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制度与立法本意冲突，弱者就成为“牺牲品”

制度约束是导致两性不平等的关键。通过优先考虑包括司法效率、维护婚姻和维护社会安定等相互竞争的制度要求，法院更多地服务于政治上的优先事项，而不是性别公平。——《中国式离婚》贺欣 法学教授贺欣的这本书，是一本法律社会学著作，核心是研究离婚诉讼中的“行动中的法律”，而非法律条文。作者主要以广东与陕西两地的法院为对象，分析了1991年到2019年间的29个典型离婚案件，并访谈了多省一线法官，试图回答一个矛盾的问题：立法初衷本是促进两性平等的法律，为何在实际操作中却反倒更常不利于女性？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官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官不是不知道《反家庭暴力法》的存在，也不是不知道财产分割应优先考虑妇女和儿童的权益，然而，法官面料的考核制度却是另一套逻辑，这套逻辑鼓励他们提高结案率、降低上诉率、多用调解、避免信访。 而父权制的文化偏见则构成了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所说的“最小阻力路径”。普遍来说，婚姻中的女性相比起男性，收入和社会资源更少，为了孩子牺牲利益的可能性更高，发起上诉或造成极端事件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在面对有争议的案件时，法官没有动力去为婚姻中的弱势一方考虑，他们只想尽快达成协议，而这种“快”也就很容易导致强者掠夺弱者的局面。在当下平权进程并不理想的状态下，这句话完全可以替换为“牺牲女方的权益，成了制度成本最低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婚姻，对比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行动中的法”已经彻底转向。它过去考虑的是，指导个人生活方式，这种家长式的执法方式，伴随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已经过时。“无过错”的概念被接纳后，结婚和离婚已经完全进入私生活领域，离婚诉讼的庭审过程也就从过去的道德判断变成了解除合同一般。 这种没有道德判断也没有文化判断的风气，看似中立，然而，考虑到普遍的男权和厌女文化背景，这种放任也有鼓励非道德现象的延续。就像前段时间发生的朱女士事件，法律显得如此苍白。而当法官不是被鼓励贯彻法律精神，而是被鼓励绩效，那司法也就放弃了对弱者的保护和追求正义的功能。如此的中立，在结构性不平等面前，不能说是中立，而是对既有权力的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