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化自觉
1987年7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钟叔河、鄢琨任责任编辑的周作人文集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苦竹杂记》是其中的一本。没有新的出版序言说明，也没有跋，只是在书后附了个简单的作者介绍：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周作人1938年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其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我那时读书不多，只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是个汉奸。对一个大汉奸的文字，评价其还有“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我很惊愕，想探个究竟，毫不犹豫地把书买了下来：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11300册，价：1.45元。
前两日，大病初愈，在《病榻上的“胡思乱想”》一文里，提到了汉奸胡兰成，自然也想起了另一个人：周作人，想起了他的《苦竹杂记》，把这“胡思乱想”继续了下来。
《苦竹杂记》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那时的周作人还没有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他在想什么，关注什么，和他后来依附日本占领者有什么关联？是值得我们琢磨和玩味的。
周作人“五、四”以后的文章是不怎么谈政治，论时事的。他议论最多的，还是关乎文化和与文化紧密相关联的生活的趣味。
他在《日本的衣食住》一文里，开篇就说：“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虽然说“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作为一种中日文化的比较，他是自觉的。
他这种文化自觉的表达是充分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他那时自许为“民族革命的一信徒”，有民族主义复古的思想。可见，在一半是古昔的地方，他在文化溯源的同时，找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以及适合他自己审美品味的生活趣味。
他喜欢日本的房屋，觉得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单生活。他在对比中日房屋时这样写道：“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
他喜欢日本的木屐，说是：“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
他喜欢日本饮食的蔬食、鱼生，清淡而不油腻。看不惯“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吃饭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
在《入厕读书》一文里，他表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他说：“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老爷拉矢要看书，当然慢了。老爷对厕所的要求自然不同。周作人对厕所的感受，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在他看来，当时北京的厕所，只有一个坑，两垛砖，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是不宜读书的。至于那种人在岸上，猪在坑中，猪咕咕的叫，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哪有功夫读什么书！他对中国厕所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屋顶，有墙有窗有门，晚上可以点电灯，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如有这样的厕所，那么上厕时随意带本书去读我想到还是唔啥的吧。
说到日本的厕所，他引用了日本文人谷崎润一郎《荫翳礼赞》的文字，谈到日本建筑厕所的好处：“……某种程度的阴暗，彻底的清洁，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脚，润了跕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处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
周作人赞叹到：“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馀波也。”
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在《日本的衣食住》的末尾，他说得更加直白：“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族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又何以嗜好迴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与将来荡涤此诸污染，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他后面继续道：“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应该注意，此刻的周作人，已经滑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把亚细亚文化作为日本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丧失了民族自尊，在文化上，他有了汉奸的自觉。
和周作人文化自觉的汉奸不同，胡兰成是做了汉奸后，在日本流亡期间，学问的文化。两个都是汉奸，也有分别：一个是文化的自觉，越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一个是品行的沦丧，越过了道德规范底线的同时，还越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他们的道路，都是我们不可以效法的。
也许您会想到：这周作人是走错了历史路线，犹如股市、期货踩错了点，老是亏损一样。如今我们唱的，《爱我中华》这首歌的歌词“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里，就包括有满族。周作人的历史路线得逞，今天我们也许唱的是“五十七个民族，五十七朵花呢”？
我说，即使是在股市里，更多的人还是亏了不至于跳楼；挣了的，也做不了吃夜草的马。况且，历史与股市、期货的类比并不合适。中华民族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是任何人都不能越过的。
我以为，周作人依附于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他在文化上的自觉。如果说，主观上，他抱有文化的自信，有凤凰涅磐的勇气，那么，他也错了！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胡思乱想”了这些，我没有任何为周作人唱赞歌，闹平反的意思。只是想为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大题目多提供一个视角，以助谈资。
2006-11-12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五四运动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周作人1938年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其行为不得原谅，但他的著述仍自有其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我那时读书不多，只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是个汉奸。对一个大汉奸的文字，评价其还有“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我很惊愕，想探个究竟，毫不犹豫地把书买了下来：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11300册，价：1.45元。
前两日，大病初愈，在《病榻上的“胡思乱想”》一文里，提到了汉奸胡兰成，自然也想起了另一个人：周作人，想起了他的《苦竹杂记》，把这“胡思乱想”继续了下来。
《苦竹杂记》1936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那时的周作人还没有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他在想什么，关注什么，和他后来依附日本占领者有什么关联？是值得我们琢磨和玩味的。
周作人“五、四”以后的文章是不怎么谈政治，论时事的。他议论最多的，还是关乎文化和与文化紧密相关联的生活的趣味。
他在《日本的衣食住》一文里，开篇就说：“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虽然说“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作为一种中日文化的比较，他是自觉的。
他这种文化自觉的表达是充分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他那时自许为“民族革命的一信徒”，有民族主义复古的思想。可见，在一半是古昔的地方，他在文化溯源的同时，找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以及适合他自己审美品味的生活趣味。
他喜欢日本的房屋，觉得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单生活。他在对比中日房屋时这样写道：“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
他喜欢日本的木屐，说是：“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
他喜欢日本饮食的蔬食、鱼生，清淡而不油腻。看不惯“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吃饭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
在《入厕读书》一文里，他表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他说：“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老爷拉矢要看书，当然慢了。老爷对厕所的要求自然不同。周作人对厕所的感受，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在他看来，当时北京的厕所，只有一个坑，两垛砖，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是不宜读书的。至于那种人在岸上，猪在坑中，猪咕咕的叫，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哪有功夫读什么书！他对中国厕所的要求不高：只要有屋顶，有墙有窗有门，晚上可以点电灯，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如有这样的厕所，那么上厕时随意带本书去读我想到还是唔啥的吧。
说到日本的厕所，他引用了日本文人谷崎润一郎《荫翳礼赞》的文字，谈到日本建筑厕所的好处：“……某种程度的阴暗，彻底的清洁，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脚，润了跕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处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
周作人赞叹到：“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馀波也。”
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在《日本的衣食住》的末尾，他说得更加直白：“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族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又何以嗜好迴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与将来荡涤此诸污染，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他后面继续道：“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应该注意，此刻的周作人，已经滑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把亚细亚文化作为日本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丧失了民族自尊，在文化上，他有了汉奸的自觉。
和周作人文化自觉的汉奸不同，胡兰成是做了汉奸后，在日本流亡期间，学问的文化。两个都是汉奸，也有分别：一个是文化的自觉，越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一个是品行的沦丧，越过了道德规范底线的同时，还越过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他们的道路，都是我们不可以效法的。
也许您会想到：这周作人是走错了历史路线，犹如股市、期货踩错了点，老是亏损一样。如今我们唱的，《爱我中华》这首歌的歌词“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里，就包括有满族。周作人的历史路线得逞，今天我们也许唱的是“五十七个民族，五十七朵花呢”？
我说，即使是在股市里，更多的人还是亏了不至于跳楼；挣了的，也做不了吃夜草的马。况且，历史与股市、期货的类比并不合适。中华民族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是任何人都不能越过的。
我以为，周作人依附于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他在文化上的自觉。如果说，主观上，他抱有文化的自信，有凤凰涅磐的勇气，那么，他也错了！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胡思乱想”了这些，我没有任何为周作人唱赞歌，闹平反的意思。只是想为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大题目多提供一个视角，以助谈资。
2006-11-12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