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女性情感出离的现代性寓言
文 / 成向阳
(原载《都市》2026年第3期）
王棘的小说集《离开的消逝的》是一部涉及爱情、婚姻与家庭亲情的情感小说。
正如书名所示，作者围绕“离开”与“消逝”两个关键词，书写了当代情感关系中的种种“离散”现象，并为情感旋涡中的“出离者”找到了超越传统道德判断的现实合理性。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本书故事中的多位女性形象，她们作为情感关系的主动“出离者”，事实上主导了故事的基本走向并影响了男性人物的命运。她们在故事中对既有情感契约的“脱嵌”，事实上可以视为一个浓缩的现代性寓言——在一个“一切坚固之物都烟消云散”的时代，面对无聊麻木与随波逐流，她们以悲伤、绝望却勇敢的情感出离，主动去把握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的生命进程，去重构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主体意义。而对这一切既冷静又细致的书写，构成了王棘这部小说集的主要价值。
这些价值，蕴藏于作品的三重叙事维度之中：以一系列女性人物为驱动的“情感出离”构成了文本最鲜明的叙事轴线；这种“出离”行为本身，揭示了传统伦理秩序松动后个体追求现代性的艰难跋涉；而贯穿文本的“梦境”融入与超现实书写，则作为一种“赋魅”机制，不仅为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凿开了通往形而上思辨的出口，更在美学上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
这三重维度彼此交织，共同绘制成一幅当代人在情感荒原上孤独寻觅、在断裂中重建意义的灵魂图景。
一、作为叙事引擎与命运枢纽的“女性情感出离”
作为一部13万字的小说集，《离开的消逝的》由七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构成。
如果从女性情感“出离者”的角度来审视，这部小说集其实更像一个整体，而非八个不相统属的独立故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本书中的故事就像一块积木的不同侧面，那些被情感关系咬合在某一侧面上的人物，事实上可以通过重组与替换，成为另一个新故事中的人物。是的，当你将这本书读上几遍，并尝试将某个故事中的人物代入别的故事，或者将两个故事中的人物互换，会发现这些故事和人物形象依然完整。而且，他们之间还极有可能在时间因果链条上形成新的情感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其实是同一根藤蔓上结出的瓜果——作为作者写于不同时期的中短篇作品，它们具备相似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可以彼此互补的基因。
在我看来，本书不同故事的内在统一性，主要体现为这些故事基本都是被女性的情感出离行为所主导并驱动的。即使是在以男性人物为主角的篇章中，他们乖僻、敏感的性格与行为模式事实上也是被女性的行为选择所影响的结果。
这就像在《黑色梦中》，母亲被父亲折磨致死与姑姑在其家庭中的深夜受辱，事实上影响了少年的“我”对家庭、父权和人性的判断，并决定性地主导了“我”的性格模式和未来的情感表达路径。《夜晚出生的孩子》里的“我”，之所以与以父亲为代表的原生家庭产生情感断裂与疏离，主要是因为母亲与妻子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死亡。在以上两个故事中，女性在亲情关系和婚姻关系中的意外亡故，事实上构成一种最为决绝的情感出离方式，女性的“离开”与“消逝”，在此非但不是故事的终结，反而成为了男性主人公孤独生命轨迹的起点与核心驱动力，迫使他们沉溺于对黑暗之梦与“夜晚出生的孩子”的幻想，以此修补现实中的情感虚空。而在《小说家的遗产》中，小说家叔叔对爱情与婚姻的逃避，与其说是出于对癫痫症的恐惧，还不如说是青年时期女友对恋爱关系的出离行为让他“害怕爱，更害怕被人背叛”，所以宁可在对女性的若即若离中孤独终老。
除此之外，其余五个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则以更为直接、主动、伤害力更大的情感出离方式主导了男性人物的命运。《迷失成都之夜》里的姚欢以元宵节之夜的突然出走将男友置于等待的虚空。他未来的情感人生极可能会与《小说家的遗产》中的叔叔重叠在一处——“害怕爱，更害怕被人背叛”，于是不得不一次次拒绝别人走进自己的生活，并“注定一辈子都得在深夜独自品尝孤独的苦酒”。《在漩涡里》的陈丽，以自己的背叛与出走将丈夫吴阳推入了婚姻的漩涡——在焦灼与自我怀疑中，“他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而母亲的到来则更让他陷入早年屈辱的记忆：母亲当年的出轨，使父亲、姐姐和自己深受其辱，更导致父亲后来的惨死——“在工厂里干活时，整个身体被卷进了机器中”。而在妻子陈丽走后所做的一个梦中，吴阳发现父亲其实是主动地“一步一顿走向机器”。他“手脚并用爬上机器，在上面又抽了一根烟，然后身体向前倾，如一片枯叶般落入运行着的机器的腹腔之中”。我们不禁要问：吴阳是否也会通过模仿步他父亲的后尘？因为在妻子离开与消逝后，他们其实“都一样是生活中的随波逐流者”。《离开的消逝的》中的玉枝，在丈夫到矿山工作之后，以自己主动迎合的出轨，体验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新生”，而代价是“俩孩子越来越不爱说话，尤其是和她在一起时”。这一代价更长远的后果是，儿子星杰成年后的车祸而亡以及女儿星芸的离婚。《晚风》是本书中唯一难得温暖的故事，护士长林筱芹在与昔日恋人许凡的重逢中，以职务之便帮了他的忙——为他住院的父亲提前安排了手术，令这关系僵硬的一家人在庆贺出院的晚餐中冰释前嫌。而在十多年前，为了追求所谓安稳的生活，她主动向他提出了分手。作为本书唯一的中篇，《空房间》则以更为详尽的细节，写了许丽的情感“出离史”。她以自己积极主动的私奔，背叛了父母、丈夫与两个儿子，同时也将自己带向更为扑朔迷离的人生轨道。
可以说，无论是陈丽、玉枝还是徐丽，这些充分自觉的女性“出离者”，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简单人”。她们为了主导自己的人生，而不惜牺牲同一情感关系中他者的人生。她们因而成为他者眼中“自私的人”，但在她们自己的意识中，自私是因为自爱，“出离”与背叛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像一个“更完全的人”那样去体验作为人的价值。
从写作的角度看，这些女性“出离者”有着先天的“故事性”和进入小说的价值。而王棘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的“成熟性”，可能就在于他超越年龄和性别的鸿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不同年纪的女性的心理脉搏，并以生动的故事呈现了她们“离开”的行动过程和“消逝”的结果及其后续影响。
有评者认为，这些故事是作者的“家庭自传”，有着“浓厚的个人记忆色彩”，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本书中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经历与作者的履历有所重合，比如故事中的人物有着明显的从北方向南方、从村镇向县城、从县城向大城市、从大城市向陌生的未知之地（南极或海洋）的迁徙经历，再比如本书中的家庭结构也与作者的家庭有部分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在回忆中进行写实。相反，我认为这一切都出于他别有用心的虚构与创造，出于他对当下生活“不适性”的把握与抗争。而之所以女性“先行”，是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敏感地认识到在一个充满变化与压力的环境中，女性的困境更为直接而切身。她们在情感关系中的“脱嵌”常常比男性更为主动、自觉与迫切。作为被压迫、被侮辱、被不断粉碎的个体，她们更具有重塑主体完整性的诉求。她们的情感出离，事实上是其追求现代性的生动实践。
二、“出离”作为女性个体的现代性实践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恰如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所言：“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而成为现代人就是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这段名言的实质是：现代性将人从传统、稳定、被赋予固有秩序和规范的社群和角色中“解放”出来，同时抛入一个充满变化、选择、自由，但也充满风险、焦虑与孤独的境地。如果我们联系《离开的消逝的》一书中的《空房间》来看待女性人物情感出离的心理过程，可能会对以徐丽为代表的女性“出离者”内心深处的现代性追求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王棘笔下的男女人物，绝大多数大都是“面对生活的重击，除了接受和忍耐别无他法”者、随波逐流者、无聊而麻木者。他们中的男人，大多像吴阳那样，认为“最好不要不自量力地试着去改变什么，对抗什么，挽留什么，到头来你会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有些东西（尤其是情感这玩意儿）根本没有道理可讲，唯有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人生哲学”。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可能都像徐丽的丈夫李鹏那样，“整天躺在那里看电子书，他从来不想想如何多赚点钱，一天到晚得过且过”。
王棘无疑深刻体认到了这种生活的无聊与麻木，以及它带给人的不适与虚妄。无聊，痛苦、麻醉、出离、梦境、解脱于是成为他作品中的关键词。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物对既定情感关系的出离其实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一个漫长、具体、深思熟虑的过程。在小说中，缔结了某种情感关系的人物们一开始也并不缺乏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对理想情感关系的向往。正如怀孕的陈丽在奔丧返程的路上对恋人吴阳所言：“我们要像现在这样一直向前看，向前进，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然而，这样的誓言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指导生活。他们事实上仍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始终只能顺着生活的惯性在既定的道路上滑行一般生存。要么无聊、麻木，要么孤独而无助——正如姚欢所说：“我感觉我们如被困在一座孤岛上，这间屋子囚禁着我们。有时我们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但依旧孤独。孤独的感觉只能缓解，但永远都无法根除。”也像徐丽，作为一个妻子，面对无所事事不思进取的丈夫，“她控制不住自己，总是寻着由头和他吵架，每次吵完后，她都会觉得轻松一些，过一会又觉得没意思，没劲。李鹏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她估计身边许多人也都有此感觉，她知道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过完一辈子的”。
就这样，作为女性，她们无一例外地在困顿局促、毫无希望发生改变的生活中发现了被捆缚、被奴役的自我。而为了脱离这种生活，她们首先不得不以背叛的方式逸出既定的情感轨道，在客观上以“离散”解放自身。这就使我们看到情感关系中的分手、私奔、出轨与离婚，以及更彻底的以死亡为出口的关系脱离。她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一时的泄愤，而是深思熟虑之后与旧的生活、旧的自我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新生活、新自我——所谓“现代性”的奔赴与拥抱。徐丽私奔前后的心理斗争非常清晰地呈现了这一场灵魂交战与最后下定的决心：
“她曾一次次将这段时间与她过去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作对比，最终得出结论：过去的她一直在随波逐流，她一再地顺从、忍让、逃避，过去的她从未真正问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然，现在她也并不是完全清楚自己到底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她觉得自己在前进，她在学着控制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像过去那般完全随波逐流。”
这说明，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秩序的松动，总有一些女人是要走到时代的前面去的。她们从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和从一而终的性别规范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中挣脱出来，以决绝的姿态脱离了既有的情感轨道，背负着污名和精神负担走向远方那更为未知的动荡命运。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在前进”，是在主动把握自己从未有机会把控到的生命的进程。这无疑是“现代性”之光在这些底层人物身上的一瞥。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性”这一瞥之间的敏锐捕捉与文学表达——如果说，女性人物的情感出离构成了小说故事外在的行动的话，那么，赋予这些个体行动以更为广阔、更为深邃的历史与哲学意蕴，则是对其作为“现代性寓言”的深层隐喻。作者将宏观的“现代性”体验巧妙地分散、隐藏到普通男女的情感生活褶皱之中，使私人情感领域的“离散”就这样成为观测时代精神变迁的微型窗口。
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正在于传统的、稳固的、基于血缘与地域的情感纽带逐渐松弛，行为个体被抛入一个强调变动、选择自由与自我负责的世界。而这种现代社会的情感“脱嵌”机制，在《离开的消逝的》中得到了文学化的故事呈现。王棘笔下的女性人物，以及少数受其深刻影响的男性人物所实践的情感“出离”，正是从家庭、婚姻等传统伦理框架中“脱嵌”而出的努力。她们不再甘于扮演被规定的贤妻、良母、孝子、孝女角色，不再无条件认同“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人生哲学”。吴阳式的随波逐流与麻木忍耐、李鹏式的无所事事不思进取，在她们眼中正是需要被反抗的生活“惯性”。她们的行动，无论是陈丽在婚姻憧憬破碎后的情感转向，还是徐丽在深思熟虑后的出走，抑或玉枝在人生孤寂中对出轨的全新体验，都可视为“为自己而活”的一种有力回应。尽管，这种回应往往伴随着迷茫、痛楚，以及不确定的结局。
事实上，女性人物以情感出离为表象的现代性实践，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与代价。小说中的人物奔向“远方那更为未知的动荡命运”，确乎是在追求一种变动中的自由，是在试图摆脱“牢固之物”的束缚。然而，这种“出离”带来的并非全然解放的欣快感，而常常是离散后的孤独、意义的悬浮以及对“根”的渴望。就像徐丽一样，她虽然感觉自己“在前进”，在主动把握生命进程，但“前进”的方向却晦暗不明，时间一久，也依旧觉得缺乏意义。这也正如护士长赵筱芹在与昔日恋人许峰重逢时所体验到的，所以她宁可与她一起并坐在物业的医院楼梯上，或者在午餐后一起并肩拉手走在前往医院的长路上——“时间不急，我们再走一会儿吧。”在与旧情人一起并坐与同行时，她究竟在留恋与回味什么呢？
王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现代性个体的典型困境：情感上的确已从旧生活中解放出来，却未能在新生活的价值坐标中获得新的、稳固的立足点。因此，情感上的“出离”既是女性觉醒与勇气的证明，同时也成了她们存在性孤独的根源。“出离者”的确成为了“自觉走在前面的”少数人，同时却不得不承受先行者的迷茫与代价。
更进一步说，这种女性情感出离的现代性寓言，还体现在它对某些情感价值观的隐性颠覆上。正如怀孕的陈丽所憧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在生完孩子不久之后就变异为“我就是自己作的，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现在就只好在这个坑里烂掉了”。小说无情地揭示了这种憧憬在具体生命经验中的脆弱无根性。而徐丽私奔后的生活证明，生活并未沿着理想的上升轨道一直行进，反而会陷入循环、停滞或崩解——与她一同私奔的郭峰因车祸而死，变动的生活将人带入更深的孤立与不确定性之中。所以，王棘通过书写这些普通人的离散，并非在鼓吹一种浪漫化的情感逃离，相反，他是在冷静地呈现现代性“承诺”与个体生命体验之间的巨大裂隙。
读王棘的小说，在喟叹书中那些人物离散的命运之余，我们也不禁对自己眼下“安稳而既定”的生活产生某种疑问：“这样的生活真是值得坚守的吗？而自己之所以株守于此，究竟是这样的生活真正富有值得守护的价值，还是自我已被这样的生活捕获并深度麻醉，抑或虽然清醒但已缺乏从此轨道上逸出的能力？”这样的追问，这样对自我的触发，也许正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它或许能使我们保持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活性”。
“我探身从窗口朝外望去，视线穿过对面楼群间的缝隙，隐隐能看到一点远方的海面。”我以为，王棘的小说也正是这样的一扇窗，让我们从现实庸常的近处向它走去，透过对面楼群的缝隙，隐隐约约看到“远方的海面”的反光。是啊，所有人都是需要一点远方的，即便那远方意味着背叛与离散。这是在“一切牢固之物都烟消云散的年代”，人们在奔向现代性之路上必然要付出的某种代价，也是随身携带挥之难去的某种气味。
三、梦境对现实的超越与赋魅
《离开的消逝的》中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涉及梦境。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梦中邂逅他们更真实的自己。梦境在这里不仅是人物对自我心境的修复方式，同时也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挤压努力对抗异化、重构自我主体性的努力。而书写人物的梦境，恰好可以揭示其被压抑的内在的真实。作为读者来说，透过这些超现实的梦境，会发现小说作为文学性虚构手段赋予现实生活的额外价值。而王棘的叙事艺术恰恰就体现在，他于现实主义的基底上巧妙嵌入了“梦境”与超现实元素，构成了梦境对文本的“赋魅”。这不仅是简单的文学技巧，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意义生成机制和美学突围策略。他使自己的小说得以比现实多出那么一点“重要的东西”。
在小说中，梦境首先作为人物内在真实的外化呈现。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世界中，被压抑的情感、无法言说的创伤、隐秘的欲望，往往在梦与梦境的变体中找到宣泄的出口。在《迷失成都之夜》中，姚欢的梦境中出现的古怪城市、戴着面具只能看到一双眼睛的人、黑暗中奔跑过的长长通道以及那个“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停下来”的声音，都展示出“她的内心还有一个世界是没有对我开放的，和她的消失一般神秘”。《夜晚出生的孩子》中，主人公对并不存在的孩子比利的想象与抚触，是其情感创伤催生出的心理补偿物，是他对抗现实孤独、维系内心柔软部分的唯一凭藉。而吴阳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则是他内心深处对母亲早年行为带来的羞辱的现在时回应。《黑色梦中》中的韩俊梦见自己“蹲在角落里，正在那个黑色提包里翻找着什么”，是年少的他在目睹家庭黑色的暴力现实之后，通过翻找提包中的小刀而进行的一种心理自卫和纾解。这种梦境在小说中闪回，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但它所承载的人物内心渴望与痛楚，却比表面现实更为真实。它揭示了在现实情感关系“消逝”之后，人的精神如何通过内部造梦来维持自身的完整性与延续性。
其次，小说中的梦境是作者的叙事突破现实束缚、实现美学跃升的自由通道。这一点在《小说家的遗产》结尾那一段井喷般的华彩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叔叔小说《孤独与烈酒》中的人物王如海，“每次出发，他都会带两本自己的书（打印的小说），一本会放进他所到之地的图书馆的书架上，一本留在他住的酒店里，或地铁座位上，咖啡馆的桌子上——这样将剩下的书全部处理掉后，他的故事随之戛然而止”。“那晚，我第二次梦见了叔叔——这样说似乎不够准确，因为我无法说清楚梦中的人到底是叔叔还是我自己，也有可能是“孤独与烈酒”中的小说家王如海。他（我）坐在一趟高速行驶中的列车上正赶往一个陌生之地——为了安置两本书，这是一个只有他（我）自己参与其中的秘密游戏。想到这里，他（我）的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说不清缘由的愉悦感。”
作者在此处的想象与梦境，超越了前文对叔叔孤僻生活的琐碎写实，瞬间将主题提升至关于存在、痕迹、艺术与消亡的形而上层面。而“我”油然生出的那种“说不清缘由的愉悦感”，其实是因为作者体验到了作为虚构者的创造自由而生出的巨大价值感。而它们也恰好构成了小说的现代性美学价值——那多出现实、既虚空又接近于存在的部分。最为奇妙的是，游走于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梦境，使作为作者的王棘与作为小说叙事者的“我”、做梦者的“我”以及作为叔叔小说人物的王如海，构成了四重性的重叠与融合。对读者而言，这显示的不只是一种写作上的技巧，而是一种深刻的对世界的认知与感受方式——
“他（我）转过头，望着车窗外迅疾向后方退去的房屋、树木、行人，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以及思想一瞬间变得轻盈起来，他（我）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一片湛蓝的海水，耳边也仿佛听到了海浪翻涌的声音。”这种车行刹那脑海中浮升出的幻象与幻听，这种“多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正赋予了小说一种飞升气质。海水，海浪，被高速行进带动的远方之光，在此刻真正成为情感出离者内心真正的慰藉。
最后，小说通过梦境对文本的“赋魅”，完成了对现实痛苦的象征性救赎与美学转化。面对笔下人物普遍经历的离散之痛与孤独之境，王棘没有提供也无法提供世俗意义上的解决方案。然而，通过引入梦境与超现实维度，他实际上在美学层面完成了一次转化。比如李鹏在半睡半醒之间梦到了徐丽。“她在千里之外的一间房子丽辗转反侧，从床上起来，穿着拖鞋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可能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或一只狗”。在此，沉重的现实苦难被吸纳、变形，升华为一种具有审美距离和思辨意味的艺术形象。就像《小说家的遗产》中，作为叙述者的“我”“透过那道对面的缝隙，隐隐约约看到‘远方的海面’的反光”。王棘小说中的梦境也许就是那道“缝隙”，它允许读者和人物一道，短暂地超越眼前“庸常的近处”，瞥见一丝超越性的光亮——那可能是自由、艺术、或仅仅是另一种可能性的微光。它承认“一切牢固之物都烟消云散”的现代性困境，但拒绝让叙事完全沉溺于绝望的泥沼。通过“梦境”的赋能，王棘让小说在深刻揭示现实荒诞与痛苦的同时，也保全了一缕精神上的向往与韧性，实现了文学对生活“局限性”的超越。
情感出离、现代性寓言与梦境赋魅，使《离开的消逝的》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爱情、婚姻与亲情离散的故事集，更成为了一面映照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文学之镜。在这面镜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人物的情感离散与生命本质性的孤独，或许也能反观自身：在一切看似稳固的关系与秩序都可能“消逝”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在必然性的孤独中，寻找那“远方的海面”上或许存在的一线微光？这正是王棘这部小说集留给我们的、萦绕不去的现代性叩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