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历史与潜规则的形成

　　电影《东邪西毒》中黄药师说过“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能忘记从前，每天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改有多好”，而那坛名为“醉生梦死”的酒，使他“我只依稀的记得，我很喜欢桃花”，而杀手欧阳峰招揽生意的理由也是——“看你的年纪也有四十出头，这几十年来，总有些事是你再也不想提，有些人你再也不想见的”。看来，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看是大家的共识，而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却是各不相同。

　　在《隐匿者》中，当今最具反思精神的作家胡发云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已经有望成为市长的吉为民，在无意中看到自己文革中批斗母校校长致其自杀身亡的事件被人提及，良心遭受谴责，决心向校长的女儿和所有校友坦陈自己的罪责，却因此而去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令人叹息而震惊。讲真话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需要的是承担同辈的嫉恨与攻击——即便是30年前的无心之失，即便是当事人已经原谅，即便是自己已经自食恶果。承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能不能求得良心的救赎，在这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立场问题。

　　巴金的《随想录》被称作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也是大家的。在集体的旗帜下，个人的忏悔往往被视为软弱、意志不坚定的象征。西方人年轻的时候也是率性而为，酿成大错后便到教堂忏悔，无数的《忏悔录》便成为后代们立法或引以为戒的案例，而在中国，历史的惨痛之处往往被隐藏起来，其结果，正如胡发云所说——“许多错事蠢事恶事烂事，因没有了记忆的提醒，也就一做再做。”

　　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感觉历史近乎于静止，两千年如同一日，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得各项都领先于世界文明的中国在近代全面衰败，几近亡国灭种。勇敢而灵活的中国人在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中，终于以无数最杰出的仁人志士的鲜血换来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何中国寻求新生之路如此艰难，代价如此惨重？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没有记忆、没有历史可供参考，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对历史的篡改、对思想的钳制一直就没有停止，直到革命革成了反革命之后，人们才会从中有所顿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君子”人格一直是众多读书人的理想——毕竟，孔子都不曾认为自己能成为“圣人”。然而，君子如何成为 金庸先生笔下的伪君子，实在是中国文化的死结之一。在《隐匿者》中，不难看到，对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近乎苛责的要求，使得更多的人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张晓娜将自己的责任推给了时代和社会，而何延辉则是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威胁吉为民，掩盖自己年幼时的错误。

　　有人说，东亚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常常指责日本为其二战罪行开脱，不敢正视其滔天的罪恶。然而，我们自身是否也有类似的心理呢？虽不能成为君子，但心向往之，哪怕是伪君子。追求完美的中国人，使得真小人一直在臭名昭著与哗众取宠之间徘徊，大家都在渴盼圣人，引领我们不断前进。而一旦君子的面具被揭开，试图说明大家只不过都是猴子，我不过是想成为一个站起来行走的人。那么，结局一定是：打死你。看看如今被媒体热炒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吧，在被包装得仙风道骨一般接受后辈颂扬的同时，以其惊人的遗忘和做秀功夫，再次印证了，惟有伪君子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更长的历史周期，自然，成就是决定性的，无需讳言。然而，有多少不堪回首的记忆又被我们遗忘或隐藏了呢？在向前看的路途中，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然而，背后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又如何向前看呢？或许，我们只有回首历史，正视我们自身没有褪化干净的封建落后守旧的思想尾巴，才能重塑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健康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