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裂下的隐秘延续:论明清易代背后基层社会与世俗制度的一脉相承
明末甲申之变,江山改色,剃发易服,腥风血雨,在传统政治史的宏大叙事里,这无疑是一场天崩地裂的割裂。然而,当一个王朝的冠冕被强行更换,底层的毛细血管是否也随之重新流淌?如果我们暂时忘却乾清宫内的宝座更迭,将视线投向明末清初那些烟雨江南的县衙公堂、北方古道上的镖车旗帜、京师内外的同乡会馆,乃至僻静庵堂里的木鱼声浪,便会发现,历史在由明入清的剧变中,竟隐秘地维持着一种近乎固执的惰性与连续。

陈宝良先生于2025年推出的新作《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正是这样一部试图在朝代更迭的废墟上,打捞民间社会深层传承关系的社会史、文化史巨著。
(一)听讼的投影:人间现实与阴司代偿
全书的精彩,首先在第三、四章的“诉讼秩序”中爆发。这两章形成了一种精妙的“世俗现实—信仰镜像”的对照结构。
传统中国在主流学说中,往往被定义为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礼治社会,或是林端眼中的“反诉讼社会”。儒家的“无讼”理想通过《大学》里孔子的期许,构筑了一套从“宗族—乡约—里老”的多层调解机制,试图将一切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讼简刑清”是循吏的唯一标准,公堂被冠以“无刑堂”之雅号,地方官普遍秉持着化大为小的太极手段。然而,正如作者所说:
「在明清两代,尽管儒家传统的“无讼”观念仍有遗存,而且部分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但就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而言,确乎可以称之为“好讼”的社会。于是,“无讼”的理想与“好讼”的现实必然产生冲突。其冲突的结果,则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对“无讼”重新进行理性的思考。其思考的结果,则是认定“无讼”并不是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而是通过具体的“听讼”过程而达到司法公正。于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息讼”观念的流行,以及“息供"“省词讼”一类司法实践的普遍化。」
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在中晚明至大清的商业化浪潮中被无情撕裂。江南嘉定年诉讼以千计,江西吉安每日投状八九百份,原本的“佛国”沦为噪嚣之区。走入明清的公堂,你会看到一幅光怪陆离的健讼图景:民告官、越诉成风,等级秩序摇摇欲坠;土地山场纠纷占据绝对主体,田骨田皮的分离让缠讼永无休止;甚至“夫男兴讼,妇女出头”,礼教对女性的约束大幅松弛。百姓们深谙“图准不图审”的无赖技巧,捏造人命奸情,只求立案拖垮对手。关于这种好讼风气的形成,作者说得十分到位:
「所谓“好讼”“健讼”,其实尚蕴涵着下面两层意思:一是朝廷法律通俗化的进程固然使一般民众在知法以后不再触犯法律,但同时也使一部分百姓在遇到不平之事时,知道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诉诸公堂,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民间百姓一旦懂法,为一些纠纷而诉诸法律的事例就逐渐增多,以致诉讼成风,诉讼案件日趋繁多。按照传统的观念,明清时期“好讼”社会的形成,固然是“讼”在流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与“无讼”的理想形成明显的冲突。」
好讼的背后,是商业化对传统礼教的瓦解,更是以讼师、代书、地棍、衙蠹为核心的利益链条的疯狂催化。然而,人间的律例往往流于形式。既然在阳光下的公堂里无法寻得绝对的公正,底层民众便只能将目光投向幽暗的冥府。
第四章对文学与信仰中“阴司诉讼”的剖析,恰恰是人间司法失效后的精神代偿。文学作品中那由土地、城隍、阎罗构筑的审级架构,完全是人间官僚体制的镜像投射。对于这种热衷描写冥司的文化心理,作者的下笔极为精辟:
「为何明清文人如此热衷于描写“冥司”,甚或渲染“阴司”诉讼?……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国法”与“天诛”之间的关系。朝廷的立法,或者说人世间的司法程序,均属于“国法”的层面;而阴司诉讼,或者说阴判或神判,则属于“天诛”的层面。明清文人热衷于描写冥司、地狱游记,刻意渲染阴司诉讼的场景,显然建立在他们对“国法”与“天诛”两者关系的理解之上。」
「正如清朝人许奉恩所言:“天诛所以补国法之所不及,而较国法更快意。何也?医法本乎律例,天诛本乎情理;律例但守乎经,情理可行乎权。”由换言之,他们希望通过阴司诉讼所体现出来的“天诛”,以补人世间“国法〞之不足……其次,人世间“国法”公正性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文学作品中阴司诉讼场景的兴盛。」
更有意思的是,阴司非但没有摆脱人间的印记,反而将包拯、海瑞等生前的清官神化为阎罗,形成了“生为清官,死为明神”的逻辑。这恰恰揭示了传统中国法律深处的复杂基因:
「“清官”崇拜的存在以及由此而向民间意识的渗透,说明传统中国法律制度中“人治”因素的普遍性,法律无法脱离具体执法之人而独立存在。至于“阴判”或“神判”,则正好说明传统中国法律具有“神治”的因素。换言之,传统中国的法律始终无法摆脱与宗教的纠缠,更准确地说,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包含了宗教性的因子……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即使是最完备的成文法也不例外……」
「即使如此,中国的官方通常还是看重宗教对现行法律的辅助功能。而在中国的民间习俗与民间意识中,更是不乏“神治〞之例。那么,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其关键性的因素究竟是“人治”,抑或“神治”?从清官可以转化为神,继续主持阴司诉讼的例子中,显然已经不难得出清晰的答案,亦即“人治” 与“神治〞正在趋于合流。」
人间的好讼与阴司的崇拜,实则是社会变迁下民众的自救。在这条线索中,“清承明制”继承的不再是几条冰冷的律令,而是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永远脱节的根本治理困境。
(二)制度的私流:非正式组织的明源清定
当中编的视角转向幕府、镖局、会馆与秘密社会时,全书“明源清定”的制度溯源范式展露无遗。这些活跃于清代的关键组织,无一不脱胎于明代的制度缺口与社会土壤。
以幕府为例,明代督抚本属临时差遣,无固定属官,加之胥吏盘踞,地方长官只能私人延聘幕宾以制衡庞大的办事群体。明代的游幕传统已极普及,庞大的生员群体在严酷的科举竞争中分流。关于这一群体的成分,正如作者所说:
「明清两代庞大的生员群体,其谋生之路,大抵不出处馆、入幕、从医、做讼师,尤以处馆、入幕居多。就明清两代入幕人员的身份而言,其中流品,相当错杂……即使如此,明清幕府中的佐治人员,还是以生员居多。」
这些生员入幕后,与幕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依凭关系。他们不是朝廷的官吏,却执掌着最核心的行政权力。作者对此评价道:
「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在幕宾眼里,幕主是主人,是东翁……从根本上说,幕宾是幕主的“心腹”。正如清人叶可润所云,“作令不能不用幕友”。」
倘若究其原因的话:
「实则在于幕宾有佐治之功。除却主人私事不必与闻之外,其他只要是“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如“门丁之有无舞弊,书差之有无朦混,押犯之有无淹滥”,均属幕宾职掌。换言之,就身份地位而言,幕宾具有宾与师双重身份,即“幕友居宾师之位分,第本非甚卑”。一方面,幕宾是客,“主人以宾礼待之,见主人用晚生帖”;另一方面,幕宾又是师,“有师道,不可屈”。由有鉴于此,幕主对幕宾,必须以礼相待。」
这种由明代发展出的游幕传统,到了清代则彻底固化为衙署配套的“绍兴师爷”体系。
同样的逻辑也存在于镖局的催生中。过去学界多认为镖局是晚清新创,陈宝良先生则敏锐地指出其军事与商业的双重源头:明代的标兵作为直属精锐,本有押运官饷之责,明末流落民间后转为职业标客;而万历年间松江布贸的“标客”与“标行”则提供了商业土壤。镖局在清代的繁荣,本质上是军制资源向民间服务业的转化。耐人寻味的是,镖车上的旗帜能让强盗罢手,作者指出:
「镖局的源头有以下两个:一是镖局起源于至松江府贩卖标布的“标客”与“标行”,时间大约为明万历末年至崇祯初年;二是镖局起源于明代的“标兵”,时间早则在明嘉靖以后,晚则在明隆庆、万历时期。至清代,镖局达臻全盛。毫无疑问,镖局的职责在于维护商旅的安全。行经强盗时常出没之处的商旅,只要给镖局交纳一定的保险金,镖局便会派出镖车护送旅客出行。镖车上事先插有标帜,经常行劫之人见有镖局的标帜就会罢手不劫。就此而论,正如日本学者桑原隱藏所言,这与其说是忌惮镖师的武艺,“莫如说是镖局事先已和行劫之人作了妥协,双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他又笔锋一转:
「由此可见,“妥协性“确实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镖局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保护行旅,随之而来者,则包括代运现金之责。可见镖局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商人携带现款的困难。而由镖局衍生出来的票号,则更是为了抵制镖局转运现金运费的高昂。其实,票号起源于明末已经出现的“会票”大致与镖局同时出现。由镖局、票号诸问题,其实更可推论出一系列题外之说,即许多盛行于清代的公私制度,如幕宾师爷、镖局、票号、天地会或洪门、青帮之类,无不可以将其源头追溯到明代。」
在公开的非正式组织将会馆的同乡同业网络编织得愈发紧密的同时,地下的阴影里,秘密社会也在疯狂滋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本书打破了清代始创的说辞,认为万历年间的“天地三阳会”已在组织、供奉上与之高度契合。卫所军兵与游方僧道的无赖化,为秘密社会的地下结社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正如作者所说:
「所谓秘密社会,主要是指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多以“社”或“会”相称。首先,秘密社会与民间结社存在干丝万缕的联系。如广泛存在于民间各种结社的互助方式,就为秘密社会所吸收、采纳。其次,秘密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结社,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互助团体,而且是民间反抗官府的秘密组织。同时,它具有隐蔽性、秘密性,有一套流行于会内成员之间的暗号、隐语系统,非内部成员不得而知。由于秘密社会大多拉帮结派,又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颇具黑幕性质的组织结构,所以近代以后又俗称“帮会”“黑社会”。」
而在谈及明代社会动荡对帮会成型的催化时,作者进一步指出:
「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产生于明代是因为此时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道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加入秘密社会,是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重要信息。」
无论是上层的行政辅助,还是底层的地下会党,明代因制度缺口、商品经济与流民问题催生的原始形态,在清代皆被固化、规范并无限放大。这种一脉相承的演化,才是“清承明制”最接地气的历史真容。
(三)阶层的流转:边缘群体的下沉与蜕变
及至下编,全书的笔触彻底沉入到那些在科举壅塞与城市繁荣中挣扎的边缘群体。塾师的穷苦、清客的无赖、僧人的刚猛、尼姑的恋世,共同构成了明清社会世俗化最真切的肌理。
塾师本是科举失意者的共同退路。他们手持“关书”,在微薄的脩金与节礼中苟延残喘,多处于年入三十两的体面线以下。物质的匮乏尚在其次,更深的痛苦在于精神尊严的全面崩塌。在商品化社会的功利审视下,师生关系异化为利益交换。正如作者所说:
「从“先生”至“师傅”,乃至进而演变为“学匠”“教书匠”,塾师称谓的演变已经证明,在民间百姓的印象中,塾师已不再是传道解惑的教育者,而不过是谋生行业中的一员而已。至于“鼠先生”“狗教师”形象的确立,则更是塾师堕落的真实反映。究其原因,正如龚鹏程所言,显然是儒学本质的失落、社会性的失落以及权力的失落这三重失落的人生。」
如果说塾师是在清贫中走向形象的枯萎,那么城市中的清客与帮闲,则是下层知识分子走向无赖化的另一条路径。这些自晚明职业化的“游士”,凭借文墨才艺或市井伎俩,混迹于官宦富豪之家。作者分析道:
「所谓“清客”“帮闲”,是明清时期特殊的下层知识人群体。更确切地说,他们属于一群“无赖知识人”。在明清两代,无赖知识人主要由以下两部分人群组成:一是清客、帮闲;二是讼师乃至讼棍。两者均为社会的过剩力量,虽同为闲人,但其间亦稍有区别:前者凭借的是文学及书法、绘画才艺,在官宦人家“帮闲”;而后者主要服务于民间的讼事。清客、帮闲均属“无籍之徒”,故在当时又可并称……清客、帮闲均属职业“游士”。然两相比较,尚有细微差别:前者凭借的是文学及书法、绘画才艺,在官宦人家“帮闲”;而后者则凭借自己的技艺,陪大老官及富家子弟宿娼、饮酒、赌博、唱曲,从中“凑趣”。揆之明清两代的史实,清客、帮闲又有合流之势。」
而这种闲人阶层的繁衍,甚至蔓延到了宗教的边界,展现出性别与阶层交织的复杂网络:
「值得关注的是,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两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是自晚明以来,“女山人”“女帮闲”广泛出现,大抵说明了妇女社交网络的扩大;二是尼姑的“陪堂”化及僧人的“清客”化。明代妇女的结社习俗,无疑扩大了妇女的社会交往,其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清初。」
宗教在明清的世俗化浪潮中,分裂出了全然不同的双向维度。僧人走向了尚武与行侠。从好斗尚气的“鏖僧”,到少林、武当两大禅武传统的定型,再到易代之际投身抗清义军的“僧侠”,血性被等同于佛性。作者评价道:
「诸如僧人之尚气,以及“鏖僧”的风行,僧人之尚武、从军,以及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僧兵”与少林武术;僧人成为血性男子,行侠仗义,以及侠僧的普遍出现,无不证明,在明清两代,以佛教世俗化为前奏,佛僧群体中已经形成一股“崇武尚侠”之风。」
在这种尚武风气中,僧人的实践超越了单纯的江湖恩怨,上升到了家国大义的层面。作者写道:
「明清僧侠亦有两分的迹象。一方面,僧人恩怨分明,行侠仗义,甚至可以保护忠良,这仅仅是侠之小者。另一方面,每当国家多事之时,僧人又能挺身而出,正如顾炎武在《少林寺》诗中所言:“颇闻经律余,多亦谙武艺。疆场有艰虞,遣之捍王事。”僧人这种“能执干戈以捍疆场”,一如顾炎武所言,则“不得以其髠徒而外之矣”,国显然最为值得后人关注。进而言之,唯有僧人视“王事”为“佛事”的行径,方称得上是侠之大者。」
与僧人向死而生的刚猛不同,尼姑群体则在商业化的侵蚀下,走向了深沉的恋世与物欲。妇女出家多因守节与生计,缺乏宗教虔诚的庵堂,在晚明便已成为与外界交通的媒介,甚至滋生出“淫尼”。作者指出:
「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从史料记载来看,整个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恪守佛门规矩之人。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局踏于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进入民间,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更有甚者,尼姑在与世俗百姓交往的过程中,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这不仅是宗教史的新动向,更是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
这种世俗化的终极异化,便是清代“娼尼”与“花禅”的勃兴。这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传统游冶文化从明代的官妓主流向清代私妓猖獗的历史性转型。作者总结道:
「清代尼姑对世俗生活的崇尚,以及居积求利之风的形成,乃至花禅娼尼的勃盛,固然是佛教世俗化的表征,然究其实质,尚有明清游治文化开始转向的另面相。通观明代的游治文化,尽管不乏以土窠子为代表的私妓,然尚以秦淮名艳为代表的官妓文化为主流,进而形成名噪一时的秦淮游里文化。入清以后,秦淮名艳,虽有遗存,游风却已不炽。继之而起者,则是私妓的勃兴。反观清代的私妓文化,则是以江浙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所有这些,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明显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四)结语:废墟之上的深层连续
从公堂的人间烟火,到阴司的虚幻法庭;从私人幕府的精明算计,到地下结社的歃血为盟;从穷苦塾师的声名跌落,到风尘庵堂的欲望纠缠——《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用扎实的史料,无声地修正了传统政治史的单一叙事。
然而,读罢此书,内心的况味却颇为复杂。单论内容价值,此书着实亮眼,作者深耕明代社会史数十年,依托长期史料积累,精准地抓住了当下史学研究的空白。在过往的学界讨论中,“清承明制”多局限于朝堂官制、律法、财税军政等宏观政治维度,学者们津津乐道于顶层制度的承袭,却往往忽略了民间组织、底层群体、基层治理的延续脉络。现有研究对幕府、镖局、塾师、僧尼等边缘群体关注严重不足,更较少运用小说、民间笔记等通俗文献。陈宝良先生打破了这种偏重王朝政治的单一叙事,跳出传统政治史,以宏观治理、民间制度、底层小人物三层递进的架构,完整勾勒出明清持续世俗化的社会全景。
但不可否认的是,书名带来的心理落差同样巨大。初见“清承明制”这四个字,任何一个文史爱好者恐怕都会先入为主,预判全书的核心是明清官方体制的承袭与改良。然而,翻开书页才惊觉,全书八成篇幅都围绕民间社会展开,朝堂制度仅是一笔带过。这种偏重政治制度的标题,与聚焦民间风俗的实际内容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错位,难免让人心生被误导的失落。当然,这或许是读者自身过高期待与先入为主所致,并非书籍内容的硬伤。倘若能将这偏重朝堂的主标题更换,譬如改作「明绪延清」、「明俗入清」或者「清承明脉」,或许一眼就能点明全书聚焦民间风俗、基层群体一脉相承的核心论点,规避掉政治史的误导性,整体评价亦会大幅提升(当然,我这里也是在斗胆提建议)。
同时,全书的行文也带着老一辈社科研究者典型的刻板,学术论述平铺直叙,文字文学性偏弱,缺少抓人的叙事感,极易让人产生阅读倦怠。但若是能够耐着性子,一日一章地啃下去,却也能在那些扎实的考据中,窥见传统礼法治理模式在明清商业化转型中遭遇的深层困境。
总的来说,尽管它的主标题存在着偏离民间内核的偏差,尽管它的行文带着学术著作特有的规整,但掩卷长思,它所揭示的那个事实却让人警醒:朝代的更迭、政权的易手,不过是历史表层随风飘逝的泡沫;真正决定一个时代面貌、规范百姓生存逻辑的,恰恰是那些在底层民间默默流淌、自明至清从未断裂的深层制度与风俗脉络。在庞大的帝国机器之下,民众以健讼维护权益,以阴司寻求慰藉,非正式组织在制度的缝隙里野蛮生长,下沉的知识人与变异的僧尼在世俗中艰难泅渡。这幅延续了两朝的浮生百态图,或许才是“清承明制”最真实、最沉重,也最触动读者刻板印象的历史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