的，書以集體傳記的形式，先後遞進描述了吳芝瑛、徐自華和秋瑾的生平，指出這一代在太平天國之後成長與閩浙皖的婦女如何在舊秩序崩解和新秩序縫隙中探索出婦女作為自決主體的可能性。她們援引的是不同的思想資源和現實制度：吳芝瑛從桐城派和經學傳統中獲取；徐自華依託的是由明末以來的閨塾和書寫傳統開出的詩文結社和女性制度；秋瑾則依靠東渡求學、印刷出版和結合了秘密社會的革命社團。她們並不迴避舊有的禮制和親族關係，而是主動地利用這些制度重新安放自己的位置。

在塑造自我成為自決主體一環的同時，她們也積極尋求加入藉由的公共社團和創造新的橫向聯繫的可能。這一嘗試，在秋瑾遭遇暴殺之後推到最致。在政治暴力的陰影下，徐自華和吳芝瑛以結拜姊妹的身份建立秋社、展開紀念。這些嘗試，不僅有悖於朝廷所要求的正統，更脫離了日後將秋瑾塑造位漢白玉雕像的歷代革命政權所要求的正義。這種處於私情的紀念，跟公義之間始終存在著內在的焦慮和糾結——正如作為自決主體的結義所帶給秩序的焦慮和糾結一樣。在梳理從春秋到明清的孟姜女故事之後，劉靜貞曾經點出過這種內部的糾結，「情」作為能夠激發個人間聯繫的本能，創造的是人同人之間相互扶持、相互依存的交心，然而這一切卻受到了被視作維持群體存續和社團利益的共存共榮的「禮」的約束。秋瑾生命的最後幾年便是面對著這種糾結，一方面她維持著對於摯友「同心同情」的浪漫想像並經由這一浪漫想像跟男性「同志」們結合，試圖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改變既有秩序；另方面，她面對的是對於女性朋友們基於私情的依戀——這種情懷不以共同的事業為感召，而是基於生命片段的結合。然而當朝廷試圖抹殺她的存在，革命政權試圖將其肉身鍛鍊成神的時刻裡，正是這種依於公義由違於公義的處於私情的紀念將其的另面留住。在20世紀初的新倫理創作的時刻裡，正是這份情義的辯證，隱隱保存了一種歷史的伏流。正像書中150頁胡纓所引用的詩句，過世形骸是高文典冊的歷史中的幻想，未有發乎心底的情所蘊含的才是可能走入未來境界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