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两个顾准之说
缘起
去年在书摊上偶尔看到一本书，其中收了几篇98年关于顾准的争鸣文章，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顾准是谁。后来，在系资料室找到了高建国的《顾准全传》（原来的书名叫做“拆下胁骨当火把”），看后感触很深，这样的人生，让人觉得沉重。但是疑惑的是并没有看到有两个顾准的痕迹，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写传者的毛病经常都是为贤者讳？前些天，又读《顾准日记》，才明白林贤治的《两个顾准之所指，但是我并不太相信，因为顾准的骄傲给我很大的感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顾准。顾准的日记有三辑，《商城日记》，《息县日记》，《北京日记》。其中《息县日记》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69-71）。这些日记有许多附和了文革，高调支持阶级斗争，文艺路线等。为此，林贤治认为在这一期间的顾准是日记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而此期间的顾准的思想是盲从的，是奴隶主义的，与反右期间及72-74年间那个思想家形像的顾准是不一样的。对于那段历史，我站得很遥远，看得也很糊涂，但是我还是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存在两个顾准，这人问题当时讨论了几个回合，以后好像就没有声音了（也许是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答案，但是认真提出意见或许是有益的。
我为什么不相信两个顾准？
《息县日记》中，从顾准所记述之中的确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个迥然不同的顾准，那就是顾准本人也有一点“悔过”的意思，这一点最让人害怕，而在商城日记中，顾准说他自己是老油条，我还记的。顾准息县日记之中对于时势的判断能力好像不太好，太乐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没有批判，反而是乐观盲从了，他这一期的日记中常有称赞批判会的地方，像林贤治看到的那些文字，如“最扣收获是从此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健康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诸如此类的文字颇多，但是如果简单拼凑这些则有些断章取意，就上面引用这个句中，“夹紧尾巴做人”到底指什么呢？这个词用得不点不像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和敌人，倒是有点正话反说的意思。虽然如林贤治所说，顾准这一期日记之中有很多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但是通观日记，感觉并无“可怕”之处，而就算这样的日记，也依然可以从中找到顾准的伟大人格。而他在这本日记中的口气多少有些半真半假。从生活这条线来看，顾准在别人眼中并无异样，而这些说法则不可能是为贤者讳，而是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其次论之，顾准的确是有局限性的，而这一时期他的局限性犹大，然而这毕竟只是局限性，并不等于存在一个奴隶主义的顾准。如果非要往奴隶主义去想，我并不认为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顾准，我只认为那只会让我们多一点隔膜，多一点怀疑，而一点怀疑是多余，是会让我们失去宝贵账产的，这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什么也不相信的孩子什么也得不到。顾准是孤单的，至今仍是，历史亏欠他太多。
论只有一个顾准
其实两个顾准之说本身就是一种忽略联系的二分法，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二分法是可行的，虽非真理，却有助于人们简单地理解事物，何况林贤治亦提出过“两个顾准如何衔接上”之问题。但即使这样，我也依然反对有两个顾准之说。
其一、仅由日记中看顾准是片面的。69-71年的《息县日记》的确有种种不是之处，让人心起疑虑，但是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一时期的顾准之说所作所为，顾准的几个朋友（吴敬琏，骆耕漠，林里夫，张纯音）大约都是在这一时期与顾准接解较多，而他们对于顾准的最大之敬意也出于这个年代，这是为何呢，因为顾准是少有的几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因为顾准的人格是高尚的，假若他这一时期是奴隶主义的话，那么他与其它人何异？那他又为何不去批判别人，为何不落进下石，不像有的人那样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呢？吴敬琏说过他有一段盲从的时期，那时候曾批判过孙冶方，但是顾准对于孙冶方的思想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么，何以他不批判呢？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死老虎”吗？其实应该说越是“罪人”，越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洗心革面”了，但顾准并没有这样做，他始终是清白的，而使他保持这种清白的原因只是独立人格而非奴隶主义。他在日记中对于文革是很赞同的，但在生活中却没有如此的做为。而忽略生活，仅凭一本根本没有安全感可言的日记来判断顾准，显然是片面的。
其二、《息县日记》有作伪之处。这部息县日记有作伪之处，这一点由多处可见。
1.《息县日记》中所述之事与《商城日记》不同，息县日记避开了日常生活，更多地保持了高论调，在此，顾准对于日常生活总是讳莫如深，言而不尽，这是为何呢？我认为原因是写日常生活是危险的，顾准是个口头革命派，他当然不会歪曲日常生活，因此只能避开不谈，而对于国际形势，经济势头等的评价显然要安全，而且良心上过得去。息县日记之中，日常生活写得少，特别是说到亡妻之时，其情动人。对于劳动队死人之事他也记下来了，但述而不议。但是写到的也是极为真切，比如71年1月26日的日记中提到“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然后他接着写到“1965年以后，我彻底变换了环境，犹如1940年一样，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这里就很分明，哪里有悔罪的样子，倒是在抱怨，1965年他第二次戴右派帽子，这就是彻底改变环境的原因，他心里是不服的，他若是自认是罪人，又何必对此事耿耿于怀呢？
2.顾准并没有忘记思考，这不是一个盲从的右派分子可做到的。比如，70年9月16日的日记，顾准写到“休息日无事可做，处于无思虑状态，这是第一次”，也就是说平常顾准还是不时在思虑的。71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了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了笔来的，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认识，还必须把由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十六-十八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意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来么？”这里可见顾准对于研究观察是认真的，是独立的，虽然觉得困难重重，在文革背景下，历史岂能随便研究？而他想思考法国大革命问题，与晚期研究希腊是一贯的，而其后，那“二个人”到底是什么？值得深究。1970年元旦日记中也写到“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因此可见，这一时期，顾准依然是个独立思索的人。
其三、为什么要写伪日记？
其原因可参见李慎之的《只有一个顾准》中的论述，大约的原因是这样的，顾准之前的日记已被抄过，而且文革时更无安全感，这在《息县日记》中同样可看出出来，参见1969年12月26日日记，并李慎之一文，就里不赘述了。想补充的一点是试图解答林贤治在《再说两个顾准》中的一个问题：顾准必需写伪日记来自保，但是顾准有不写的自由，何以非写不可呢？因此，林贤治认为，既然写了，不应该是伪的，其实大部分人的确是这样的，选择不写日记。但是不能想像顾准写的都是真话，其实还是可以找到顾准写伪日记的原因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顾准想摘帽，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想摘帽孖也不一定要定伪日记，当然，写一本伪日记还是有用的，要比没有日记要好，对于一个在孤独年代的人来说，在伪日记隐藏一些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好办法，虽然说这是一本伪日记，但我相信其大部分内容是真切的，很有读的价值，对于顾准个人来说，价值更不止于此。简单记录当然有别于思辩的文章，这样的文本并不能一眼看穿，但是对于写日记的人来说，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是非常了解的，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要怀疑猜测，他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因此，对于写日记的本人来说，伪日记和真日记的价值是同等的。
由这个思路，可以推出两点。
1.顾准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妄想，想新生，想摘帽子。这在日记中多处可见。《息县日记》他自己起名叫“新生日记”就很明显，他想改变处境。写这本日记的开始，顾准得知妻子已死，这显然给顾准很大的打击，也让他十分负疚，而他是一个有着儿女心肠的人，此时，摘帽的渴望是大的，因为觉得家人误解太多，自己对家人愧疚太多。1961年11月12日日记他写到“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既然我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一切顾虑就会打消。而且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她们是指他的亲人，顾准的家庭悲剧了解的人印象都是深刻的，可以算是顾准一生中最大的悲痛，妻子自杀，与子女断交，临死前也不能见上子女一面，只因为他是一个右派分子，与母亲只隔咫尺却不能相见，这些事顾准很受伤害，他是个爱家的人，他想为家做点贡献，那一定要摘帽子。1970年元旦的日记他写到“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顾准在刚得知其妻死后，并不因悲痛而沉沦，反而他说他要再活二十年，这时的他显然是下定决心要有所作为，可以说顾准能坚持下去，在于他的毅力，他的悲悯和他的骄傲，妻子已死，他悲痛万分，但是他所想到的是误会的消除，让家人明白他，因为他是一个正直清白的人，另外，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体制的弊病他十分了解，如果他的主张能用得上，中国不至耽搁十几年。“今后我干什么？凡建设中我能参加一分力量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事情，我都愿干。”顾准的独立思想并非仅仅来源于个人主义，支撑他起下去的还有大爱，他是愿竟奉献的人，为此，他不惜笑靥迎人，可是，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在原则立场上，他从来没有改变，他从未真正向权势低头过。
“深夜不寐，也要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帽孖未摘以前，我不作回京打算”，这更直接提出想摘帽子的想法，这一点和他在商城那时期不同，那时候他尽，摘帽子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另外，1971年元旦的一段话很值得思考：“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夜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索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产任何贡献之处，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 ”，他对摘帽子是想望的，但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下，有时还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也正表现他愿望之强，而且因为在商城时，他有一个家，有话可以向妻子说，1969年以后，家是没有了，这可以看出他的孤独的情绪。
前面一段论述应该是无可质疑的，引文全出于《息县日记》。指出这些，说明顾准写伪日记的日的，第一，日记不可不写，因为这有助于思索，记录历史，寄托个人情感，尢其是在如此孤独的年头。其次，日记要写，但为了摘帽，为了奋发，不写危险的内容，否则，一旦日记被抄走，则罪加一等，这是渴望平反的顾准所不希望的。
2. 不过，虽然日记是伪作，但依然可以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顾准的手断不过是在内容上做了选择，对于一些无关立场之处拔高调，而另外一些事，一些对于经济形势的观察虽有不足之处，但还是真切的。
其四.局限性不是奴隶主义。
顾准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人也都有，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谁能够真正看清楚，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的人谁能够容易地看出其实质，谁能知道其目的，甚至直至今日我们还一知半解。而当时的时局，顾准当然的看法只是在很少当局的材料上了解的，这限制他的思想，这是无疑问的，我们显然不能要求什么，我们已经愧对他太多了。他的局限性有多大，这还是个有待考究的问题，比如，他对当时经济政治形势是乐观的，他在日记里几次写到中国“神武景气”的局面要来临，他临终前也对吴敬琏这样说过。不过他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写的是有依据，他所依据的可能是错误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回避问题，而他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寄望，这也是可以同意的，可以参见丁东的《顾准之谜之我见》。另外，林贤治说他身上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这当然是有的，但不能因为如此说有两个顾准，奴隶主义的说法尤其不恰当，因为顾准的思想仍然是独立的，只是他的思想所依据的东西有官方色彩，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能完全辩别真假。
後記：
幾天來，認真看了顧准日記，也做一些摘抄，希望從中能拨開迷霧，不過到最後還是發現自己積累的膚淺，做事的懈怠，記憶的馬虎，雖然這樣一篇文章可能無多大用處，可能謬誤百出，但是不得不說，我為此痛苦過，也嚴肃過，雖然有些難産，但畢竟是有一番思考的，這是讓少部分人來看的，我很年輕，學問之事還不敢說也不能說，寫來只是憑一腔熱血，年少無知的勇氣，因此我還是希望有人也來思考這個問題，最好是有人弄清這個問題，當然“弄清”是危險的，但更多的研究的值得的。另要說明的是，雖然顧准的歷程讓我“像個男子漢般地哭泣”過（注：我本來就是男的），但我的原意並不是為顧准辨解，我並不想將他推上神壇，因為這才是對他的最大誤解。事實上，顧准是無需辯解的，他已然是那個時代的思想頂峰了，他的人格不說自明，顧准始終是一個顧准，是清白而高尚的，是堅毅而博愛的，是信仰真理的，他的確是有斑點，世上本無完人，但無論如何，那都遮不住他的光芒，我相信他是一貫的，他的驕傲，他的思慮是一貫的，而身在那時代，人們對於荒唐的文革，對其目的，對於當時的形勢誰能明明白白呢？這絕不會是奴隸主義，而僅僅是因為身處困境的迷惑，他若不在那一時期思索，怎麽會有後來突然的轉向，他那時不提出問題，後來他為何又要去思考問題，而問題又來自哪裏呢？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我們應抱更大的希望，更多的信任，只有這樣，我們才繼承這一份遺産，而更多的努力並不是討論有幾個顧准，這是要研究，但這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更為直切的顧准，而他，從不愧於知識分子的形象，從不愧於思想家的獨立，也從不愧於革命者的愛。
(这篇文章在大学的时候写的,在老博客里找到,里面有一些错字,引文也有个别错字,但手头没有书,没办法改了.)
去年在书摊上偶尔看到一本书，其中收了几篇98年关于顾准的争鸣文章，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顾准是谁。后来，在系资料室找到了高建国的《顾准全传》（原来的书名叫做“拆下胁骨当火把”），看后感触很深，这样的人生，让人觉得沉重。但是疑惑的是并没有看到有两个顾准的痕迹，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写传者的毛病经常都是为贤者讳？前些天，又读《顾准日记》，才明白林贤治的《两个顾准之所指，但是我并不太相信，因为顾准的骄傲给我很大的感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顾准。顾准的日记有三辑，《商城日记》，《息县日记》，《北京日记》。其中《息县日记》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69-71）。这些日记有许多附和了文革，高调支持阶级斗争，文艺路线等。为此，林贤治认为在这一期间的顾准是日记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而此期间的顾准的思想是盲从的，是奴隶主义的，与反右期间及72-74年间那个思想家形像的顾准是不一样的。对于那段历史，我站得很遥远，看得也很糊涂，但是我还是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存在两个顾准，这人问题当时讨论了几个回合，以后好像就没有声音了（也许是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答案，但是认真提出意见或许是有益的。
我为什么不相信两个顾准？
《息县日记》中，从顾准所记述之中的确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个迥然不同的顾准，那就是顾准本人也有一点“悔过”的意思，这一点最让人害怕，而在商城日记中，顾准说他自己是老油条，我还记的。顾准息县日记之中对于时势的判断能力好像不太好，太乐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没有批判，反而是乐观盲从了，他这一期的日记中常有称赞批判会的地方，像林贤治看到的那些文字，如“最扣收获是从此夹紧尾巴做人。盖学习班所获结论为决心继续革命，此次批判会则是健康念念不忘自己是罪人与敌人，两者并不相反，其实相成。”，诸如此类的文字颇多，但是如果简单拼凑这些则有些断章取意，就上面引用这个句中，“夹紧尾巴做人”到底指什么呢？这个词用得不点不像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和敌人，倒是有点正话反说的意思。虽然如林贤治所说，顾准这一期日记之中有很多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但是通观日记，感觉并无“可怕”之处，而就算这样的日记，也依然可以从中找到顾准的伟大人格。而他在这本日记中的口气多少有些半真半假。从生活这条线来看，顾准在别人眼中并无异样，而这些说法则不可能是为贤者讳，而是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其次论之，顾准的确是有局限性的，而这一时期他的局限性犹大，然而这毕竟只是局限性，并不等于存在一个奴隶主义的顾准。如果非要往奴隶主义去想，我并不认为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顾准，我只认为那只会让我们多一点隔膜，多一点怀疑，而一点怀疑是多余，是会让我们失去宝贵账产的，这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什么也不相信的孩子什么也得不到。顾准是孤单的，至今仍是，历史亏欠他太多。
论只有一个顾准
其实两个顾准之说本身就是一种忽略联系的二分法，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二分法是可行的，虽非真理，却有助于人们简单地理解事物，何况林贤治亦提出过“两个顾准如何衔接上”之问题。但即使这样，我也依然反对有两个顾准之说。
其一、仅由日记中看顾准是片面的。69-71年的《息县日记》的确有种种不是之处，让人心起疑虑，但是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一时期的顾准之说所作所为，顾准的几个朋友（吴敬琏，骆耕漠，林里夫，张纯音）大约都是在这一时期与顾准接解较多，而他们对于顾准的最大之敬意也出于这个年代，这是为何呢，因为顾准是少有的几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因为顾准的人格是高尚的，假若他这一时期是奴隶主义的话，那么他与其它人何异？那他又为何不去批判别人，为何不落进下石，不像有的人那样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呢？吴敬琏说过他有一段盲从的时期，那时候曾批判过孙冶方，但是顾准对于孙冶方的思想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么，何以他不批判呢？难道仅仅因为他是“死老虎”吗？其实应该说越是“罪人”，越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洗心革面”了，但顾准并没有这样做，他始终是清白的，而使他保持这种清白的原因只是独立人格而非奴隶主义。他在日记中对于文革是很赞同的，但在生活中却没有如此的做为。而忽略生活，仅凭一本根本没有安全感可言的日记来判断顾准，显然是片面的。
其二、《息县日记》有作伪之处。这部息县日记有作伪之处，这一点由多处可见。
1.《息县日记》中所述之事与《商城日记》不同，息县日记避开了日常生活，更多地保持了高论调，在此，顾准对于日常生活总是讳莫如深，言而不尽，这是为何呢？我认为原因是写日常生活是危险的，顾准是个口头革命派，他当然不会歪曲日常生活，因此只能避开不谈，而对于国际形势，经济势头等的评价显然要安全，而且良心上过得去。息县日记之中，日常生活写得少，特别是说到亡妻之时，其情动人。对于劳动队死人之事他也记下来了，但述而不议。但是写到的也是极为真切，比如71年1月26日的日记中提到“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然后他接着写到“1965年以后，我彻底变换了环境，犹如1940年一样，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这里就很分明，哪里有悔罪的样子，倒是在抱怨，1965年他第二次戴右派帽子，这就是彻底改变环境的原因，他心里是不服的，他若是自认是罪人，又何必对此事耿耿于怀呢？
2.顾准并没有忘记思考，这不是一个盲从的右派分子可做到的。比如，70年9月16日的日记，顾准写到“休息日无事可做，处于无思虑状态，这是第一次”，也就是说平常顾准还是不时在思虑的。71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了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了笔来的，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认识，还必须把由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十六-十八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意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来么？”这里可见顾准对于研究观察是认真的，是独立的，虽然觉得困难重重，在文革背景下，历史岂能随便研究？而他想思考法国大革命问题，与晚期研究希腊是一贯的，而其后，那“二个人”到底是什么？值得深究。1970年元旦日记中也写到“要继续革命，就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因此可见，这一时期，顾准依然是个独立思索的人。
其三、为什么要写伪日记？
其原因可参见李慎之的《只有一个顾准》中的论述，大约的原因是这样的，顾准之前的日记已被抄过，而且文革时更无安全感，这在《息县日记》中同样可看出出来，参见1969年12月26日日记，并李慎之一文，就里不赘述了。想补充的一点是试图解答林贤治在《再说两个顾准》中的一个问题：顾准必需写伪日记来自保，但是顾准有不写的自由，何以非写不可呢？因此，林贤治认为，既然写了，不应该是伪的，其实大部分人的确是这样的，选择不写日记。但是不能想像顾准写的都是真话，其实还是可以找到顾准写伪日记的原因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顾准想摘帽，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想摘帽孖也不一定要定伪日记，当然，写一本伪日记还是有用的，要比没有日记要好，对于一个在孤独年代的人来说，在伪日记隐藏一些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好办法，虽然说这是一本伪日记，但我相信其大部分内容是真切的，很有读的价值，对于顾准个人来说，价值更不止于此。简单记录当然有别于思辩的文章，这样的文本并不能一眼看穿，但是对于写日记的人来说，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是非常了解的，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要怀疑猜测，他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因此，对于写日记的本人来说，伪日记和真日记的价值是同等的。
由这个思路，可以推出两点。
1.顾准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妄想，想新生，想摘帽子。这在日记中多处可见。《息县日记》他自己起名叫“新生日记”就很明显，他想改变处境。写这本日记的开始，顾准得知妻子已死，这显然给顾准很大的打击，也让他十分负疚，而他是一个有着儿女心肠的人，此时，摘帽的渴望是大的，因为觉得家人误解太多，自己对家人愧疚太多。1961年11月12日日记他写到“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既然我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一切顾虑就会打消。而且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她们是指他的亲人，顾准的家庭悲剧了解的人印象都是深刻的，可以算是顾准一生中最大的悲痛，妻子自杀，与子女断交，临死前也不能见上子女一面，只因为他是一个右派分子，与母亲只隔咫尺却不能相见，这些事顾准很受伤害，他是个爱家的人，他想为家做点贡献，那一定要摘帽子。1970年元旦的日记他写到“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顾准在刚得知其妻死后，并不因悲痛而沉沦，反而他说他要再活二十年，这时的他显然是下定决心要有所作为，可以说顾准能坚持下去，在于他的毅力，他的悲悯和他的骄傲，妻子已死，他悲痛万分，但是他所想到的是误会的消除，让家人明白他，因为他是一个正直清白的人，另外，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体制的弊病他十分了解，如果他的主张能用得上，中国不至耽搁十几年。“今后我干什么？凡建设中我能参加一分力量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事情，我都愿干。”顾准的独立思想并非仅仅来源于个人主义，支撑他起下去的还有大爱，他是愿竟奉献的人，为此，他不惜笑靥迎人，可是，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在原则立场上，他从来没有改变，他从未真正向权势低头过。
“深夜不寐，也要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帽孖未摘以前，我不作回京打算”，这更直接提出想摘帽子的想法，这一点和他在商城那时期不同，那时候他尽，摘帽子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另外，1971年元旦的一段话很值得思考：“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夜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索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产任何贡献之处，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 ”，他对摘帽子是想望的，但在这样黑暗的环境下，有时还不免失望，这种失望也正表现他愿望之强，而且因为在商城时，他有一个家，有话可以向妻子说，1969年以后，家是没有了，这可以看出他的孤独的情绪。
前面一段论述应该是无可质疑的，引文全出于《息县日记》。指出这些，说明顾准写伪日记的日的，第一，日记不可不写，因为这有助于思索，记录历史，寄托个人情感，尢其是在如此孤独的年头。其次，日记要写，但为了摘帽，为了奋发，不写危险的内容，否则，一旦日记被抄走，则罪加一等，这是渴望平反的顾准所不希望的。
2. 不过，虽然日记是伪作，但依然可以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真实的，顾准的手断不过是在内容上做了选择，对于一些无关立场之处拔高调，而另外一些事，一些对于经济形势的观察虽有不足之处，但还是真切的。
其四.局限性不是奴隶主义。
顾准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人也都有，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谁能够真正看清楚，对于文化大革命，当时的人谁能够容易地看出其实质，谁能知道其目的，甚至直至今日我们还一知半解。而当时的时局，顾准当然的看法只是在很少当局的材料上了解的，这限制他的思想，这是无疑问的，我们显然不能要求什么，我们已经愧对他太多了。他的局限性有多大，这还是个有待考究的问题，比如，他对当时经济政治形势是乐观的，他在日记里几次写到中国“神武景气”的局面要来临，他临终前也对吴敬琏这样说过。不过他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写的是有依据，他所依据的可能是错误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回避问题，而他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寄望，这也是可以同意的，可以参见丁东的《顾准之谜之我见》。另外，林贤治说他身上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寄生，这当然是有的，但不能因为如此说有两个顾准，奴隶主义的说法尤其不恰当，因为顾准的思想仍然是独立的，只是他的思想所依据的东西有官方色彩，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能完全辩别真假。
後記：
幾天來，認真看了顧准日記，也做一些摘抄，希望從中能拨開迷霧，不過到最後還是發現自己積累的膚淺，做事的懈怠，記憶的馬虎，雖然這樣一篇文章可能無多大用處，可能謬誤百出，但是不得不說，我為此痛苦過，也嚴肃過，雖然有些難産，但畢竟是有一番思考的，這是讓少部分人來看的，我很年輕，學問之事還不敢說也不能說，寫來只是憑一腔熱血，年少無知的勇氣，因此我還是希望有人也來思考這個問題，最好是有人弄清這個問題，當然“弄清”是危險的，但更多的研究的值得的。另要說明的是，雖然顧准的歷程讓我“像個男子漢般地哭泣”過（注：我本來就是男的），但我的原意並不是為顧准辨解，我並不想將他推上神壇，因為這才是對他的最大誤解。事實上，顧准是無需辯解的，他已然是那個時代的思想頂峰了，他的人格不說自明，顧准始終是一個顧准，是清白而高尚的，是堅毅而博愛的，是信仰真理的，他的確是有斑點，世上本無完人，但無論如何，那都遮不住他的光芒，我相信他是一貫的，他的驕傲，他的思慮是一貫的，而身在那時代，人們對於荒唐的文革，對其目的，對於當時的形勢誰能明明白白呢？這絕不會是奴隸主義，而僅僅是因為身處困境的迷惑，他若不在那一時期思索，怎麽會有後來突然的轉向，他那時不提出問題，後來他為何又要去思考問題，而問題又來自哪裏呢？無論如何，我還是覺得我們應抱更大的希望，更多的信任，只有這樣，我們才繼承這一份遺産，而更多的努力並不是討論有幾個顧准，這是要研究，但這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更為直切的顧准，而他，從不愧於知識分子的形象，從不愧於思想家的獨立，也從不愧於革命者的愛。
(这篇文章在大学的时候写的,在老博客里找到,里面有一些错字,引文也有个别错字,但手头没有书,没办法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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