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巴黎

听说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这位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前两年我还在一部纪录片里看见他对着两个年轻女孩示范自己理发的方法：点燃一根蜡烛，然后把它凑近头顶，烧一阵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头发上的烈焰。

他这家店已经成为巴黎的地标了，读书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铁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亚」。假如你是个年轻而贫穷的作家，觉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还可以去他那里短住，就睡在二楼的书架旁边搭起来的小床上。不用付费，只要帮他打杂（同时忍受他的怪脾气）。此外，他还提供早餐，你则必须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许你有天会真的成名，他的书店就多了一项活见证了。

现在实际营运「莎士比亚」的，其实是他那年轻迷人的女儿毕奇（Sylvia Beach Whitman）。光看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多么崇拜上一代的毕奇，又是多么地希望自己创办的这家书店能够接得上老「莎士比亚」的荣光。

那当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结业的那一家「莎士比亚」根本就不是家书店，而是现代主义的震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产房。且看看当年那位老板雪维儿．毕奇（Sylvia Beach）的顾客名单：纪德、莫杭、庞德、曼．雷(Man Ray)、艾略特、梵乐希、拉尔博、海明威、阿拉贡、乔埃斯、安塞尔、葛楚斯坦、费兹杰罗、艾森斯坦……。他们在这里看书、聊天、抽烟、朗诵、办公，甚至在无聊的时候走进来看看自己今天会碰到谁。于是毕奇多了一项奇特的新业务，就是帮人收发邮件和电报，因为许多寄居巴黎的文人干脆把「剧院街．莎士比亚书店」当作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亚」名垂千古的还是出版。毕奇推却了D.H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转介给其它同行；可是，一部《尤利西斯》也就够了。她怎样全心全力地协助乔埃斯，又怎样让这部文学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进入市场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该好好看看她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

不知道为什么这本出了半世纪的老书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难道是里头的故事不精彩吗？看看达达主义大诗人阿拉贡，他和其他人一样，迷上了毕奇那美丽的妹妹；但是由于他上一个爱慕的对象是埃及艳后的木乃伊，小毕奇也就不敢轻易接受他的心意了。

这本回忆录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一大堆着名文人的奇闻异行，而是它们都过度符合大家对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贡果然是这么地超现实；萨提果然是这么地冷静节制，而且不论晴天雨天总要带一把伞上街。至于费兹杰罗，就和传说一样地挥霍无度。「总是把钱放在他们住家大厅里的盘子上，如此一来，那些要来结帐或者要小费的人就可以自己动手拿钱」。

叶慈一如既往地扶掖后进，他是最早为《尤利西斯》下订单的顾客之一。他的爱尔兰同乡萧伯纳就是萧伯纳，当大家都以为一向支持言论自由的他必定也会赞助这本禁书时，他却回信给毕奇：「当《尤利西斯》连载刊登出来的时候，我就读过了一部份。它以令人厌恶的方式记载了一个恶心的文明阶段，不过里面写的都是实话。我还真想派一队人马去包围都柏林，特别是包围城里面十五到三十岁的男性，强逼他们看这本充斥脏话以及胡思乱想的嘲笑与淫秽之作。……我在二十岁之际抛开这一切逃到英国；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透过乔埃斯先生的书知道都柏林还是老样子，年轻人还是跟一八七○年代一样，满嘴说着乡巴佬的流氓混话」。「在爱尔兰，人们把猫弄干净的方式是压着它的鼻子去闻它自己的秽物。我想乔埃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样的方式把人弄干净吧。我希望这本书能大卖」。可他自己就敬谢不敏了。
  
二战爆发，德军入城，毕奇那些说英语的朋友多半逃回老家，而说法语的那帮则全部成了地下反抗军。一开始书店还在营业，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来指名要买乔埃斯的《芬尼根守灵记》（多高的品味呀，就和我们印象中的纳粹一样，就算满手血腥照样可以弹一手漂亮的贝多芬）。可是毕奇不卖，她说店里只剩一本了。于是这位军官火了，声言要带人来充公整家店的东西。最后毕奇进了集中营。

一九四四年八月尾，盟军快要打进巴黎，毕奇也早被释放，那阵子她甚至还回到了剧院街。二十六号那天，一辆吉普车停在书店门口，毕奇「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叫喊：『雪维儿──』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原来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转圈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然后海明威问她还有什么可以做，她就请他解决仍在剧院街屋顶放冷枪的纳粹狙击手。一生以好斗的男子气自豪的海明威二话不说，招呼了几个同行的大兵上楼，「接着传来的是剧院街最后一次枪响。海明威和他的人马下来后又开着吉普车走掉了──海明威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Ritz）饭店的酒窖」。

  
就是这样，巴黎光复了，莎士比亚书店的故事也结束了。早已心灰意冷的毕奇没有再把店子办下去，二十年后，她把这个神圣的名字交托给乔治．惠特曼，让他延续一家巴黎英文书店的血脉。虽然后者也是群贤毕至，声名大噪，但始终及不上第一代的光采。书店凭读者留名，毕奇的莎士比亚以纪德为第一批会员，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终；一般书店往来无白丁，它却是来往尽名家，恐怕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书业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撇开店子办得好，店主有魅力这些难以客观分析的理由不谈，我想主要还是时代使然。回想二战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语世界有点志气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儿混一阵。当他们到埠之后，这家罕有的英文书店自然成了会馆。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与自信。读《莎士比亚书店》，你会发现许多法国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们不像最近妄言美国没文学的那位诺贝尔奖评审那么自大，那么以欧陆为中心；相反地，他们对英伦三岛和正在崛起的美国文学充满好奇心。

有时候那种好奇心甚至热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来逛的地步。例如诗人列昂──保罗．法格，他来书店不是看书，而是为了碰那帮包括英语作家在内的「好家伙」。其中一个住在楼上的「好家伙」因为工作不愿开门，一抬头竟发现法格从窗外盯着他瞧；原来他弄来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窗口！

老世界的英语书店既然聚着一群新世界的新锐，它自己的精英也就自然跟着过来凑热闹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契机，大战一过，欧洲尽成废墟，美国趁势而起，纽约渐渐取代巴黎，曼．雷等欧洲人也都到了大洋彼岸定居，莎士比亚的故事就很难继续说下去。

一个老外开书局，我们当然会联想起在上海卖日文书的内山书店。雪维儿．毕奇替乔埃斯出了《尤利西斯》，内山完造也帮鲁迅出版了不少东西；乔埃斯把莎士比亚书店当办公室，鲁迅也用内山书店来会客。一部英文小说要在巴黎出版，是因为当时的英语世界太封闭；鲁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个日本友人协助，则是那年头中国政治情势的悲剧。保守的英语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赶到了巴黎；比较新潮的日本却用它的出版品引来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国知识份子。如果有人把这两家几乎同代的书店放在一起，为它们写一个既平行又相异的故事，那该有多好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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