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阅读思绪之十七 ||——弗里杜内·萨赫贝贾姆《被石头砸死的女子》：她死于众人的沉默

前两天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后，因为好奇，找到这本书来读。我主要想透过这本书再次走进那个比较陌生的国度，关键这个故事发生在1986年，既然还有石刑？

虽然伊朗对我来说一直很陌生，但也很好奇，曾经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因为女性为是否戴面纱发生过大规模游行，在书中读到过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到来前，巴列维国王还是比较进步，“虽然那时伊朗是一个通过其秘密警察SAVAK折磨反对者的专制政权，但同时在1963年的所谓‘白色革命’中赋予了女性投票权，以平等条件向她们开放了大学，并任命了女性部长和大使。”

那个时期的伊朗女性已经开始不要求她们一定要带面纱，戴不戴面纱是她们的个人自由。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国王被迫离开伊朗流亡海外。流亡15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于1979年回到德黑兰，受到热烈欢迎。霍梅尼上台，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政权正式垮台。

霍梅尼在1979年说：“一个不戴面纱的女人就像一个不穿裤子的男人。”在这句话被说出整整八年前，1971年在德黑兰的女大学生的生活如图二，她们裙子、裤子、散开的头发、西式服装。这不是挑衅，也不是叛逆，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早晨，这张照片中的女大学生属于那样的一代人。

1979年，伊斯兰革命到来。霍梅尼上台后，法律开始强制要求妇女戴面纱。女性也被逐出司法系统。

1979年前在德黑兰求学的许多女性不得不选择流亡海外，《我所缄默的事》作者阿扎尔·纳菲西也就是那个时候流亡到美国。

图三是2022年9月16日新闻：22岁伊朗女孩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戴得不正确而在警方拘留中死亡，这次暴力执法事件在德黑兰引发了伊朗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那些走上街头不戴面纱的女性清楚地知道自己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她们也知道伊朗曾经有过不带面纱的时光。

图四是在2022年那次大规模游行中一个不戴头巾的女孩走向街头，那次游行给我心灵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当时发这张照片的博主写道：“勇气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测试每一种美德的标尺，这意味着勇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最高测试。”--C.S 刘易斯

下面是网上读到的那篇文章：

“纪念伊朗的女性：索拉亚·马努切赫里，一位35岁的伊朗女性和四子女之母，大约出生于1951年，生活在伊朗伊斯法罕省的一个小农村村庄。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戈尔班-阿里的人，据报道此人虐待她，并试图离婚以娶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女孩。

1986年8月（具体来说，她于1986年8月15日被处决），索拉亚被诬告犯有通奸罪。她的丈夫在当地当局的共谋下，包括村庄的毛拉（教士）、一位腐败的领袖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男人，伪造了证据，使用虚假证人。没有进行公正的审判；指控在仓促、偏颇的过程中被视为已证实，这一过程根植于地方权力动态和宗教解释。

结果，索拉亚被判处石刑（rajm）致死，这是一种在当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某些伊斯兰教法解释允许的惩罚。在执行日，她被埋在地面上至腰部，作为一场公开的奇观。村庄的男人们，包括她的丈夫，据报道甚至包括她自己的儿子们，参与向她投掷石块，直至她死亡。

世界主要通过她的姑姑扎赫拉了解到索拉亚的命运，扎赫拉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处决一天后，法伊双重国籍记者弗雷杜恩·萨赫布贾姆在汽车修理时途经该村庄。扎赫拉秘密接近他，并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萨赫布贾姆记录了她的证词，后来在1990年的书《La Femme Lapidée》（“被石刑的女人”）中出版，该书被译成英文名为《The Stoning of Soraya M.》。这本书成为国际畅销书，并被改编成2008年由赛勒斯·诺拉斯泰执导的同名美国电影。

这一悲剧是1979年革命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法律框架中根深蒂固的深刻不公的鲜明例证。通奸（zina）根据伊斯兰刑法（源自伊斯兰教法）被定为犯罪，对于已婚个人在被视为已证实的案件中，石刑伊斯兰教法中的一类固定刑罚，通常通过胁迫供词或不可靠证词而非确凿证据来认定。

她的故事突显了个人恩怨与不受约束的宗教权威相结合，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暴行，然而她姑姑的勇气确保真相不会随她一同被埋葬。”

记得那天读完这篇文章就想读这本书，“她的故事突显了个人恩怨与不受约束的宗教权威相结合，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暴行。”宗教可以做善事，有些人也会借宗教之名去杀人。

这两天读完弗里杜内·萨赫贝贾姆《被石头砸死的女子》，索拉雅的悲剧还是让我感到震惊，在书中读到：十三岁的索拉雅被迫和一个自己不喜欢，又大她很多的男人结婚，据书中记载：

【书摘】“结婚十四年间，索拉雅共生育了九个孩子，无论生死。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小霍贾斯特，诞生于革命爆发的那一年。”

岁月流逝，索拉雅渐渐……容颜已显老态。当政权倒台、共和国建立时，她看上去已超出二十八岁的年纪。随即，所有沙阿与沙哈巴努的肖像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面带胡须、头缠头巾的严肃人物画像。

村子里一切如故，唯有……人们得知该国再度允许男人拥有多个妻子。于是戈尔班-阿里立刻抛弃了自己的妻子，甚至不再与她有身体接触。她并未为此抱怨。他很少回家，有时会躲进山谷里三四天不回来。索拉雅愈发沉默寡言，变得像影子一般低调，仿佛在为没能留住丈夫而感到羞愧。

“我想死，”某天晚上她对母亲说道……

“妈妈，我想死，我再也受不了了……他打我、辱骂我，还打孩子们……”

沉默不语的肖卡特·卡努姆不知该做何反应。

她无法告诉女儿，因为村里的传统不允许父母干涉女婿的家庭事务。

近来，男人们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只有他们才能做出决策。

【自语】从这两段文字就可以看到那时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那个时期的男人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女性“说话的资格”被暴力剥夺，也许这也是索拉雅的悲剧源头，政权倒台，共和国建立，“这标志着伊朗从世俗的君主制（巴列维王朝）彻底转变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以神权政治体制为基础。”

在书中读到：

【书摘】“那些大多游手好闲且易怒的男人们从新的、经过净化的伊斯兰教中找到了赋予其卑微生活意义的寄托。

谢赫·哈桑如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一般在杜堡的狭窄街道上四处奔走，但他很快意识到扎赫拉会是自己极其强大的对手。这位老妇人从未允许他进过自己的家门，他们为数不多的对话也仅限于'多亏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下'或'感谢上帝'之类的话语。”

很快，这位七十岁的老妇人便意识到了……

她意识到了危险。她知道哈桑曾向索拉雅献殷勤却被拒绝；她也知道戈尔班-阿里在城里另有情人，而且他会不择手段地与妻子离婚以逃避归还嫁妆的义务。

【自语】谢赫·哈桑曾经属于这类游手好闲和坑蒙拐骗这类人，为此还蹲过几次监狱，后来新国家成立，并且他发现：

【书摘】只要表现出虔诚、仁慈与无私，即便没有受过教育，任何人都能成为毛拉。他跟随几位宗教人士学习，阅读那些毛拉在流亡期间撰写的著作，还掌握了此前从未接触过的虔诚之人的用语风格。尽管依旧是个普通人，他却不可抑制地渴望成为先知的使者。

【自语】就这样凭谢赫·哈桑那套欺矇拐骗的本领使他遥身一变，变成一位受人尊重的毛拉。

【书摘】谢赫·哈桑彻底抹去了自己过去的所有痕迹，却仍保留着先前的身份。他的外表发生了巨大变化：头戴头巾，身着长袍，肩披轻外套，脚穿软鞋，手中握着古兰经与念珠，修剪整齐的胡须和鼻梁上的有色眼镜让他显得充满学者风范与智慧气质。原本坚持独身的哈桑认为自己应当成家，而如今的新社会地位也让他有资格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他选择了一位年轻且富有的寡妇，后者拥有临海的大宅以及广阔的稻田和茶园。他还索要了带司机的汽车、更华丽的宗教服饰、一幅插图精美的古兰经以及一些珠宝。倘若没有一位重要的什叶派贵族路过此地拜访他的同僚，这种美好生活本可以持续很久。但当这位贵客见到哈桑过着与革命宗教原则相悖的奢华生活时，不禁大为震惊——在这座宽敞的宅邸里，除了妻子和两个儿媳外，他还与岳母、两名女仆以及负责打理花园的邻居共同生活。

【自语】我为什么在这摘抄谢赫·哈桑这个人物的书摘，他让我看到整天满嘴仁义道德，整天“上帝”长，“上帝”短的毛拉原是这么一个，我不是说所有的毛拉都是像谢赫·哈桑，但不排除有些毛拉就像谢赫·哈桑那样成为一个虚假之人，他因为追求索拉雅被拒后，嫉恨在心，他参与了索拉雅丈夫陷害她的队列中，这些男人怀着不同的鬼心思判她死刑。他们把处死索拉雅说成：

【书摘】这是人类的法则，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却谎称那是上帝的律法。他们认定你有罪，可你其实并无过错；他们判你有罪，可你其实是无辜的——但没人能证明这一点，无论是你、我，还是站在一旁的那些善良女性们。

索拉雅突然意识到沉默究竟有多可怕。

数月来强加于她身上的沉默反而成了她的枷锁。他突然产生强烈的冲动，想要解释、辩解，大声宣告自己的清白。但她知道为时已晚，那些判她有罪的人中没人会相信她。尽管如此，她仍难以想象这桩粗劣的阴谋竟会将她推向死亡。

【自语】有时宗教杀人是不见血的，只要他们宣告以“上帝”的名誉说你有罪，你就是有罪，并且你无法反驳，无法辩解，当神权和父权大过一切权力时，做为女性的她是无法为自己辩解，也无法为自己喊无辜，索拉雅的父亲因软弱无力反抗，索拉雅的儿子们看其他大人眼色选择同意判他们母亲死刑，这些男人都是站在宗教的律法判索拉雅死刑，没有一个男人站出来为索拉雅说句公道话，在执行石刑时，索拉雅的姑姑躲在一边感受这种说不出来的痛苦。

【书摘】她知道索拉雅还将痛苦地挣扎数分钟，而这一幕令人难以忍受的暴行正在腐蚀着在场的旁观者，将他们变成怪物，这让她倍感压抑。她认识他们所有人，亲眼见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可此刻他们却只剩下仇恨与耻辱。

悲痛欲绝的她坐在面包店前的木长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

每当人群发出呐喊，她就明白又有一块石头击中了她的身体。

她从未感受过如此深的耻辱。

尽管明白自己根本无力反抗这种暴力，她仍因未能尝试任何措施而自责不已。

马赫迪·易卜拉欣很赏识他，还经常

索拉雅的沉默、她自己的恐慌，以及丈夫与哈谢姆编造的谎言，更是加剧了局势。而随着年龄增长，市长变得越来越容易受他人影响，甚至被那名毛拉控制住了。

“要是我有勇气说点什么来保护这个我知道是无辜的孩子该多好……”她不断懊悔着。

平日里坚强的扎赫拉突然变得胆小怯懦，和库帕耶的其他妇女一样，完全屈从于男性的统治之下。

如果那名被乱石砸死的妇女将她所知道的一切、所见所闻全部讲出来，马赫迪·易卜拉欣会听她的吗？她真能让他恢复理智吗？毕竟过去他曾多次需要她的帮助。

但他不也曾参与过这场阴谋吗？

如此卑鄙？平日里冷静公正的他，竟在短时间内变得暴躁、傲慢且专横，仿佛在这桩肮脏的勾当中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利益可图。

在圆圈中央，索拉雅正缓缓断气。她的头部与上半身已变成一片血肉模糊的残骸。怒吼的人群不断肆意攻击这个受害者，包围她的圆圈越收越紧。头皮早已变成可怕的伤口，下颌骨碎裂，眼睛和鼻子也爆开了。她的头以一种怪异的姿态歪斜着，如同狂欢节的面具一般，搭在仅存的右肩上。最前排的哈桑，身上沾满鲜血的衣物，抬起手臂要求众人安静。

“我亲爱的朋友们……请听我说片刻……”

我想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我相信他的旨意已然实现……有谁想来确认这条贱狗是否已经死透？

十只手举了起来。哈桑选中了赛义德。

抽水工；那人便躺在受害者——那名被乱石砸死的妇女——身旁。

他将耳朵贴近索拉雅张开的嘴。

“她还活着……那条狗还没死，”他站起身对谢赫·哈桑说道。

一名男子缓缓向前走去，手中握着一块石头。

他将石头举向天空，用尽全力多次击打受害者的颅顶。另一个人跟上来，捡起受害者旁边的砖块，愤怒地连砸了六七下。颅骨碎裂，脑浆洒了一地。

于是，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响起了：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无比伟大……！赞美真主！”

哈桑·拉杰瓦迪抬起手中的《古兰经》。

他胜利地举起手，命令村民们围成圈站在他周围。

“让我们感谢全能的真主。”顿时，四周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

在片刻的静默之后，人群随毛拉一同高声诵读：“以慈悲宽厚的真主之名……”

就在这时，那些商贩们终于看到了那些聚集在索拉雅周围的人所隐瞒的景象：一片血迹斑斑的场景。

无奈之下，她被一群昆虫围在周围。

他们惊恐万分，后退了几步。

但他们无法将目光从这恐怖景象上移开。一只流浪狗在那具残破的尸体周围转来转去，却不敢靠近。坐在长椅上的扎赫拉·卡努姆瘫坐不动，已听不见任何声音。她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人类所制定的“法则”也得到了遵守。

当看到马赫迪·易卜拉欣那双破旧的凉鞋时，她并未抬起头。老人清了清嗓子说道：

“扎赫拉，一切都结束了……正义已经得到伸张……现在一切安好了……”

市长继续说道：

“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直到这时，她才挺直身子，凝视着这位与她相伴半个多世纪的挚友，说道：

“我可怜的易卜拉欣……真为你感到羞愧……愿至高无上的神宽恕你……”卡德科达震惊不已，恭敬地向她行礼，然后拄着拐杖缓缓离去。扎赫拉注意到，他的背比平时更加佝偻了。

她没有对他心生怜悯。

【自语】这段文字让我看到暴行下的人性，除了那个虚伪的毛拉和索拉雅的丈夫为自己的私利加害她外，其他人都和她无冤无仇，一直无法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明明和索拉雅无冤无仇，却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说句话？特别是她好朋友的丈夫，在索拉雅的好朋友去逝后，索拉雅一直在帮助这个家庭。她的父亲，她的儿子……你说他们愚昧也好，说他们软弱也好，包括那个市长，没有人勇敢的站出来为索拉雅说句公道话，也可以说他们集体参加了这次谋杀案，只有她的姑姑痛苦的感受这一切，在那个父权和神权统治下，女性没有一点发言权。

后来她的“姑姑扎赫拉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处决一天后，她遇到法伊双重国籍记者弗雷杜恩·萨赫贝贾姆，扎赫拉秘密接近他，并向他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萨赫贝贾姆记录了她的证词，才有了《被石头砸死的女子》这本书。

书中这段写的特别好，当索拉雅的姑姑“凝视着这位与她相伴半个多世纪的挚友，说道：'我可怜的易卜拉欣……真为你感到羞愧……愿至高无上的神宽恕你……'卡德科达震惊不已，恭敬地向她行礼，然后拄着拐杖缓缓离去。扎赫拉注意到，他的背比平时更加佝偻了。她没有对他心生怜悯。”

由此看出市长的软弱和恐惧，市长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没有站出来为索拉雅说话，索拉雅的姑姑晓得市长知道索拉雅是冤枉的，看到市长的震惊，看到市长的背比平时更加佝偻了，但她没有可怜他，也许她从心里生出了对市长的鄙视。

读完这本书，这个残酷野蛮的故事留在我脑海里久久无法离去，虽然这个故事的发生的时间距离我们四十年，但我还是感觉离我们很近。

从小说里我们得知那时的伊朗的社会环境，索拉雅走出家门的权利都被剥夺，此时我忽然想起在《自行车改变的世界：女性骑行的历史》书中读到的一段文字：“伊朗领导人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2016年发布了一项由宗教领袖做出的决定：反对女性在公共场合骑自行车，理由是她们对道德构成了威胁。有人指出：‘女人骑自行车往往会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她们必须放弃骑行。’在伊朗，尽管有些女人因为骑行被捕，许多女人依然继续骑行，她们的自行车被罚没，她们还被迫签署声明，承诺自己不再骑行。2019年，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市政府不支持女性骑行，但该城市因拥有宽广的自行车道网络并吸引了大量骑手聚集此地而名声在外。”记得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忽然感觉伊朗女性骑自行车都有被捕的风险，我们却能够自由骑行，真的是蛮幸福的一件事。

想起阿扎尔·纳菲西在她《我所缄默的事》书中写道：

“伊朗社会远远凌驾于它的领导者之上。那些被政府当作攻击目标的，特别是女性群体，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我开玩笑地列出我们应该感谢伊斯兰政府的东西：正是这个政府，让我们学会感激风和太阳与皮肤接触的感觉，让我们珍惜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芙茹弗·法洛克扎德的机会，珍惜听音乐的快乐，珍惜穿着夏季的花裙子走在街上的自由。我们再也不会把生活中的美好看作是理所应当的。”

的确，现在我们能够自由骑车，自由阅读，也可以穿花裙子和背心裙，不用戴面纱走在街上的自由，就像阿扎尔·纳菲西所言不要把生活中的美好看作理所应当，要好好珍惜你现在的自由，对我们习以为常的骑行、阅读、穿着自由，在伊朗的她们仍然是需要用生命去争取的东西。

2026.08.28 星期五 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