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http://1k.tugus.com/
文/严杰夫
英国著名左翼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在1990年给BBC所做的演讲中指出，“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已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和野蛮的行径作托词”。同品特一样，王绍光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西方国家所施行的民主生活和制度早已不是古希腊时期纯正的民主制度了，“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
从上世纪初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带有一种普罗米修斯情结。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两位“先生”（特别是“德先生”），不是被政治现实异化成丑陋的怪胎，就是干脆直接被执政集团轻蔑地践踏在脚底。于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民主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镜花水月”。但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任何时期都被执政者看作即要利用、又被提防的集团，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实质性接触到政治管理的最核心地位，从而长期缺乏对政治现实、博弈经验与技巧的认知，因此西方式民主的实行，就盲目地被民主派知识分子看作是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
所以，王绍光老师在《民主四讲》中对西方民主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和批判，自然是有其必要性。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同一切批判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优秀作品一样，《民主四讲》让当前关注民主化进程的我们，对西方民主的历史、运行机制及其效用实现，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但仍应当提出，正如王绍光老师在书中批评西方研究机构在评价各国民主实现程度时，总对中国带有有色眼镜一样，王老师在书中对西方民主一贯持有的批评态度，无视现代西方民主在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现实运作中积累起来的政治文明，并据此否定西方民主对于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似乎也有偏见之嫌。
王老师在第一章就急忙地借助文献让读者认识到，不论是古希腊的先贤，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改革家们，其实都是在毫无例外地反对民主，起码是不加限制的民主。他似乎在告诫那些心中始终对西方民主抱有期待的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理想即使在西方思想家的眼中也被弃如敝帚。但对近代欧洲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完全民主抱有谨慎态度的背后，不仅有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考量，更重要的还有提防由于底层民众被精英集团利用而带来的“多数人暴政”。历史事实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恐惧的必要性。君不见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而上世纪德国法西斯政权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清洗，与其说是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反犹传统的后果，还不如说正是民主未受恰当限制而被别有用心利用后造成的悲剧。
而稍有宪法知识的人都清楚，在王老师书中被一笔带过的“宪政民主”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76年 《独立宣言》）这类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由宪法确认并保护的，民主不过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方式。而最终决定民主最终实施效果的因素，并不在于实施的是不是西方民主，而在于整套宪政民主的机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下能否被各集团成熟理性地运用。因此，回到书的开端关于俞可平先生提出的“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个命题来看，我们可以指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在于一个国家怎样使用它，以及使用它的熟练程度，而并不在于民主本身。也因此，归根结底，民主就是一种现代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方法和管道。而正是这种方法和管道，以及在运用对这种方法和管道中的技巧，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
这样来看，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对民主的讨论，过多地集中于对各国选举制度进行分析，似乎也是一种偏颇。因为在宪政民主的架构下，选举只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方式，但并未涵盖民主的所有内容。在宪政民主下，由集会、结社、游行以及出版自由构造起的，一整套和平表达诉求以及实施博弈的机制，同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王老师却没有对这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不可谓不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因为，在本书中用来批评资本主义政府缺乏民主权利扩展积极性的部分例子，如无产阶级通过社会运动才争取到选举权利、西方少数民族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通过斗争参与到选举中等等，却正是公民拥有集会、结社、游行以及出版自由而带来的结果，而这恰恰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对国家内部矛盾的调整方面具有极大的弹性。
诚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仍然应该承认《民主四讲》是一本优秀的民主常识普及课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如王老师所言，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并确实不可“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运行四百年所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我们应该全面、认真、虚心地学习和考察，某种程度的“拿来主义”对亟待对改革进行深化的中国来说极其需要。而始终抱着现在的制度就是“符合国情的惟一正确道路”，而拒绝学习一切西方政治文明和思想的观点，只能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野蛮态度。
文/严杰夫
英国著名左翼作家、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在1990年给BBC所做的演讲中指出，“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自己已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基督教精神等等词语仍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和野蛮的行径作托词”。同品特一样，王绍光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西方国家所施行的民主生活和制度早已不是古希腊时期纯正的民主制度了，“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
从上世纪初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带有一种普罗米修斯情结。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两位“先生”（特别是“德先生”），不是被政治现实异化成丑陋的怪胎，就是干脆直接被执政集团轻蔑地践踏在脚底。于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民主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镜花水月”。但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任何时期都被执政者看作即要利用、又被提防的集团，知识分子无法真正实质性接触到政治管理的最核心地位，从而长期缺乏对政治现实、博弈经验与技巧的认知，因此西方式民主的实行，就盲目地被民主派知识分子看作是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
所以，王绍光老师在《民主四讲》中对西方民主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和批判，自然是有其必要性。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同一切批判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优秀作品一样，《民主四讲》让当前关注民主化进程的我们，对西方民主的历史、运行机制及其效用实现，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但仍应当提出，正如王绍光老师在书中批评西方研究机构在评价各国民主实现程度时，总对中国带有有色眼镜一样，王老师在书中对西方民主一贯持有的批评态度，无视现代西方民主在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现实运作中积累起来的政治文明，并据此否定西方民主对于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似乎也有偏见之嫌。
王老师在第一章就急忙地借助文献让读者认识到，不论是古希腊的先贤，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改革家们，其实都是在毫无例外地反对民主，起码是不加限制的民主。他似乎在告诫那些心中始终对西方民主抱有期待的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理想即使在西方思想家的眼中也被弃如敝帚。但对近代欧洲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完全民主抱有谨慎态度的背后，不仅有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考量，更重要的还有提防由于底层民众被精英集团利用而带来的“多数人暴政”。历史事实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恐惧的必要性。君不见法国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而上世纪德国法西斯政权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清洗，与其说是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反犹传统的后果，还不如说正是民主未受恰当限制而被别有用心利用后造成的悲剧。
而稍有宪法知识的人都清楚，在王老师书中被一笔带过的“宪政民主”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76年 《独立宣言》）这类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由宪法确认并保护的，民主不过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方式。而最终决定民主最终实施效果的因素，并不在于实施的是不是西方民主，而在于整套宪政民主的机制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下能否被各集团成熟理性地运用。因此，回到书的开端关于俞可平先生提出的“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个命题来看，我们可以指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在于一个国家怎样使用它，以及使用它的熟练程度，而并不在于民主本身。也因此，归根结底，民主就是一种现代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方法和管道。而正是这种方法和管道，以及在运用对这种方法和管道中的技巧，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
这样来看，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对民主的讨论，过多地集中于对各国选举制度进行分析，似乎也是一种偏颇。因为在宪政民主的架构下，选举只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方式，但并未涵盖民主的所有内容。在宪政民主下，由集会、结社、游行以及出版自由构造起的，一整套和平表达诉求以及实施博弈的机制，同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王老师却没有对这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不可谓不是一种极大的遗憾。因为，在本书中用来批评资本主义政府缺乏民主权利扩展积极性的部分例子，如无产阶级通过社会运动才争取到选举权利、西方少数民族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通过斗争参与到选举中等等，却正是公民拥有集会、结社、游行以及出版自由而带来的结果，而这恰恰证明了西方民主制度在对国家内部矛盾的调整方面具有极大的弹性。
诚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仍然应该承认《民主四讲》是一本优秀的民主常识普及课本，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如王老师所言，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并确实不可“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运行四百年所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我们应该全面、认真、虚心地学习和考察，某种程度的“拿来主义”对亟待对改革进行深化的中国来说极其需要。而始终抱着现在的制度就是“符合国情的惟一正确道路”，而拒绝学习一切西方政治文明和思想的观点，只能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野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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