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王正华《地系于户：清代山西乡村地权的结构与市场》序

解锁中国史研究密码：中国传统地权问题的新解释

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始终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因为中国地域的广阔性、中国地权结构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土地制度成为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导致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似一个不见底的深坑。因此我们看到，很多著名学者都在地权问题上发表过意见，但是真正在学术史上留下真知灼见并为大家所接受的观点并不多。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还是私有的争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最后发现完全陷入了理论泥潭；而用现代产权理论解释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问题，同样不着边际。只是到最近三十年，关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才有了一些突破性进展，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解释才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相。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书作者王正华兼顾理论与史实，将中国古代土地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并提出了比较独到且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本书最大的贡献。另外，本书并不是笼统讨论中国传统土地制度的产权，而是从两个入口进入：在地域上，立足于华北地区，以山西为解剖对象；在材料上，立足于一手文献，尤其是新发现的契约文书。

土地制度的研究与社会环境相关，与我们对产权制度的认识水平相关，其中20世纪的社会革命和唯物史观对土地制度研究的影响甚大，改革开放后我们对西方产权制度的深入了解则加深了对中国传统产权问题的认识。同时，材料的拓展和利用也非常重要。1980年代前，学者们主要依据传统史料，争论的问题非常宏大，但很多问题难以深入；1980年代后，契约文书以及鱼鳞图册、黄册等材料被广泛用于土地制度的研究，学者们从中发现了很多崭新的、真实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中西比较研究的开展以及全球史视野的引入，促使中国学者深入思考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问题。其中，中国传统土地问题就非常典型。学者们发现，继续采用传统的土地公有或私有概念，或完全因循现代经济学的产权理论，都无法完整解释中国的传统土地制度问题。也许正是这样的困惑，促使作者重新深入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解释中国传统独特的土地制度。作者曾有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训练，不仅具有极强的史料训练基础，对理论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并在传统土地问题研究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我认为作者不负众望，在这本篇幅不长的著作中，他提出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和新的观点。比如，他认识到，传统中国存在一种非常独特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缺乏分离的机制，而且经常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地权问题，就必须在这种变动演化的过程中去理解。那么，怎么解释和认识这样复杂的问题？对此，本书以清代山西作为研究案例，认为首先需要对清代山西地权结构和土地市场进行深入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嵌入型地权市场”与“过程性地权流动”的解释框架。这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比此前学者所做的归纳更加准确且容易理解。作者特别强调“嵌入”不是指原本分离事物的合一，而是指一种无法分离的状态、无法分割的系统。在这种观念下去理解地系于户、户系于甲、甲系于国，户或人在王朝国家体制中的身份标识与社会地位，以及地权市场运行的机制，就比较清楚和容易理解中国地权的独特性和复杂之处了。明白此点，我们就能清楚看到，此前学术界热烈讨论过的帝制后期中国的土地私有化、地权分化等只是表象，据此并无法推断真实的土地关系及地权市场的发达与否。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明清时期土地制度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食货”经济原理始终作为王朝国家的“基因”贯穿其中。而这与13世纪之后英国的土地制度截然不同，作者认为也许这才是中西“大分流”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书论证过程相当严谨，层层递进，从具体史实到理论综合，由山西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全方位展示了传统中国地权的特点及演变逻辑。比较而言，徽州、江南、华南的区域史研究比较成熟，研究者可直接进入相对应的空间，而毋需回答或解释为什么研究这个区域。但关于华北的研究迥然不同，因为在最基础的问题上，比如华北区域概念的界定、华北何以作为一个研究区域等，都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正华不仅特别关注、经常思考这些基础问题，而且还有深切的理论和现实关怀，所以他能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本书即从地权研究层面给出了自己的创新性意见。比如，在“嵌入型地权市场”与“过程性地权流动”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嵌入？流动的过程是怎样的？他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恰恰只有在区域社会中才有可能。因此，本书花大力气讨论了王朝国家制度对山西地域社会的塑造、乡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这需要多线作战，既要与杨懋春、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等人的华北区域史研究对话，又要有户籍里甲赋役制度、宗族村落会社组织研究的知识储备。显然，经过作者的努力，战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比如本书关于里甲制演变过程中土地登记、地权市场、赋役改革的多个面向，以及村落组织的崛起、粮不随地问题与地权市场的联动等相关论述，都具有较大的突破性。

同时，本书还照顾到了山西内部各亚区之间的差异性，注意到晋东南、晋西南等不同亚区与华北、西北区域之间的关联强弱；既讨论了晋中南河谷平原，又分析了晋北山区开发、主客冲突与赋役改革问题，并提出要重视华北区域广袤的山区。在对山西区域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还提出了未来华北区域地权研究的可能性，比如时间上需关注明清易代之际地权的变动，土地类型上需加强对官田的研究等。这也证明正华是有研究野心的，相信他未来能取得更大的突破。区域史的研究最怕落入地方史的窠臼，本书则将区域史的讨论与土地制度、土地关系的讨论有机结合，在区域社会经验之上，提炼出对地权问题的原理性认识，是一大亮点。

书中所用材料同样是本书最出彩的地方，因为本书基本史料几乎都是新的第一手材料。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突破，一赖新材料的发现，二赖新观念的突破。而对中国史学界来说，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似乎更为重要，更为历史学者所看重。不过，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一辈子能否有幸看到新材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就此而言，正华的运气非常好，他来清华读书不久，就赶上历史系与图书馆正准备收购一批珍贵的契约文书。不仅如此，正华还作为验收这批契约文书的主要成员之一，随我一起赴晋中南地区接收了这批契约。我们小心翼翼解开每一包文书，又如饥似渴地一张一张翻阅，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正华对这批材料最为用心，因此收获也是最多。这批材料最大的特点是归户文书多，而且地点大多都很清楚。我们当时就有针对性地跑了几个村子，证实了这批文书的可靠性。此后，正华又多次参与文书的收集整理，从最初的几千件，到目前清华图书馆已经收藏了十五万件之多。他花了极大精力深入研究这批文书，他的博士论文也充分利用了这批文书。可以说，他是最早成功利用并研究清华契约文书的年轻学者。在对契约文书的使用上，正华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掉入新材料的陷阱。他在讨论具体问题前，先是就契约文书的生产流传机制做了交代，比如他注意到了同一笔交易会产生多件文书，这不仅立体呈现了地权变动的过程性，而且保证了研究的严谨性。书中统计契约文书信息时，极为小心，看到了样本的局限和时空因素的作用；也未将统计结果视为唯一证据，而是作为讨论问题的引子。契约文书固然有原始性的材料特点，但单一文献的缺陷也很明显，因此，书中随处可见不同类型文献与契约文书的互证，如租佃契约实物少见，但正华注意到了方志中的租佃内容、口头租佃的惯习、刑科题本档案中雍乾年间山西押租的记载，这样对清代山西的租佃情况便有了立体化的呈现。

希望作者以本书为起点，对中国传统地权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取得更好更优秀的学术成果。

2025 年12 月29日

（摘自王正华《地系于户：清代山西乡村地权的结构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