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清朝，怎可不读龚自珍？

李泽厚在《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中，在谈论龚自珍的意义之前，先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
“这的确是一个暴风雨前异常沉闷昏热的时刻，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腐烂，一切都在走向无可救药的崩溃。这里充满着贪污、腐化、无耻，同时也迅速地成长着无可遏止的愤怒和仇恨……”
读着读着，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拿错了书，读的仿佛是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她分析道：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如下几大特征：一，流民增多。而古代的流民，就是今天的失业人口；二、非生产性的次生社会集团增多，如僧、道、尼姑、乞丐、娼妓等等，均属于这类次生社会集团；三、帮会组织增加，地下经济活动泛滥；四、农村经济陷入破产与半破产状态；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民间宗教团体。从目前中国面临的状况来说，这种社会状态惊人地相似。
一句话，晚清时代，正如当代。
反过来看呢？也有很好的例子。王怡在《三峡好人》影评一开头，提到他最欣赏的当代诗人柏桦，“他的诗看似没有烟尘，仿佛躲在六朝的最深处，像那首著名的《在清朝》。但他的诗恰恰是真实感最强的。”

在清朝
山水画臻于完美
纸张泛滥，风筝遍地
灯笼得了要领
一座座庙宇向南
财富似乎过分
……
在清朝
哲学如雨、科学不能适应
有一个人朝三暮四
无端端地着急
愤怒成为他毕生的事业
他于1840年死去

王怡说：“在一个被贾彰柯闻出来有‘兵荒马乱’味道的当代场景中，柏桦写下那些带着亡国气息和挽歌般悲哀的句子。”
文学真是奇妙，两个看起来毫无相似之处的诗人，隔着一百多年的时空，写下的诗句，却分明对应着对方的年代！也许这正是诗之真的体现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现在和清朝，并没有区别。所以龚自珍与柏桦的诗句，也没有区别。
李泽厚说：“龚自珍思想的特点和意义，主要是在于那种对黑暗现实（特别是对那腐朽之极的封建官僚体系的种种）的尖锐嘲讽、揭露、批判，在于那种极尽喜笑怒骂之能事的社会讥评，在于那种开始隐隐出现的叛逆之音。这种声音在内容上触着了最易使近代人们感到启迪和亲切的问题——如君主专制、如个性的尊严和自由、如官僚政治的黑暗；而在形式上，这种声音又响奏着一种最易使近代人们动心的神秘隐丽、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色彩。”（《李泽厚十年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P39-41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
梁启超说自己初读《定庵文集》，仿佛触电。一点不错，认真读龚自珍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道电流。他无比真实地体验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衰世”，有的只是表面的繁华，秋气不惊，夕阳还恋，堂内的燕与路旁乌鸦，尚以为这样的时代，会持续到永久。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抑小人甚尟。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曏之人，聒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三代神圣，不忍薄谲士、勇夫，而厚豢驽羸。探世变也，圣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