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庸俗的唯“物”主义

  不知道从何时起，众多研究者将其目光投向了无生命的物品。无论是文学家、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的作品，似乎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由模糊的人以及事件转变为了具体的“物”。

   最早将“物”作为一个独立的描写与述说对象的人，大概是本雅明。在本雅明类似于散文集的小册子《驼背小人》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对“物”的片段式的描绘。这些关于内阳台、西洋景、纪念碑、电话机……的片断式记忆，构成了一副20世纪初孩童眼中柏林的街景。这些“物”同时正表征着一个现在被广泛称为“现代”的时代，与其说是本雅明在回忆过去，不如说他在通过这样一些关于“物”的形象及隐喻，昭示着人们即将跨入的新时代，其中人在创造着物，而物也在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如何改变以及改变到什么程度，正是后来者所关心的主题，本雅明只不过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角度：人的异化——人被物所包围，成为了物的俘虏。

   这本《平常事情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它试图揭示如今在我们身边看似很平凡、实则在17-19世纪却不平常的事物的历史性。城市房屋、照明、水、服装、面包这些物品与人的关系如何发生着变化，又如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那么从所谓的传统到现代的改变，也许就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抽象过程，而是贴近着生活的物质化的过程。这本小书可以帮我们厘清历史的本相，在功利化的工业化社会来临前后人们生活的景象。

  不过，如果说该书目的只在于揭示17-19世纪人们物质生活的图景，显然是低估了它的价值。物质本身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物质的意义及其背后隐喻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物质文化。通俗地说，就是什么人发明了它们、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下如何使用它们。如服装的变化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隐含着社会身份和仪式化的意义，它就是人向社会外界传递信息的符号。林林种种的“物”最终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得以进行、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异化”的另一种看法，那就是物的象征意义具有延展性，它被打上的只是创造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