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之迷
居然能与如此伟大的作品同时代存在，我荣幸之至。
整部戏充斥着400年前令哈姆雷特不朽的人性之矛盾，第一幕中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道德良知的冲突如同慢火细细炙烤着海森伯的灵魂，痛苦的灵魂如同个迷路的孩子一遍遍试图为自己寻找出路。当祖国的行为处于非正义状态时，不可磨灭的对生长之土地与人民的热爱导致无法避免的与道德良知的冲突，是否该研制原子弹、to be or not to be、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将海森伯成就为一个具有横的世界性与纵的永恒性的悲剧模型。而当第二幕开启玛格丽特尖锐地指责海森伯的自私与骄傲，人类的阴暗面陡然啃蚀入之前的光辉与柔软……我不知道海森伯其人如何，迈克·弗雷恩也不会知晓，历史的面目并非当时的存在，而是后人们的认知。迈克·弗雷恩无意得出什么答案，只是将痛苦深深地镌刻在人类光暗交织的脸庞上，在永恒中往复闪现。
而与海森伯对立的同盟国的物理学家们，在正义的名义下奥本海墨因未能在德国战败前研制出原子弹而懊悔不已，即便成功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真正行使了杀戮能力的美国物理学家们，也仅仅因所谓正义的名义轻视未曾犯罪的纳粹的物理学家，高傲地不屑与海森伯握手。“所谓正义的名义”，多么可笑！一个高尚的名义即令人们进入无所愧疚的坦荡的疯狂，忘却了以暴制暴的无奈。战争是人类之恶的最高表现形式，正义名下的战争尤为恐怖。邪恶之冠至少有警示之效，而以正义之名却往往使人忽略其背后的残暴与破坏——至今有很多人唾弃广岛长崎不幸的死者，当那些因麦格·瑞恩无知言论而愤怒的人们，不知有多少人不曾在印尼海啸日本地震时拍手称快？
海森伯始终苦苦思索着来哥本哈根的原由，却在一遍遍剖析后依然虚无，如同玻尔的克里斯汀，无论重复多少次依然抓不住救生圈。往复不过成为了一个突起的肿块，造就了无法触摸的不可承受之重，海森伯着实成了海森伯的盲点。戏剧结束后的交流会上王导不同意我的虚无之说，认为人们不断从多角度剖析事物得出多种不同的答案，乃是不断接近真实的方式。我确实很感动，人事物因有了存在的意义而绽放光芒，只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不同尝试的答案或许能够拼凑出不完整的真实，但何尝不会导致矛盾混乱与崩塌？现实中的海森伯与玻尔在回忆1941年的谈话都出入颇多，真实为何不能只是人们一次徒劳的尝试？第一幕海森伯造访玻尔，玻尔多次片面的理解都未能猜中海森伯的意图，他人又何尝不是地狱？
至此，显然我无法回避时常提及的存在主义。王导删除了第二幕开始的大段对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专业的物理问题，中国观众可能听不懂”。被删除的大段对白自然物理意味颇重，但其中强调着海森伯的不可测与无规则，这分明是印证着尼采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也分明佐证着存在主义对抗经典哲学的偶然性——这也是戏后交流会上我提出的王导认为“最有趣”的一点——于是才有了第二幕玻尔的“我们又将人置于宇宙中心”。是的，人类付出迷惘无助的代价换取被抛弃入世的自由，去除遮蔽重返宇宙中心。
我依然喜爱王晓鹰导演的《哥本哈根》，玻尔的演员将木讷的玻尔塑造成了带些孩子气的性格，也增添了玻尔因影响原子弹成功制造所经受折磨的孩子般的无助；恰时的原子弹影象与音效多次使我陪同海森伯与玻尔经受绝望的恐惧，如一个孩子般颤栗地哭泣。《哥本哈根》无疑将挤身最伟大的戏剧之一，我深信。
感谢作者迈克·弗雷恩；感谢译者胡开奇；感谢导演王晓鹰。幸福如同海啸那般。
整部戏充斥着400年前令哈姆雷特不朽的人性之矛盾，第一幕中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道德良知的冲突如同慢火细细炙烤着海森伯的灵魂，痛苦的灵魂如同个迷路的孩子一遍遍试图为自己寻找出路。当祖国的行为处于非正义状态时，不可磨灭的对生长之土地与人民的热爱导致无法避免的与道德良知的冲突，是否该研制原子弹、to be or not to be、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将海森伯成就为一个具有横的世界性与纵的永恒性的悲剧模型。而当第二幕开启玛格丽特尖锐地指责海森伯的自私与骄傲，人类的阴暗面陡然啃蚀入之前的光辉与柔软……我不知道海森伯其人如何，迈克·弗雷恩也不会知晓，历史的面目并非当时的存在，而是后人们的认知。迈克·弗雷恩无意得出什么答案，只是将痛苦深深地镌刻在人类光暗交织的脸庞上，在永恒中往复闪现。
而与海森伯对立的同盟国的物理学家们，在正义的名义下奥本海墨因未能在德国战败前研制出原子弹而懊悔不已，即便成功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真正行使了杀戮能力的美国物理学家们，也仅仅因所谓正义的名义轻视未曾犯罪的纳粹的物理学家，高傲地不屑与海森伯握手。“所谓正义的名义”，多么可笑！一个高尚的名义即令人们进入无所愧疚的坦荡的疯狂，忘却了以暴制暴的无奈。战争是人类之恶的最高表现形式，正义名下的战争尤为恐怖。邪恶之冠至少有警示之效，而以正义之名却往往使人忽略其背后的残暴与破坏——至今有很多人唾弃广岛长崎不幸的死者，当那些因麦格·瑞恩无知言论而愤怒的人们，不知有多少人不曾在印尼海啸日本地震时拍手称快？
海森伯始终苦苦思索着来哥本哈根的原由，却在一遍遍剖析后依然虚无，如同玻尔的克里斯汀，无论重复多少次依然抓不住救生圈。往复不过成为了一个突起的肿块，造就了无法触摸的不可承受之重，海森伯着实成了海森伯的盲点。戏剧结束后的交流会上王导不同意我的虚无之说，认为人们不断从多角度剖析事物得出多种不同的答案，乃是不断接近真实的方式。我确实很感动，人事物因有了存在的意义而绽放光芒，只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意义？不同尝试的答案或许能够拼凑出不完整的真实，但何尝不会导致矛盾混乱与崩塌？现实中的海森伯与玻尔在回忆1941年的谈话都出入颇多，真实为何不能只是人们一次徒劳的尝试？第一幕海森伯造访玻尔，玻尔多次片面的理解都未能猜中海森伯的意图，他人又何尝不是地狱？
至此，显然我无法回避时常提及的存在主义。王导删除了第二幕开始的大段对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专业的物理问题，中国观众可能听不懂”。被删除的大段对白自然物理意味颇重，但其中强调着海森伯的不可测与无规则，这分明是印证着尼采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也分明佐证着存在主义对抗经典哲学的偶然性——这也是戏后交流会上我提出的王导认为“最有趣”的一点——于是才有了第二幕玻尔的“我们又将人置于宇宙中心”。是的，人类付出迷惘无助的代价换取被抛弃入世的自由，去除遮蔽重返宇宙中心。
我依然喜爱王晓鹰导演的《哥本哈根》，玻尔的演员将木讷的玻尔塑造成了带些孩子气的性格，也增添了玻尔因影响原子弹成功制造所经受折磨的孩子般的无助；恰时的原子弹影象与音效多次使我陪同海森伯与玻尔经受绝望的恐惧，如一个孩子般颤栗地哭泣。《哥本哈根》无疑将挤身最伟大的戏剧之一，我深信。
感谢作者迈克·弗雷恩；感谢译者胡开奇；感谢导演王晓鹰。幸福如同海啸那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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