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与哲人王》读书摘抄
王小波的写作范式很有趣，往往由一个生动的事件引出某个观点，接着引述自己的插队经历和人生见闻论证这一观点，并穿插东西方文化对此观点的不同态度，最后得出结论，国人弊端多。
虽然风格固定，且重复观点较多，但这种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出的清醒头脑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稀少的，读他的杂文，你会不停的会心一笑，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小波的文字很年轻，但不失睿智，可列为中国年轻人的必读文本。我常常在想，如果他仍然在世，会如何点评这个距离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遥远的年代。
整书摘抄如下：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这件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肖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等，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的毛病。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叫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说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成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缴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沉默的大多数》
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
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绝不能包含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要好，十足虚伪。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的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为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加入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处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在一切价值判断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妒忌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
——《思维的乐趣》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
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只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知识分子的不幸》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的评价，对本国人则当作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身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别人“推己及人”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
——《跳出手掌心》
知识分子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
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地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
我听说有位老先生对贾平凹的《废都》有如下评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管贾先生这本书如何，老先生言重了。真正的妖孽是康生、姚文元之辈，只不过他们猖狂时来头甚大，谁也惹不起。将来咱们国家再出妖孽，大概还是那种人物。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攒着，见到那种人再说。
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那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确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我看国学》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智慧与国学》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的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做崇高，也就是说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说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
——《人性的逆转》
虽然风格固定，且重复观点较多，但这种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出的清醒头脑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稀少的，读他的杂文，你会不停的会心一笑，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小波的文字很年轻，但不失睿智，可列为中国年轻人的必读文本。我常常在想，如果他仍然在世，会如何点评这个距离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遥远的年代。
整书摘抄如下：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这件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肖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等，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的毛病。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叫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说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成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缴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沉默的大多数》
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
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绝不能包含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要好，十足虚伪。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的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为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加入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处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在一切价值判断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妒忌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
——《思维的乐趣》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
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只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知识分子的不幸》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是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的评价，对本国人则当作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身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别人“推己及人”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
——《跳出手掌心》
知识分子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
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地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
我听说有位老先生对贾平凹的《废都》有如下评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管贾先生这本书如何，老先生言重了。真正的妖孽是康生、姚文元之辈，只不过他们猖狂时来头甚大，谁也惹不起。将来咱们国家再出妖孽，大概还是那种人物。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攒着，见到那种人再说。
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那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确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我看国学》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智慧与国学》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的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做崇高，也就是说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说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
——《人性的逆转》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