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海外的不易

   当我四处找林毓生的书时，《殷林书信录》再版了，我可谓正逢其时。师徒俩谈的学问，自有学者研究。我从林的信里，看到了他于海外求学的不易。他能幸运问教于海耶克门下，是让人艳羡的事。可他求学所忍受的艰辛，也让常人难以想象。
   在来美后最初的信里，林在信里说：“这半年心酸的生活，总算苦出了头（曾先后做过侍者，洗碗工，扫院子工，吊在三楼上的擦窗子工）。”（1961年4月3日信）
   如今要是哪个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吊在楼上做擦窗工，可能迅速成为媒体热炒的新闻。林为了求学，能甘愿忍受如此的辛苦，我只能深表叹服。
   不久后的一份信里，他又说：“您让我代订的杂志，到我月底拿到钱以后（奖学金的钱被两个朋友临时借去了），一定寄支票发挂号信到荷兰订……”（1961年11月7日信）类似的话，还有一些。我觉得，看到林毓生先生早年留美时的种种窘迫之境，对于我自己而言，若能激起一些奋斗的动力，实在比读懂他的“创造性转化”更有意义。
   还有一段：“今天是圣诞前夕，宿舍同学都已回家过节……窗外一片银色世界……街上车子、行人都稀少了，想必都在家围绕着火炉谈笑之中，自己一个人形单影只，实在非常寂寞。”（1961年12月24日信）这样的寂寞之境下，锻炼出了一个学人。
   谈学术价值，书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下述两信：一为1967年12月23日林给殷的信，详细谈了自己对思想史研究的看法，同时介绍了自己博士论文撰写的思路。另一为1968年5月9日殷给林的信，殷谈了很多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谈了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的关系等等，个人觉得是他晚年很重要的一部分思考。
   全书很温暖，又有些凄凉。从1960年林去美，《自由中国》案发，殷渐入绝境，书中两人书信往还渐多。到1969年，即殷海光在世的最后一年，林在信中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可等到林的论文完成，殷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林毓生1969年8月14日的那封信，再也无人回复，全书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