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自己成长于其中的社区 / 家属院
本书序言 “我是谁”
作者：舒安
1. 演讲学
二〇〇八年春末，北京没有沙尘暴与雾霾，杨柳飞絮的过敏季节也已过去。傍晚湛蓝的天空中，两片被霞光映照成橘红的云朵划过天际。公交车来得还算准时，却已没了空位。从我就读的财经院校去旁听演讲学的另一所大学，从北三环到西三环，公交走走停停得开四十多分钟。
我是被同校好友拉去旁听这门课的，她则是受到她的一位同校男性朋友的邀请。好友这两天生病卧床，留下我和这位男性校友一起乘公交去听课。他身材粗短，言行带着不符合二十岁年轻人的老气。或许正因此，他在学校深受行政部门老师的青睐。他想去听演讲学，为他今后走向仕途、登台演说做准备。我和好友去旁听，则因为读大三的我俩对财经专业感到不适应，后知后觉、偷偷摸摸想转行当记者，以为演讲学有助于锻炼口条。
公车上没有空位，我俩扶着椅背，并肩站着。没了共同好友的夹层，我突然要直面这个并不相熟的男生，心中略感别扭。好在他善于找话题，我至少不用担心冷场。一通关于学院文化、学生活动的对话后，他突然低头打量了一番，说：“你的脚指甲挺干净的嘛。”
我蹦出一句惊讶的“啊？”，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自己的双脚。那几天温度骤升，我把塞到床底的这双凉鞋拿了出来。这是一双草编底、牛仔面、露出四个脚趾头的鱼嘴凉鞋。指甲油是肯定没有的，润肤露涂过腿后，如若有余就会被抹在脚上。我平时并不太关注自己的脚，因此这样一个不那么熟的男性突然评价我的脚时，我感到满满的困惑与意外。
“比起其他部位，我喜欢看女生的脚。很多女生会把脚指甲留长也不剪，脚趾缝隙还很脏，我觉得非常恶心。但你的脚指甲剪得很干净。很好。”他满意地评价道。
这个解释虽然清除了一个疑惑，却激起了无数个问号：其他女生脚指甲很脏吗？在“没有懒女人只有丑女人”的鞭策下，在大家明里暗里评价女生外貌的风气中，在我们那所女生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学校里，有哪个女生敢随性地活到“脏”的程度啊？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夸奖我吗？他觉得贬低其他女生是夸奖我的必经途径吗？他平时真的会一直看女生的脚吗？他以为告诉我他喜欢看女生的脚（而不是胸、臀或腿），我会觉得骄傲吗？
我的内心在这些问题间横跳。但出于惯常的礼貌，我简短回应：“哦，是吗？我没有注意过哎。”没想到却引来了他的进一步阐述：“脚指甲长了的话，多出来的那一截就会有点儿发黄，看起来很脏。很多会把其他部位都打理好的女生，却会忘记脚指甲。”
听了这个解释，我的内心更加烦躁：所有女生都得费心费钱地打理自己的外表，怎么随便一个男的都有资格如此挑剔？但他挑剔的又不是我，要是我为此生气，是不是显得过于敏感？但凭什么他能未经邀请、居高临下地评价我和其他女性，而我却要担心自己过于敏感？内心挣扎而未及回应，公交车已到站，我一口闷气憋在胸中。
演讲学是一门选修课，不大的教室里坐了二十多位学生。讲台上的教授五十岁左右，长着小巧四方的脸。他的脸之所以四方，不是因为国字脸型，而是因为两颚的肌肉明显凸起，正好填补了由圆到方之间的空隙。不少男性电视主持人播报时，两颊也有这样两块鼓起的肉团。因此我们都猜想，教授是长久练习发音才长成这样的脸颊。不过，教授在课上没细说发音技巧，而更多地讲解了体态、眼神、呼吸、共鸣等身体使用的细节，以及如何提升演讲文本的质量与吸引力。
“今天是我们这门演讲学实际意义上的最后一堂课，我要讲辩论的口才与技巧。下一节课，我们会进行期末考试，每位同学演讲五分钟。你们之前就知道，这个口试的题目我会提前一周公布，也就是今天。今年我们的题目很简单：我是谁？——我上一次用这个题考试，已经是十年前了。这些年，我选过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主题，但我想是时候返璞归真，重温这个关于自我的主题。”
教授在课上讲的内容非常技术性，不像其他爱侃大山的文科教授，他从不跳离课程大纲，闲扯私人生活。因此当他公布这个挺唯心的考题时，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丝惊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简直要让我的惊讶从天灵盖中挣破飞起。
“为了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在下堂课的一百一十分钟内完成五分钟口试，我会把今天课的最后十五分钟留给旁听的外校同学先做演讲。你们是纯旁听，不需要考分，这节课把期末作业完成，下节课就不用来了。”
这堂课余下的时间里，关于辩论的口才与技巧，我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脑子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哲学三问乱成一团。我想到，可以讲一下我最喜欢的几篇深度报道，讲讲我是如何偶遇我那也想要转学新闻的同校好友的，然后以我希望自己能在同行人与榜样的激励中变换跑道，成为一个深挖与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的好记者，作为五分钟演讲的结尾。
我喜欢且满意于这个有转折和起伏的热血故事线，虽然心里知道这个记者梦的故事，一如我当年抵抗父母帮我填报志愿一般，是半心半意的。我还未想到更好的发言思路，教授就示意旁听生上台演讲，随即转身在黑板正中用白色粉笔写下“我是谁”三个大字。
和我一起来的男同学自信满满地走上讲台，拿起一根蓝色粉笔，在“我是谁”下方写下他的姓名，然后指着单字名说：“显，显著、显而易见，就是不同的意思。我爷爷给我取的名。这是我爷爷对我的期望，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以及长辈们对他“不中庸、不平凡”的期许，又重新回到说文解字的路线上。
“一般我们中国人用英语夸人，会说good、great ，或长一点儿的wonderful、excellent。但我特别喜欢另一个词：outstanding。”他转身把outstanding写在他名字旁边。“为什么outstanding是很好的意思呢？Out standing， stand out，就是说愿意从人群里站出来，敢于与其他人不一样、敢于表现自己，这在西方文化中，就是很好的、值得赞扬的。对于我来说，那些‘泯然众人’的人是特别可悲的……”
他的话让我想起很多个自己不愿从人群里站出来，不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刻。十四岁，我随下岗再就业的父亲从闽北山区小城胜文搬到厦门，自此再也没有和厦门的同学、朋友提起过老家那个已经不在的厂、那个分崩离析的社区。十七岁，高三的我和同学们贪玩，导致晚自习迟到，撞上知晓我家庭背景和特殊借读身份的年段长，他越过其他同学，唯独叮嘱我“你可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瞎混”，让我倍感惭愧和忧惧。
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每一次需要谈及家庭背景，我都会轻描淡写地说，因为父母“换工作”，我们搬家到了厦门。我不愿提及家人的下岗，因为“下岗工人”是与 “落后”“懒惰”“无能”“凄惨”联系在一起的。我不愿和这些词扯上关系。我藏匿于人群中，假装自己与他人一样。而他站在讲台上，那么自信、轻松地评价像我这样的人是“可悲”的。
要“泯然众人”，而非“低人一等”，那该有多好？难道我的父母、长辈们不希望“泯然众人”，平稳过活，在他们几十年的工作中干到老去吗？难道我喜欢在正青春的年纪遭逢变故，而后掩藏创伤，耗费心力与“众人”持平？可悲？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评价人？你中产家庭出身、性别男，“不泯然众人”是你安稳生活之上的装饰品。而之于那些突逢变故、在旋涡中求生的人，“泯然众人”是努力从头构建的安全感。
回头去想，其实他讲的“泯然众人”和我所想的根本都不是一个意思，但因为之前在公交车上被堵着的一口气，加上这些年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却非常强烈想要述说这个故事的愿望，我的怒气和勇气被这火星子点燃了。
2. 泯然众人
我走上讲台，感到身体发麻、内里沸腾。按照演讲课老师的教诲，我挺直腰板，用眼神扫过台下的听众。这个学校的同学都是我只会相处一个学期、今天过后就再也不会有交集的人——这个事实给了我宽慰和动力。
“我是一个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我十几岁出头的时候，家人所在的国营木材加工厂倒闭了。我的整个社区，三千余人，那些看着我长大、给予我无尽爱护的长辈们都失去了工作，从此颠沛流离。”
这些在我心中回荡了千万遍的念头、这些我从来没有张口发声过的句子，从我的嘴里不疾不徐地清晰流淌出来。照着老师传授的技巧，我的气息从胸腔中传来，正如我情感的真实从靠近心脏的地方传来。
“一九八七年立冬，我出生在闽北山区的小城市胜文。我的父母，还有母亲家从外婆那一代开始的旁系血亲们，都在同一家国营木材加工厂工作。在厂里不同的车间中，从山里运来的原木被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板材。”
虽然在厂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我其实从来没搞懂过厂里的各种木材产品。我只知道不同车间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对于我外婆及父母辈的两代工人来说，工厂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提供了在城市生活的身份，提供了个人成就感，也提供了几十年一成不变的人生轨迹。”
那时我对厂里两辈工人的理解，确实是“几十年一成不变”——这个想法会在之后几年我回厂采集口述历史时被彻底颠覆。
“对于我这个在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厂不仅是工业生产的厂，也是我快乐成长和被爱的场域。我刚满月时，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厂里新盖的职工宿舍楼，七栋三〇二号的两室一厅。半岁大，我被送入厂托儿所，陌生的环境中我号啕大哭，妈妈在窗户下沿蹲着静听、偷瞄，良久，我的哭声才在幼儿园阿姨大力摇晃摇篮的节奏中停止。
“妈妈当时在厂里的检尺部门工作，负责测量木材尺寸。小组有四个工人，都是女性，其余三人都比妈妈年长，都经历过将年幼孩子送去托儿所的辛酸。于是她们形成了一种默契：每天早上妈妈会在家带我，直到开工时间半小时过后，她才送我去托儿所，再跑去马路对面的车间。在这迟到的半个钟头里，另外三位阿姨已到岗，但没有开工，她们会利用这段时间给家人织毛衣、钩桌垫、缝补衣裤，甚至摘折清晨从市场里买来的菜。我妈一到车间，工友们就飞速收起手里的活儿，齐整地配合开工，把当早的任务一起高效完成。然后正点按厂里的时间表，午休两小时。下午的安排和上午一样，在短时间内通过集体协作提升效率，以省出时间来完成家中照料者的工作。”
当年的我还没有听说过那句西方谚语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即“养育一个孩子长大，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但是，在我还是啼哭孩童的时候，在我还无法体会或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已被“一个村庄的力量”切切实实地拥抱过了。
“我从厂托儿所升学进入厂幼儿园，学了二十以内的加法，也在我家客厅中学会了麻将。在六一儿童节联欢会中，第一次在厂里的大礼堂表演节目，也第一次在和同学的玩耍中被误伤，送去厂里的卫生所包扎。厂里除了学校、大礼堂、卫生所，还有篮球场、食堂、职工报社、电视台，以及好几个卖零食和家居用品的小卖部。在我幼小的心灵和狭窄的眼界中，厂提供了在这个世界上快乐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父母在厂里的同事就是我们楼上楼下、前排后排的邻居。我们楼五楼有一对双胞胎男生，他俩成绩很好，双双考上一本大学，是我儿时奋斗的榜样。四楼的奶奶身材矮小、背微驼，每天都会把楼道从五楼扫到一楼。我有时会坐在家门口摘菜叶或剥笋皮，奶奶每每经过都夸我‘乖’。我们家住三楼，对门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和他们已过三十却没有出嫁、因此总被人说闲话的女儿。二楼的邻居说是我的远房亲戚，却少有来往。我十岁左右，当乖孩子当腻了，天天把他家门前的一只鞋扔到楼下，两周之后被这户的女主人当场抓住。一楼的伯伯是我爸的牌搭子，常来我家打‘标分’——一种只在闽粤地区流行的“升级”类扑克游戏。前排楼中有一个山东来的爷爷，人称‘táng胖子’，我小时候一直认为那么叫，是因为他们在家里蒸很多馒头、肉包、糖包，卖给下午匆匆回家不想做饭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爷爷姓唐。后排楼住着我的三姑妈、‘上海人’三姑爹和比我年长十来岁的表姐。
“然而童年的乌托邦也有崩塌的一天。在我升入小学的一九九三年，厂属小学的教学质量不如市里的小学，已变成公认的事实，于是我去到市里的小学就读。这也是资源管理从单位转入社会的大势中的一部分。供水、供电、育幼、教育、医疗，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被一层层剥离企业单位，归入政府或私人旗下。而国家终于把社保、福利、养老也逐步转出，于九十年代末下达了全国范围内中小国企买断和工人下岗的‘一刀切’指令。厂被肢解，分别卖给了四个私人企业。厂里的三千多号人在三年内丢失了他们的生计、身份与尊严，从此颠沛流离。”
讲到这里，我突然不知如何升华，亦不知如何结尾。
父亲下岗后去了上海一段时间，回来后像溺水乱抓浮木般捣鼓各种小生意，都没什么起色，最终幸运地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了厦门的工作。一年之后，我离开胜文，去厦门上学。母亲留在胜文的一家国营宾馆继续工作，在家庭和工作间两头跑。为了在厦门买房给我入户口，她卖掉了家里的两室一厅，搬到宾馆工作间一住就是六年，直到这家宾馆也被买断，她才终于搬来厦门。二〇〇八年，她正在鱼龙混杂的室内装修行业干营销的活儿。
那些年，父母很少回老厂，我更是一次都没回去过。父母常听说并聊起我们厂的人求生活的挣扎，但那毕竟是大人之间的对谈，我也只是听着，感受着酸楚，从没细问。那场突变之于我，是无法言说的创伤；而我不敢细问的“颠沛流离”，则是创伤日渐腐烂却仍未清理包扎的现状。
只是这些回忆和感想都太过私人。对着眼前这些陌生人，我敢于讲出一些真实的社会历史，却又不想分享隐蔽的个人伤痛。于是，我给演讲快快做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收尾，也悄悄回击了那位男同学“泯然众人”即是可悲的发言。
“经济要进步，国家要发展。每一场历史的巨变中，总会有一些被碾压的小人物。而我的家人、很多爱护过我的人，就是这些小人物中的一群。如果他们一定会被历史遗忘，我希望至少我可以一直记住并讲述他们的故事。”
3. 我们厂的人
未经深思却脱口而出的这句“我可以一直记住并讲述他们的故事”，让我耿耿于怀。二〇〇八年暑假，不少同学留在北京做奥运会志愿者或观众时，我回到老家，重访了木材厂住宅区，也去各地采访了十几位四处打工的老厂工人。那是我二〇〇一年十四岁时离开胜文、离开老厂之后，第一次回家。
也是在同一个夏天，母亲和四五个在厦门打工居住的老厂同事重新联系上，恢复了往来。他们常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然而各种矛盾也被激发。父亲不喝酒，也不喜欢他人喝高了的酒态。他常常抱怨母亲总和老厂人聚餐。母亲对此的理解是：“你爸就是看不起我们厂的人。”
父亲的真实想法我无从知晓，但是他俩各自与老厂间的历史和感情是很不一样的。母亲在厂里长大、工作、结婚，厂就是她的家。父亲当兵回来后才入职厂里，厂是他的工作地。下岗之后，这个联系就被切断了，又何故再与志不同道不合的前同事往来？
母亲在父亲面前维护老厂的人，维护她跟老厂人的往来。然而，她自己对于老厂的人却多有看低。
“你看他都在厦门买三居室了，却从来不去餐馆吃饭，每次请客都是回他家吃家常菜。夫妻俩穿的衣服都还是九十年代的破烂，这么小气，赚那么多钱有什么意思？没办法，胜木厂的人就是小气。大半辈子在木头堆中过，就算厂倒了，人离开了，还是一样的秉性。”
“你看他们夫妻俩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就在相框店后间搭两块木板当床，还每天中午买一袋海鲜在店里用电磁炉煮，买一瓶白酒对饮——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还搞这种闲情逸致？胜木厂的人就是这样，大半辈子就和几块木头打交道，没什么文化，眼界狭隘！”
这些话在我父亲听来，正成了他抱怨母亲与老厂人交往的理由：“你看你妈一边请人吃饭喝酒，一边又嫌弃别人这个那个的，得罪人。我们都下岗，离开厂，来厦门了。遇到老厂的人，如果不是特别要好的、欣赏的朋友，就没必要一直交往了嘛。”
父亲指出的这种矛盾也一直困扰着我：我妈对于自己的同类为何有这么多的歧视性看法？这些批评是她对自己出身与成长环境的不满与厌弃吗？但那停不下来的聚餐与往来，是源于她对这一群体无法割舍的文化归属吗？
感受着这些把母亲往不同方向拉扯的矛盾的力量，我不断追问，不断回到老厂采访和记录。二〇一〇年，这个项目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之后的若干年间，我探访老厂的档案库，阅读了大量历史文件和家人的个人档案。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四年，我回到物是人非的胜木厂小区居住了一年，记录老厂长辈们的口述历史。之后的每个夏天，我都会回老厂探访，直到新冠和育儿使旅行变得艰难，也使我不得不停下那永无止境的研究，静下来聆听几百个小时的采访录音。
“支前”“兵团”“分配”“开放”“下岗”，这些我儿时也许听过，但没能领会其意涵的词汇，在老厂人的口述历史中反复出现。这些朱红色的词汇，每一个都如此简短，没有花里胡哨的修饰，却足以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中掀起长达数十年的剧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城市工业建设中，第一代工人作为两省协议中用“木头换来的人”，在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工业生产运动化与民兵化、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各种实验；眼看着子女辈的第二代工人被世纪之交的下岗潮冲走，在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成为资本大潮中载浮载沉的螺丝钉，第一代工人在退休后又回到小城的单位房中集体养老。一次次适应新的秩序和规则；一次次被迫重新定义自身的位置与价值。我聆听着他们的故事，透过他们的际遇回望过去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中的大风大浪。我闭上眼，看见他们转身奋力前游，在水中划出自己的波纹。
在提笔写下这句话的这一刻，我对身为“木头换来的人”的后代是充满感激与骄傲的。大时代的力量是那么突如其来、不可抗拒，然而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却又是那么不同。在每一个由政策命名的章节中，你将会读到那个年代中几个人物的不同际遇；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随后的章节中再次出现，你能了解到他们性格中一贯始终的部分如何在不同的年代让他们得意或失意。我把大家的故事以我的走访和视线拼接在一起，期望能用此书为我们厂的人撰写一部群体的回忆录。
-以上为《木头换来的人》序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