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具体的批评
整理了一下笔记，似乎有些次序是乱的，也懒得分类了，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其一 2页 资治通鉴以南朝为正统
一直以南朝为正统的《资治通鉴》，在公元589年的记事，不再把已经建国有八年之久的隋附于陈之下称“陈纪”，而是终于改称“隋纪”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按：《资治通鉴•魏纪一》：“（前略）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温公明言不以宋齐梁陈为正统，取其年号仅为纪事之便。
其二 12页 十六国与华北
这一定名来源于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他将公元4一5世纪在华北建立政权者确定为16个：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
按：李雄在西南，五凉在西北，冯跋在东北，不得概称华北。即以北部中国解华北，成汉亦在其外。
其三 35页 自诸王侯降同编户
这样的“兄弟”从缔约开始就不可能“忧泰同之”，所以这一段开篇只是说辞而已，重点在“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上，再次强调了南匈奴内部，上至单于，下至普通部众，都作为一个整体的“我”，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
按：“自诸王侯，降同编户”的主语是“我单于”，材料并没有提到匈奴普通部众。
其四 37页 下不失为魏氏
刘渊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汉族式的国家或者说王朝，即“上可成汉高之业”；退而求其次，即便南下的攻势受到阻挠，尚可利用手头的五部南匈奴之王牌，重新投靠摇摇欲坠的司马氏西晋政权，再从内部徐徐图之，效法“汉魏禅代”之术，故“下不失为魏氏”。
按：上可成汉高之业，谓统一天下；下不失为魏氏，谓割据一方。
其五 53页 游牧国家与绝对权力
早在攻陷洛阳，刘曜以中山王身份坐镇长安时，原西晋的地方豪族以及诸羌氐皆送“质任”，这种行为一般只发生在诸藩对帝王效忠的情景中。虽然彼时刘曜尚未称帝，不过在胡人的集体意识中—正如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分析，游牧国家会阻止任何绝对至上的权力—一位拥有“王”身份的屠各部挛鞮氏（刘氏），自然也可以接受“质任”。
按：狄氏原文：“In traditional Inner Asian societies, kin bonds, reliance on customary law, and se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mong clans and tribes in steppe pastoral societies prevented the emergence of any absolute, indivisible, and legally recognized authority that would be the expression of a given political community in its entirety. ”狄氏的意思是游牧民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产生绝对权力，作者似乎理解成了首领限制诸藩的权力，完全搞颠倒了。
其六 58页 五牛旗
五胡十六国史，如果以淝水之战为界划分前后期，那么前期的胡族君王（包括称帝者），但凡亲自带兵出征，大抵不乘车，均戎服骑马，身先士卒者不在少数（包括受到胡俗影响的北方汉人君王，如冉闵）；即使到了五胡十六国后期，这种情况依然大量存在。
按：《晋书•舆服志》：“五牛旗，平吴后所造，以五牛建旗，车设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盖此种车仅为仪式之用，本不载人。胡族君王乘车与否实不相干。
其七 73页 司豫徐兖之地
这一战后，“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
按：前述石勒败刘曜事，然此句所言司豫徐兖四州皆为东晋地，故云以淮为境。与刘曜不相干。
其八 93页 春王正月
《春秋》隐公元年第一句即“元年，春，王正月”，杜预注云：“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杜预非常精准地解释了使用“元年”的含义，即“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
按：杜注谓隐公虽不即位，然既摄行君事，即以即位视之，仍得称元年。作者理解成了元年本身包含了摄行君事的意思，然春秋十二公俱称元年，十二公岂皆摄行君事乎？
其九 94页 即位
刘文淇随后说：“据德林之议，周公摄政得称元年，则隐公即位亦得称元年矣。”可见“称元年”与“即位”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不一定必须是“即位”后才可以称“元年”。或者可以从经学上看，即使是“列国”之一的鲁国，称“元年”也就是实际获得了“即位”的权利。
按：作者把即位等同于即天子位，故云。然而列国诸侯自可即诸侯之位。鲁国君即位的权力与称元年无关。
其十 95页 左传出典
众所皆知，《春秋》三传在中国中古时代均有发展，那么为何石勒的谋臣单单认为“赵王元年”要从《左传》出典呢？
按：前引《资治通鉴》《晋书》并未提及《左传》，这是作者自说自话。
其十一 98页 晋书史臣
因此，《晋书》的史臣在使用了“依春秋列国”之后，还比《通鉴》多“（依）汉初侯王”句，我觉得是更加精准地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把握了石勒的正统化需求。
按：《晋书》盖承旧史如《十六国春秋》之文。旧史则采之于当时之诏告文书。
其十二 123页 西晋王嘉
西晋王嘉撰、梁代萧绮辑录的《拾遗记·唐尧》有云“帝尧在位，盛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
按：据《晋书》本传，嘉与苻坚同时，当称东晋或前秦人。一字之差，也许是文字错误。
其十三 127页 癸辛杂识
总之，古人的干支纪年法中，虽然偶有用两个天干者，如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癸”和“辛”就都是天干，但像《晋书·慕容儁载记》“申酉”这样连用两个—实为四个—地支来纪年，确不多见。
按：《癸辛杂识》得名于周密所居之杭州癸辛街，癸辛盖取方向义，与纪年无关。
其十四 134页 高僧传神异篇
典型事例就是北魏第一代僧官法果尊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当今如来”，明确沙门应该礼敬帝王。上述江南佛教的发展脉络（“沙门不敬王”），虽然从本质上不同于北方的国家佛教（“皇帝即如来”），但成书于梁代的《高僧传》也专门立有《神异篇》，就是这种思想在南北方都有风行的印证。
按：《神异篇》与国家佛教并无关联，此段不知所云。
其十五 144页 二贼
关于慕容垂与僧朗的交往和致书，只见于《广弘明集》，南朝的《高僧传》并无记载。淝水之战后，获得复国机会的慕容垂积极在华北东部展开复国运动。慕容垂致书中的“二贼”，还原到后燕立国前后的局势，当指淝水之战失败后仍然控制长安地区的前秦与兵锋一度达到黄河以南的东晋。
按：二贼谓西燕慕容永、北魏拓拔珪，故僧朗答书称“大能并小”。此书应作于太元十九年（394）灭慕容永之前不久。作者系于387年，不知何据。
其十六 83页 匈奴与太阳历
比如俄罗斯科斯洛夫探险队对西伯利亚匈奴墓地的考察得出，匈奴是信奉太阳历的民族。
按：作者所依据原文（向达先生译）：“百泄浪里（Persepolis）薛西斯庙石座座侧所雕贡使像中别有三角形浮雕若干，各有猛狮搏牛图一，与沙尔马泥则雕刻相似，惟无其自然耳。据沙耳（Sarre）及赫兹非尔德（Herzfeld）两博土之意见，此种图案原为占星学上之一种象征，用以表示春风或太阳年之开始者，后来波斯之太阴年亦采之。一岁以祭祀日神节始，荒服诸国之使者晋谒宗邦，亦于斯时抵京畿也。是故其初本涵有占星学及宗教上之意味，后以浸淫及于广原大野之中，受塞种、萨美细亚以及西伯利亚诸影响之熏陶，始渐行懈弛而趋于世间化。于是西及斯堪的纳维亚及斯地之外，南达地中海，东渐于中国，此从无数遗址可以证之，而以汉代为尤著。中国出土之铜花片上作食肉动物者为数甚多，图案与西伯利亚所得者盖无以异也。” 原文盖谓墓地所见图案由西亚传来，初为占星学符号，后趋于世俗化而摆脱宗教影响。作者何以得出“匈奴是信奉太阳历的民族”这一结论？
其十七 153页 教皇与梵蒂冈
特别是进入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时代，皇帝与不在其统治领域（梵蒂冈）的教皇之关系，非常微妙地让人联想到东方世界东晋十六国的君主与高僧。
按：东罗马帝国时期教皇驻所为Lateran Palace（拉特兰宫），教廷迁往梵蒂冈是十四世纪的事。
其十八 154页 南燕与拜占庭
可以说，南燕慕容德的一些特征，更类似拜占庭东罗马的皇帝一离开了罗马（慕容鲜卑）的故土，在一片新土地上建立了政权。
按：慕容鲜卑故土不知何指？若谓辽东故土，则迁都中原者为慕容儁；若谓前（后）燕故土，则南燕本在前（后）燕境土之内，“新土地”从何谈起？东罗马本是罗马帝国之东部，更无所谓“新土地”。
其十九 158页 神圣空间之领袖
多出的数语是汤球辑录自《册府元龟·偏霸部》，对于理解幕容德与僧朗的关系非常关键。“即朗之檀越”，“檀越”梵语danapati,广义谓施主也。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三记载：“《要览》云：梵语陀那钵底，唐言施主，今称檀那，讹陀为檀，去钵底留那也。思《大乘论》云：能破悭悋嫉妒，及贫穷下贱苦故称陀，后得大富。及能引福德资粮，故称那。故檀那，又称檀越，檀即施也。此人行施，越贫穷海。”狭义来看，僧朗视实际控制着泰山范围的慕容德为世俗之君主，而自己则为“神圣空间”之领袖。
按：僧朗称慕容德为檀越，如何推出其“自视为神圣空间之领袖”这一结论？僧僧称施主为檀越，僧僧皆为神圣空间之领袖乎？
其二十 160页 慕容德遣使姚兴
第一代慕容德虽然没有明文记载向后秦称藩，但也遣使向姚兴求救过。
按：慕容德遣使姚兴在南燕建国前，其时慕容德身份为后燕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而非南燕第一代国君。
其二十一 160页 庚戌几何
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国春秋·南燕录》记载僧朗对朝廷定都三策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后，慕容德的特派使者牙门苏抚，又擅自追问了南燕的国脉有多久。僧朗用《周易》占卜之后说：“燕衰庚戌。”庚戌就是公元410年，东晋义熙六年，是年刘裕北伐攻破广固，生擒南燕第二代君主慕容超，这个短暂的鲜卑政权宣告结束一当然，在苏抚与僧朗对话时，这些都是“未来”之事。苏抚大概对于干支纪年的排序并不清楚，情急之下又问：“几何？”僧朗回答：“年则一纪，世则及子。”
按：干支纪年以六十为周期，苏抚显然是在问所谓庚戌是哪一个庚戌年，而不是作者理解的搞不清楚干支排序。
其二十二 161页 广弘明集启福篇
序文过长，此不全录。文末云：“道据逆流，出凡入圣；福则顺生，兴倒结业。故启福本，拟历贤明。”可以说，这里潜在的“听众”并不是三宝弟子，而是俗世中的君王，意在引导他们如何“启”开福分。序又云：“王者识形有之非我，兴住持于塔寺，余则因于不足，多行施以周给。”更加证明了“王者”才是本篇的对象。
按：“余则因于不足”，“余”谓王者之外的人。序文明言不仅仅针对王者。
其二十三 172页 上帝之城
而五胡君主看待僧朗所在的泰山，又非常类似蛮族占领罗马之后看待“上帝之城”的心情。这些可能都是今后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点。
按：上帝之城为圣奥古斯丁书名，为与地上之城对立之概念，大概对应基督教之精神世界（基督教义余未能详，此以意言之，恐有误）。作者理解为了蛮族对罗马的称呼，不知何据。
其二十四 197页 共同的政治军事目标上的联盟
哈佛亚洲中心2001年出版的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一书的序言说道：“北方旧帝国领土就这样被边境地区的军队统治了3个世纪。尽管他们是由可以辨识的核心集团组成，本质上却都是“部落” （hordes）而非族群，是建筑在共同的政治军事目标上的联盟。”“共同的政治军事目标上的联盟”（confederations built around commonly shared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ims）这一描述对于北凉是比较合适的，但对南凉却不太适用。如《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有云：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
按：所引原文“边境地区的军队”指的是胡人，所以称之为hordes，这是非常明白的。《晋书•载记》所记明谓是从事农桑之晋人（汉人），两条材料并无关联，前者是胡人内部关系，后者是胡汉关系。
其二十五 191页 朝宋门
史学家大都将“四门”视作赫连勃勃雄心勃发的表征，但极少有人注意到四门名称与时间的关系，即命名的公元419年是东晋恭帝元熙元年，然而四门里根本没有东晋，却有“宋”的存在。
按：此事《资治通鉴》系于元嘉元年。《晋书•载记》无明确时间。要之当在晋宋禅代之后。作者的系年是草率的。
其二十六 181页 镇北将军
另外，据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后秦姚兴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即义熙七年、大夏龙升五年），大将军之职为姚弼。其时姚弼镇安定，正为抵御赫连勃勃的侵袭，因此未有“镇北将军”之名，而有“镇北将军”之实，由此可以推测王买德是原属姚弼幕府的“镇北参军”。
按：作者对官制的理解让人瞠目。 《晋书•姚泓载记》有镇北姚强，或为此镇北将军，然其时稍晚。
其二十七 170页 僧人信使
从上述两个时代相对靠近的例证来看，中国中古时代，即使在战争状态之下，僧人也可以较为从容地穿行于多个敌对政权之间，完成国书、致书、奉表或是口头信息传递等任务。
按：上述第一例，即陈霸先封陈昙朗事，与僧人无关。只有第二个例证是有效的，然仅凭孤例，似难得出结论。
其二十八 164页 道宣推崇晋孝武帝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如果说道宣对于南北六主“崇佛”之赞许也有“等级”差别的话，那么出于纯粹宗教弘法之心的晋孝武帝，无疑是东晋十六国乱世之中，道宣最推崇的理想君王。
按：自说自话。
其二十九 227页 邺城新城
其一，邺城是淝水之战后氐人在东方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因此乐府中特意歌咏此战之重要意义；其二，刘牢之先胜后败，但乐府中却不提败事，足见此乐府断无出自慕容鲜卑之可能；其三，邺城最后并未守住，还是落入慕容垂之手，《载记》言：“苻丕弃邺城，奔于并州。”
按：原诗：“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显然慕容军在城内，吴军在城外。此城当即慕容垂退屯之新城。作者误以为邺城，然而邺城之围慕容垂在城外，苻丕在城内，与诗不符。余冠英先生正确指出城谓新城，作者似未留意。
其三十 171页 完整保留
通过完整保留《北代南晋前秦前燕南燕后秦诸帝与太山朗法师书并答》，结合同为十六国时代灭佛屠僧的赫连勃勃“不得其死”的叙述，道宣一方面非常严谨地保留下了一段湮没在战乱分裂年代的君王与高僧之关系史，另一方面也含蓄地表达了对此后统治者的劝诫之意。
按：作者何以得知道宣没有对相关文献进行删改？完整保留语欠妥，然则整段论证皆难成立。
其三十一 贵族血脉
这位李崇，《魏书》本传说他是“顿丘人也”，但他的爷爷李方叔原本是“刘义隆济阴太守”，他的身上也有南朝贵族的血脉。
按：南朝之贵族（大陆学者多称士族）有明确范围，顿丘李氏似不在内。以太守的后代等于贵族欠妥。
其三十二 241页 血统尊贵
虽然前者的实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但在北亚诸多游牧民族的潜意识中，秦汉时代以来匈奴单于孪鞮氏的血统，依旧是最为尊贵的。故而五胡十六国第一位明确提出推翻晋王朝而独立建国的，就是南匈奴贵酋刘渊；五胡十六国末期尚能同强大的北魏骑兵野战对攻的，只剩铁弗匈奴赫连勃勃的大夏政权。
按：赫连夏之军事实力与其血统尊贵与否难称有关联。
其三十三 241页 沃野镇民族成分
破六韩拔陵所在的沃野镇，在地理位置上为六镇之最西端；且此镇中之军民，民族成分最为复杂。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薄骨律镇的镇将刁雍就有上表：“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薄骨律）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这是史籍第一次出现“沃野镇”的记录。同时，这份记载支援沃野镇的表文中，四个地方（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无一例外都是原来赫连勃勃大夏国的领地。
按：前后两句并无关联。“民族成分最为复杂”句下作者未出注，则此结论从何而来？
其三十四 266页 道宣与杨坚
根据这段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宣的潜在话语：尉迟迥“挟持”相州大量“义勇”起兵，最后牵连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被杀。“贼止蔚廻，余并被驱”八个字可视为道宣借杨坚之口的心态表露。
按：八字为道宣所记杨坚语。所谓潜在话语乃作者自由心证。
其三十五 274页 乃见山像空旷萧索
所以，相对于一般正史典籍单纯地对隋炀帝的高句丽远征进行批判，道宣“切换”了视角一“乃见山像空旷萧条，绝于行往”一他看到的是隋炀帝远征失败导致佛法不兴、佛像萧条。换言之，倘若高句丽远征能够成功，佛法便不会如此惨淡。
按：《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此条题为《唐辽口山崩自然出像缘 》。原文意为在人迹罕至的萧条之处有山崩而露出佛像，而非作者理解的佛法惨淡。
其三十六 276页 刘知幾精通佛典
或有部分原因在于刘知幾本人，他对于佛典相当精通。例如，刘知幾在任定王府仓曹之时，受武则天之命，和其他文士合编《三教珠英》，其中就有高僧的佚文诗作。
按：《三教珠英》为大型类书，参与修撰者人数众多，岂能以其含僧人诗作断定参修者精通佛典？
其三十七 279页 东亚史
虽然，“东亚史”这一概念的形成，会让很多人联想到近代史上列强大举入侵中、朝等地的情形，随即浮现出的记忆，就是“鸦片战争”抑或《南京条约》等屈辱的史实。
按：作者此句未出注，不知此等怪异观念从何而来。
其三十八 280页 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三国归于晋，这个“晋”指西晋（265一316）。
按：此为本书中众多废话中比较显著的例子。
其三十九 281页 刘琨北伐
西晋的刘琨、祖逖之辈虽有北伐之心，但无对抗之力。
按：刘琨活动于并州、幽州，云恢复则可，北伐则非。
其四十 283页 羊皇后重婚
此后羊氏大得宠幸，并为刘曜生了三子。羊献容，这位侍奉过两朝帝王的“皇后”，因此招来了许多骂名。钱穆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的名著《国史大纲》，大骂此女“无廉耻气节！”其实，如果联系到匈奴人的婚嫁习俗，这种“重婚”现象很容易解释，今天的读者，似乎更没有必要再对此大肆攻击了。
按：《国史大纲》在列举帝王、皇后、大臣、将军、世族五种人之后，方下断语：“名教極端鄙視下之君臣男女，無廉恥氣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钱先生在意的，显然不是重婚。
其四十一 283页 后赵疆域
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疆域超过了汉和前赵，涵盖了今天的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前秦之前胡族政权所能达到的最大控制版图。
按：后赵疆域，南至淮，东至海，西与前凉相接。略当于今之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全部，甘肃、宁夏、内蒙古、安徽、江苏一部。
其四十二 285页 与江南对峙
五胡南下，燕（鲜卑）、赵（匈奴）在东，秦（氐/羌）、凉(鲜卑/匈奴/汉)在西，互相乱斗的同时，也与江南对峙。
按：由于地理上的悬隔，五凉与东晋关系是友好的，似不当并提。
其四十三 286页 邺城守将
急速攻下冀州邺城，是鲜卑慕容部的首要目标。守将石（冉）闵虽是汉人，但久习胡俗，每每亲自上阵，左手执“双刃矛”，右手执“钩戟”，胯下骑名马“朱龙”，顺风击之，一人就斩杀鲜卑勇士三百余人。然而因寡不敌众，被鲜卑骑兵重重围住，加之朱龙马无故失蹄，最终被俘至辽东斩首。昙花一现的北方汉族政权大魏，随即又湮灭于胡尘之中。
按：冉闵时已称帝复姓，不当称守将石闵。《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闵帅骑距之，与慕容恪相遇于魏昌城。”魏昌在中山郡境，距邺城甚远。
其四十四 288页 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
说一句题外话，我们今天可以坐在书桌前畅想十六国的情形，最有力的史料是基于《十六国春秋》的《晋书·载记》。五胡十六国以及此后的北朝，他们应当庆幸，之后诞生的隋唐王朝，正是成功统合了胡、汉双重社会的世界帝国。因此，在隋唐时期成功撰修了关于五胡十六国的重要史料。唐代史官，不论是与前面的汉朝抑或后面的宋朝同僚相比，其对于胡人的世界，可谓充满了“了解之同情”。
按：《载记》基于《十六国春秋》，作者如何区别崔鸿与唐史官的文字？
其四十五 292页 高澄
高欢将北魏的一个皇室拉至山东地区，史称东魏（534一550）；王位很快就禅让给了高欢的儿子高澄，即是北齐（550一577）。
按：受东魏禅让者为高洋。一字之差，或为文字错误。
其四十六 293页 漠北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和宇文泰一样出自武川镇；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也是出自武川镇。隋、唐两帝室的先人，同为“柱国大将军”。漠北一个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居然连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按：武川镇在漠南。北魏时漠北为柔然地。或为文字错误。
其四十七 318页 史万森
保罗•L•史万森（David W. Chappell）说过：“作为东亚佛教的第一个主要流派，天台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分水岭。后来的佛教思想，都通过其相关于天台之位置来自我界定。”
按：中英文名显为二人。查此语出自David W. Chappell为史万森书所作的序文。
其四十八 282页 东亚世界
刘曜身长九尺三寸，生而白眉，须髯长五尺，是一个典型的“美髯公”。能张弓射穿一寸厚的铁盾。年轻时在洛阳犯事判诛，逃亡至朝鲜，遇大赦方重返中国。五胡时代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与东亚世界有些许联系，于此也可见一斑。
按：作者将中国排除在东亚世界之外，欠妥。
其四十九 330页 中国史书与遣隋使
第三次遣隋使之后，中国史书就不再有遣隋使或者日本朝贡隋朝的记录，《隋书·倭国传》在“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记事之后，写道“此后遂绝”。第四次遣隋使，如表4-1所列，仅见于《隋书·炀帝纪》，系于大业六年（610）春正月。日本史籍无记载，很有可能是前年出发的一个使团。
按：前段说第三次遣隋使之后中国史书不再有记录，后段说第四次遣隋使见于《隋书•炀帝纪》，显然矛盾。
其五十 340页 哥巴德与马兹达克
值得注意的是，哥巴德一世在波斯与琐罗亚斯德教异端派首领马兹达克（Mazdak）关系密切，马兹达克是讲究平等主义的教派。因此，笔者推测哥巴德一世给北魏皇帝的国书，“日出处”没有高贵之意，只是比较单纯的地理方位的指称。
按：作者所引原文：“Kavad may or may not have believed in his message, but he certainly used it to his advantage, in leveling the upper classes and making the king more appealing and accessible to the masses by adopting Mazdakite ideas.”哥巴德大概是利用马兹达克的社会平等思想来加强皇权，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不相干。
其五十一 354页 北周地理志
齐州，今山东济阳区西南，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云“旧侨置”，又云“北齐省”。
按：上引文：“齐州临邑县东有砖塔”，则齐州后当补临邑县三字。《北周地理志》：“临邑，旧侨置。有旧置著县，北齐省。”北齐省的是著县，不是临邑县，更不是齐州。
其五十二 361页 道宣与尉迟迥
相较于唐人所修正史《周书·尉迟迥传》“志存赴蹈”的褒词，道宣的笔下可谓是无声的批判一因为尉迟迥的起兵，直接导致了这几十万人的丧生。
按：上引文：“初以隋运创临，天下未附。吴国公蔚廻，周之柱臣。镇守河北，作牧旧都。闻杨氏御图，心所未允。即日聚结，举兵抗诏。官军一临，大阵摧收。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园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无批判尉迟迥之意。
其五十三 365页 道宣与司马光
与唐代魏徵视角不同的司马光，带有宋代兴起的儒家思想，更加关注天下苍生。相比之下，道宣更关注的是在这一大变局下的佛法与僧人。
按：废话一例。
其五十四 369页 开皇龙朔
这里，道宣虽然是对塔铭所记时间等进行考证，但看似平实的叙述之中，将北周保定、隋文开皇、高宗龙朔等时段一一带过。塔的崩坏，无疑代表着佛法的消退；塔铭的重出，当然也具有“感通”的深意。诸如“开皇至今龙朔初”，道宣恐怕也暗藏了年号之外的、对佛法延续性的若干观念。
按：上引文：“置塔经四百余年崩。计周保定，至开皇元年，得二十年。开皇至今龙朔初，得八十一年。”并无深意。
其五十五 375页 中国通史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本中国通史是日本人那珂通世所撰（《支那通史》），而世界上第一本魏晋南北朝断代史，也是出于日本学者冈崎文夫之手（《魏晋南北朝通史》，日本弘文堂，1932年）。
按：第一本中国通史为《史记》。
其五十六 392页 西域佳人
据森安孝夫考证，胡姬是有蓝色或绿色的深目眼瞳、亚麻色或栗色卷发、高鼻、白肤的高加索人种女性一说句玩笑话，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西域佳人的“杀伤力”，当时的中土唐人怕是很难抵挡吧？
按：不予置评。
其五十七 414页 羁縻统治
唐廷在其故地设置了安东都护府，也在东亚实现了以羁縻统治为形式的直接管理。
按：羁縻意为以当地部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之间接统治，其时高句丽已灭，安东都护府不当称羁縻。
其五十八 403页 六朝诗
像《和名类聚抄》这类日本人自己写作的汉籍“类书”，重要的尚有《秘府略》等，对于中古中、日的研究意义都非常大。我们看六朝诗，再精准一点说，六朝前期的诗歌与唐诗的区别，倘若用典繁复一作者八成以上是一个大学问家！
按：不知所云之一例。
其五十九 468页 翰苑与高丽记
按照成书先后，应该是：(3)《高丽记》、(1)《翰苑》、(2)《翰苑》注。《高丽记》成书最早，以旧钞本残卷形态出现的《翰苑》注最后出现。
按：作者的结论：《翰苑》所引的《高丽记》成书比《翰苑》早，《翰苑》的注成书比《翰苑》晚。无法评价。
其六十 469页 晋书高句丽传
笔者近年来对于《晋书》做过较为详细的阅读。在以“十八家旧晋书”为基础的、题“唐太宗御撰”的唐代官修史书《晋书》中，《高句丽传》的位置就不在传统的《东夷传》中，这暗示着唐廷要将高句丽纳入直接辖域的雄心。
按：《晋书》无《高句丽传》。
其六十一 470页 职方侍郎
陈大德的身份是“职方郎中”。隋代尚书省即置职方侍郎一人，《唐代墓志汇编》收有《大唐故朝议郎行岐王府西阁口☐口府君之志铭并序》，云：“曾祖君肃，隋任职方待郎。”
按：《隋书•百官志》：“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侍郎各二人。”或为文字错误。
其六十二 470页 高丽记作者
将《唐六典》的记述与《新唐书·高丽传》所载陈大德的事迹相对读，可知“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的确是情报收集的重要一环。而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职方司除了自己出使收集情报外，也要求鸿胪寺将藩夷的山川、风土情况上报，所谓“副上于职方”也。从这一点也可以旁证笔者的观点：《高丽记》绝非成于陈大德一人之手也。
按：作者的逻辑是，陈大德所采用的情报并不全是自己亲自收集的，所以陈大德不是《高丽记》的唯一作者。然而史部文献的性质决定了其作者必然要参考前人著述，这并不是剥夺其署名权的理由。
其六十三 472页 新城山上
实际上，山城易守难攻，《高丽记》的这则佚文，重点就是标示了新城的地理位置是在山上，因此，获得情报的李勣派遣唐军的一部分继续包围新城，牵制高句丽兵力，而暗中调动唐军主力南下进攻盖牟城、辽东城。
按：原文：“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意思是某城在新城以北七十里的山上。作者理解成了新城在山上。
其六十四 475页 平壤情报
一则是关于平壤附近山形的情报，一则是关于其水文的情报。
按：原文：“在平壤西北七百里。”“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也。”七百里不得称“附近”。平壤盖为计算距离之起点。
其六十五 473页 靺鞨物产
与佚文（8）密切相关的，是佚文（12）：其人亦造锦，紫地缬文者为上，次有五色锦，次有云布锦，又造白叠布、青布而尤佳，又造鄣，曰华言接篱，其毛即靺鞨猪发也。这一则佚文，是关于靺鞨物产的情报调查，看似与战役无关。
按：这是在介绍高句丽的丝织品，靺鞨猪发是使用的原材料。而非作者理解的靺鞨物产。
其六十六 476页 高丽记成书时间
唐太宗和唐高宗两朝征讨高句丽的史料，尤其是高宗朝最后攻灭高句丽的行军路线及战争经纬，传世古籍留存颇少，此故，《高丽记》一类佚籍的记载尤显珍贵。
按：作者前面刚刚断定《高丽记》为征讨高句丽提供了情报，这里又认定其保留了征讨高句丽的战争经过。成书时间是在征讨高句丽之前还是之后？
其六十七 496页 百济王系
从学理上考察，《括地志》此处关于百济王系的记述，与传世典籍不太符合。首先，《括地志》记述百济王系的谱系是：“余昌(威德王）”→“子·余宣（法王）”→“子·余璋（武王）”。但是根据《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本纪》，威德王余昌在位四十五年，去世后由其弟惠王余季即位，两年后方才是余季之子余宣即位。也就是说，余宣并不是余昌的儿子而是侄儿。如果要融通《括地志》与《三国史记》不同的记述，似可将K5“子余宣”的“子”理解为《礼记·檀弓》“兄弟之子犹子也”。
按：中国史籍记朝鲜半岛事不如朝鲜史籍精确，有何可怪。似不必强为之说。
其六十八 504页 厄双反
唯难解处是“厄双反”三字，汤浅幸孙云“不知其意”。据笔者推测，厄双反”乃是对“蒲”字的反切注音。然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从艸水、甫声。薄胡切。”与“厄双反”相去较远。亦恐是传钞注音时有脱误，同时将小注混入了注释正文。
按：原文：“其戏有投壶、围棋、樗蒲、厄双反、弄珠等杂戏也。”注蒲音不注樗音，恐无此理。自由心证一例。
其六十九 512页 唐海军
西方学者葛德威（David A。Grar）从欧亚大陆视野考察了拜占庭与隋唐帝国的军事，指出唐帝国的海军大多是暂时性的，而拜占庭则视海军为生命线。但笔者并不十分赞同这一说法，至少从百济征伐来看，唐王朝的海军并非暂时性的，而是有长久规划的。包含《括地志》在内的地志等典籍，也是唐军的重要情报书。
按：一次战争如何看出长久规划，此处作者又无论证。
其七十 516页 辛德勇
辛德勇在《唐代的地理学》一文中，将唐代地理总志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即《括地志》，第二个类型是《贞元十道志》，第三个类型是《元和郡县图志》。值得玩味的是，针对第一个类型，辛德勇谓：“唐代属于这一类型的地理总志，似乎仅此一部，后来没有人再仿效这种形式。”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是仅仅从以孙星衍辑本为基础的《括地志辑校》一书，完全看不出魏王李泰编辑时有超出国境的意图。
按：辛德勇先生原文：“全书五百五十五卷，规模宏大。其内容从建置沿革直到人物故实，几乎无所不包，相当庞杂，而且记述详细。”作者完全曲解了辛先生的意思。
其七十一 517页 李约瑟
前举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地学》还提到：“制图学到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唐朝初期，国土大大扩张，促进了中亚地图的绘制工作。对于最初形态的《括地志》有没有附图而传钞一这一点今日已无法断下结论。但是可以补充李约瑟看法的是，唐代初期即公元7世纪，不仅是中亚地图，关于东亚、北亚的地图，也一定会配合着诸如《括地志》《高丽记》这样的“多面性”地志，而大量产生。
按：自说自话，无中生有。
其七十二 519页 安北都护府
《括地志》为何不收安北都护府地志？大概因为唐帝国对其实际控制时间比较短。谭其骧谓：“漠北诸府州隶瀚海（后改安北)都护府，漠南诸府州隶云中（后改单于)都护府。”又谓：“贞观与高宗初年设置在大漠南北突厥铁勒部落内的羁縻府州，自突厥复国后即或徙或废，不可能再存在于故地。”因此《括地志》后期成书、流传之时不收。
按：突厥复国于高宗永淳元年，《括地志》成书于贞观十六年，作者搞反了先后顺序。安北都护府的前身燕然都护府设立于贞观二十一年灭薛延陀之后，所以成书在前的《括地志》当然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