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托邦由信息组成——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及其它
当乌托邦由信息组成——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及其它
董皓
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信息乌托邦》（Infotopia）出版。现在它的中文版也出来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
书的内容这里不多说，只稍微引用一下季卫东教授在中文版序中的话：“……你可以发现，在电脑空间俨然存在一片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公民们可以充分实现信息聚合，对既有的提案不断进行编辑、论证、修改以及补充。”
的确，按照现在的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假如一位僧人想制止别人杀死一只小动物，他可以在数秒内通过网络（如果那东西还叫网络的话）获得大量信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从对方过去发表的言论和公开的行为中分析出的价值观，乃至其最近的心理状态。然后，僧人的手持设备（甚至体内芯片）中内置的程序可以迅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进而选择劝谕对方放下屠刀的最佳方案……事情完了以后，僧人也可以方便地将自己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纳入庞大的数据库中，为未来的僧人提供更精确的参考资料。
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现在Google每处理一项搜索请求，都是从世界各地的不同服务器中调取所需信息，并以云计算的方式在数百毫秒内为用户提供搜索的结果。并且随着其用户量的扩张，搜索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越来越高。同样的，社区网站Facebook也正尝试对其巨大的用户群每秒所作出的数万个动作进行分析，以最精确地满足网站用户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现在的Web 2.0网站大都提供应用程序接口，让公众参与信息的分析和筛选，令数据处理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从目前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来看，我相信不用多久，信息传播技术就能达到上述僧人手中的设备的水平。
不过，这只是“技术上”达到。在我看来，除了技术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使上述“信息乌托邦”仅仅停留在想像之中。简单地说，它至少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信息获取机会”（Right of Access）的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和明确的制度保障，僧人们使用的数据库可能仅被全世界万分之一的人所把持，穷和尚们可能根本无法接入那个数据库，如果那样的话，掌控信息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设备（甚至身体）里放进可读写的全功能芯片，在僧人、杀生者和其他普通人那里放置只读的芯片，从人们身上获取资源，却不分享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在我们周围隐约可见的现实。
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任何时空都不可能与历史相隔绝，信息空间也不例外。建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框架以及人们的习惯法都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互联网上。而且，当新的事物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借用的方式去描述这些新东西。例如，在版权法中，人们将下载行为称为“复制”，就是对纸张时代的版权制度的一种借用。实际上，纸张时代的“复制”总是会形成一种有形的载体（书、报纸、磁带等等），人们需要通过转移这些载体的占有来获取信息。而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往往不需要这种物理上的占有转移，甚至只是在我们需要信息的时候，将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暂时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中。但是，无论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巨大，纸张时代既已形成的版权制度安排，必然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秩序——我并非主张互联网上无版权，而只是说互联网新技术并非在真空社会中存在，它一定会面临既存制度的挑战。
三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问题。所谓信息茧房，就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甚至，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这个时候，僧人可能只会与僧人交流，而厌恶僧人说教的人可能会对他们封闭信息，甚至通过某些强制力，用同样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阻断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的传播。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
四是“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问题。所谓群体盲思，是指在团体决策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见”，相反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随大流，压抑自己与主流不一致的看法。举例而言，如果劝戒杀生者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僧人，那么在讨论最佳方案的时候，年资浅的师弟很可能会听从年长的师兄，哪怕是师兄的看法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同样的，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的价值观相一致。甚至在搜集资讯的时候，都只会参考部分信息。而上述“信息茧房”现象，又会使人们所搜集的信息与其原来就存在的倾向相一致，进一步将人们推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从而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更加难以获得沟通的条件。
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着重分析的正是“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问题。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他首先提出的。他实际上是从这些知识出发，利用哈耶克的价格学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众多资源，对维基、博客、“预测市场”（即以类似赌马的方式，通过投资人的市场理性预测未来发生某件事的概率）、开源软件等信息交流和聚合的新方法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桑斯坦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协商并不能对群体性判断的质量作出重大改善”、再比如“聚合信息的努力可能把人们带向极端主义、安于现状和错误”等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认为信息网络就意味着自由和分享的人来说，一定有警醒甚至振聋发聩的效果。
不过，《信息乌托邦》并未提到我说的第一、二两方面的问题。桑斯坦在另一本名为《网络共和国》（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黄维明译）中倒是分析了信息控制和信息私有化的危害，并且在2007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2.0》中进一步描述了信息分享可能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三本书，本就是要一起读的。
而且我认为，对中文互联网世界来说，光读这三本书是不够的。尽管中文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与美国相同，其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却与西方有不少差异。除了阅读和汲取其中的营养之外，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观察中文世界，分析中文互联网中信息交流的特点和其中所潜藏的危险，进而发现那些危及“网络共和国”的本地化因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全球的“信息乌托邦”尽自己的一份力。
顺便补充一下，《信息乌托邦》的翻译质量很高。不但没有拗口的英式中文，而且译者还针对中国读者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详细介绍了书中所涉及的各种背景知识——其中许多地方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超过了译者的责任，而更像是书中所提到的维基精神的体现了。
update:
本文写完后，再翻开季卫东先生的中文版序细读，恍然发现他也总结了四点对信息乌托邦的威胁……我手上这本书那几页恰好装订错了，所以一开始没能细看……他提到了（1）信息鸿沟、（2）信息茧房、（3）信息过剩与有效信息不足并存、（4）信息控制。其中鸿沟、茧房、控制与本文中有不少可对应之处。两文综合起来，可以把信息社会发展的障碍归结为一坨三头六臂的妖怪：
第一头：群体极化：来源于信息茧房与群体盲思
第二头：信息鸿沟：导致公众信息获取权的丧失，并使信息控制成为可能
第三头：既得利益：是信息控制的动机，并使垃圾信息与有效信息不足同时存在
董皓
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信息乌托邦》（Infotopia）出版。现在它的中文版也出来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
书的内容这里不多说，只稍微引用一下季卫东教授在中文版序中的话：“……你可以发现，在电脑空间俨然存在一片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公民们可以充分实现信息聚合，对既有的提案不断进行编辑、论证、修改以及补充。”
的确，按照现在的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信息高度分享、众人高效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的世界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假如一位僧人想制止别人杀死一只小动物，他可以在数秒内通过网络（如果那东西还叫网络的话）获得大量信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从对方过去发表的言论和公开的行为中分析出的价值观，乃至其最近的心理状态。然后，僧人的手持设备（甚至体内芯片）中内置的程序可以迅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进而选择劝谕对方放下屠刀的最佳方案……事情完了以后，僧人也可以方便地将自己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纳入庞大的数据库中，为未来的僧人提供更精确的参考资料。
从技术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现在Google每处理一项搜索请求，都是从世界各地的不同服务器中调取所需信息，并以云计算的方式在数百毫秒内为用户提供搜索的结果。并且随着其用户量的扩张，搜索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越来越高。同样的，社区网站Facebook也正尝试对其巨大的用户群每秒所作出的数万个动作进行分析，以最精确地满足网站用户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现在的Web 2.0网站大都提供应用程序接口，让公众参与信息的分析和筛选，令数据处理的可能性无限扩大。从目前移动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来看，我相信不用多久，信息传播技术就能达到上述僧人手中的设备的水平。
不过，这只是“技术上”达到。在我看来，除了技术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使上述“信息乌托邦”仅仅停留在想像之中。简单地说，它至少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信息获取机会”（Right of Access）的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和明确的制度保障，僧人们使用的数据库可能仅被全世界万分之一的人所把持，穷和尚们可能根本无法接入那个数据库，如果那样的话，掌控信息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设备（甚至身体）里放进可读写的全功能芯片，在僧人、杀生者和其他普通人那里放置只读的芯片，从人们身上获取资源，却不分享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在我们周围隐约可见的现实。
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任何时空都不可能与历史相隔绝，信息空间也不例外。建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框架以及人们的习惯法都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互联网上。而且，当新的事物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借用的方式去描述这些新东西。例如，在版权法中，人们将下载行为称为“复制”，就是对纸张时代的版权制度的一种借用。实际上，纸张时代的“复制”总是会形成一种有形的载体（书、报纸、磁带等等），人们需要通过转移这些载体的占有来获取信息。而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往往不需要这种物理上的占有转移，甚至只是在我们需要信息的时候，将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暂时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中。但是，无论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巨大，纸张时代既已形成的版权制度安排，必然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秩序——我并非主张互联网上无版权，而只是说互联网新技术并非在真空社会中存在，它一定会面临既存制度的挑战。
三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问题。所谓信息茧房，就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甚至，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这个时候，僧人可能只会与僧人交流，而厌恶僧人说教的人可能会对他们封闭信息，甚至通过某些强制力，用同样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阻断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的传播。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
四是“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问题。所谓群体盲思，是指在团体决策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见”，相反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随大流，压抑自己与主流不一致的看法。举例而言，如果劝戒杀生者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僧人，那么在讨论最佳方案的时候，年资浅的师弟很可能会听从年长的师兄，哪怕是师兄的看法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同样的，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的价值观相一致。甚至在搜集资讯的时候，都只会参考部分信息。而上述“信息茧房”现象，又会使人们所搜集的信息与其原来就存在的倾向相一致，进一步将人们推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从而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更加难以获得沟通的条件。
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着重分析的正是“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问题。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他首先提出的。他实际上是从这些知识出发，利用哈耶克的价格学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众多资源，对维基、博客、“预测市场”（即以类似赌马的方式，通过投资人的市场理性预测未来发生某件事的概率）、开源软件等信息交流和聚合的新方法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桑斯坦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协商并不能对群体性判断的质量作出重大改善”、再比如“聚合信息的努力可能把人们带向极端主义、安于现状和错误”等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认为信息网络就意味着自由和分享的人来说，一定有警醒甚至振聋发聩的效果。
不过，《信息乌托邦》并未提到我说的第一、二两方面的问题。桑斯坦在另一本名为《网络共和国》（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黄维明译）中倒是分析了信息控制和信息私有化的危害，并且在2007年出版的《网络共和国2.0》中进一步描述了信息分享可能对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三本书，本就是要一起读的。
而且我认为，对中文互联网世界来说，光读这三本书是不够的。尽管中文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与美国相同，其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却与西方有不少差异。除了阅读和汲取其中的营养之外，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观察中文世界，分析中文互联网中信息交流的特点和其中所潜藏的危险，进而发现那些危及“网络共和国”的本地化因素——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全球的“信息乌托邦”尽自己的一份力。
顺便补充一下，《信息乌托邦》的翻译质量很高。不但没有拗口的英式中文，而且译者还针对中国读者增加了大量的译者注，详细介绍了书中所涉及的各种背景知识——其中许多地方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超过了译者的责任，而更像是书中所提到的维基精神的体现了。
update:
本文写完后，再翻开季卫东先生的中文版序细读，恍然发现他也总结了四点对信息乌托邦的威胁……我手上这本书那几页恰好装订错了，所以一开始没能细看……他提到了（1）信息鸿沟、（2）信息茧房、（3）信息过剩与有效信息不足并存、（4）信息控制。其中鸿沟、茧房、控制与本文中有不少可对应之处。两文综合起来，可以把信息社会发展的障碍归结为一坨三头六臂的妖怪：
第一头：群体极化：来源于信息茧房与群体盲思
第二头：信息鸿沟：导致公众信息获取权的丧失，并使信息控制成为可能
第三头：既得利益：是信息控制的动机，并使垃圾信息与有效信息不足同时存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