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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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端起自己的金杯倒满了酒,递给户部尚书茹太素,然后缓缓的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身为六部之一的行政长官茹太素此刻的内心感受真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设身处地的想到之前太祖血腥残酷的镇压了宰相胡惟庸和大将蓝田所谓的谋逆案,再联想到他的上任赵勉也死于刀下,怎能不让茹太素胆战心惊、颤颤巍巍?但君恩浩大,皇家威严,茹太素除了毕恭毕敬的结果明太祖递过来的金杯一饮而尽之外,还能作何选择?内心感慨万千的太素饮毕磕头谢恩,答谢太祖诗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面对太祖元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似鼓励又似警告的祝酒,也唯有肝脑涂地难以报答君恩来回复了,让太祖听了很是感动。但世事如棋,谁能胜负?不久之后,户部行政长官茹太素大人就被明太祖朱元璋因事杀掉。
茹太素可怨否?历史自有定论,唯一让九泉之下的茹太素感到欣慰的是,朱元璋杀了他,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在茹大人之上,尚有公侯列将,在其之下,小吏官丞,更是数不胜数。
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时,牵连的公侯有十四位,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杀大将军蓝田时,牵连的有十四个公侯、两个都督、户部尚书侍郎各一人。这些人都是和朱元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两案迸发,诛连一万五千多人,差不多就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士杀了一个干净。接着,魏国公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生背蛆,太祖送鹅慰病,医嘱此病吃鹅必死,魏国公无奈含泪吃鹅,后死)、韩国公李善长(曾今的宰相首辅死时七十有七,被朱元璋托以星变之故杀掉,诛连妻儿侄女七十余口)、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开国大臣,均诛连。连帮他打下江山英勇无比的义子侄儿朱文正也被毒死。再杀德庆侯廖永忠等公侯等六人,凡开国功臣基本上都完蛋了。漏网之鱼尚也有,太祖元璋老乡汤和递交兵权,解甲归田,免死。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崇山侯李新建等见苗头不对,保命要紧,退还了封赐给他们的田庄,免死。
如果再联想到明太祖执政时严峻刑法,动之剥皮、腰斩、挖眼、廷杖、凌迟等闻所未闻之、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之下死的官员和连累的人员,以及动用特务监察机关锦衣卫逮捕的人员、文字狱诛杀的人员等等,可谓磬竹难书、斑斑血泪。不能否认朱元璋所杀的贪官污吏数量也不少,但中国历史河流当中,杀人游戏玩得淋漓尽致、毛骨悚然的朝代,非明朝莫属,这一切皆拜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在采用“以猛治国”的宗旨下,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僧侣凡人,只要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几乎难以幸免,前前后后,杀了十几万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
于是,在后人的印象里,我们似乎武断的根据这些片段,言之凿凿的判定,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总之,放眼古来帝王将相,将残酷血腥镇压玩到这种地步的,朱元璋就算不是第一,绝对也不会是倒数。可是,历史上的朱元璋真的是这样吗?
《朱元璋传》里说道这样一则故事:“太子仁慈,提倡以孔孟之道治国,对朱元璋杀诸多功臣,也非常反感。于是质问朱元璋,明太祖让人从门外折来一根荆棘,让太子手握,太子不敢。元璋说:现在有刺,你当然不敢握,等我把刺全部扒光了,你就敢握了。太子也倔强的很,回顶明太祖,有什么样的臣子就有什么样的帝王,气得朱元璋扔凳子。”,言外之意,不难揣摩。朱元璋怕他死后,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将公侯很难驾驭,野性难以驯服,再加上外面虎视眈眈的另外几个儿子,譬如秦王、晋王、燕王等,所以要把这批人杀掉,拔掉这些所谓的刺,让太子顺顺当当的做一个太平皇帝。可惜,朱元璋的长子在他没有驾崩之前就死了,于是扶持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后来的建文帝,迫不得已又杀了一批人,拨了一批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值得怀疑,不过朱元璋为儿子这样考虑,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管如何,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僧侣、杀地主、杀文人,等等一切,无非是为了他新建的王国统治更加牢固而已。功臣都是和他一起造反起义的军人,手握兵权,尾大不掉之势,不杀不放心。况且,夺取天下之后,这批功臣要了大批的土地,和整个农民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无地可种,则国家没有赋税可言,所以,两权相害则其轻,天下已定,功臣无用,杀了算。元朝的腐败就是因为下面的官吏贪墨横行,不杀不足以稳固国家下层建筑的稳定。杀僧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和尚,元末的起义大多都是托付各种宗教名义,譬如白莲教、弥陀教、弥勒教、明教等,这些教会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不杀不稳定。杀地主,和杀功臣本质一样,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无地可种,赋税锐减,于国家财政税收不利。杀文人,是因为文人还不能接受新的政权,怀念过去的朝代,为了降伏,只好采用了文字狱,杀一儆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开国皇帝明太祖杀这么多人,无非就是为了他政权的稳固考虑而已。
但《朱元璋传》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许能让我们窥伺到一个真实的明太祖,那就是建国之后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的统治对于汉人是残忍凶暴的,天下人等分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投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第三,第四就是汉人。汉人是奴隶的奴隶,没有土地,没有自由,要杀要剐,随蒙古人处置。再加上马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却不善于马下治天下,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狼烟四起,天下群雄,逐鹿中原。朱元璋得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得到天下。他本就佃农出生,做过和尚要过饭,贫穷的出生让他很清醒,农民如果有地种、有衣穿、有屋住、有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就会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于是,在朱元璋统治国家的三十年内,他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棉花、开垦荒地、剥夺地主的土地给予农民,摇赋减税、丈量土地、解放元末的奴隶、让大批手工业的工匠回复自由之身、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策的赋税、严治贪墨、自己不信奉宗教、不搞长生不老的那一套、勤俭节约等等都是他的优点。
譬如,建国初期规定,凡是荒田,有人愿意耕种的,田地的产权就归谁,并且免除赋税三年。并不断的从人口密集的地方迁徙大批的劳力到因战乱导致人口荒芜、土地荒废的地区,以便于提高全国的产粮数量。
《明太祖实录》里记载,朱元璋曾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最累。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秧、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流浃背,劳碌不成样子。好容易等到秋收,完粮纳税之后,所剩无几。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却没有办法。可国家的赋税全都在农民身上,当差做工也是农民份内的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可能”,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贫苦农民出身,所以他倒是懂得农民的疾苦和诉求。
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甚至要求当地的父母官要亲自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耕种。没牛的要给牛,没种子的要给种子,要兴修水利,利于田亩灌溉。要大量种植柿、枣、胡桃、桑树,已被灾荒之年。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报告,所属州县种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由此可见一斑,全国估计,约有十万株之多。同时规定,每个村里不许有好逸恶劳者,不然连坐处分。而且考核官员的政绩,主要看产粮、果木种植、水利兴修等数量。在他御宇三十年内,国家的农业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洪武元年,国家只有田地七百七十余顷,到了洪武十三年,就有了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增速不可谓不快。再譬如粮食收入,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产粮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念作:dan,古代计量单位。摘自《关于古代粮食钟亩、石的问题》 “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斗、斛(石)、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石相通,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制。...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也认定: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粟。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克,即59.2公斤。)换算成公斤就是1941156160公斤,是元朝的两倍之多。在譬如,元世祖时,中国人口约在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约为为六千五十四万,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口,考虑到元末明初的战乱、饥荒等因素,这个数据已经很客观了。
另外明太祖时,对于棉花的种植提倡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政绩。中国在明朝之前,棉花的种植没有大面积的推广,棉花还是属于非常昂贵的一种布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宋朝的福建和广东已经有少量棉花种植,但种植最为广泛的还是海南,元朝开始,浙江江西湖广等地也开始陆续种植棉花,但都没有达到国家层面大面积的提倡种植。朱元璋起事的南方地区,正好是元朝棉花种植的中心之一,这为以后大面积推广种植棉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朝建国之后,开始在北方大量的种植棉花,同时棉花的加工业也开始陆续的繁荣起来,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北方种植棉花,南方加工棉花,特别是松嘉湖地区的加工业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国家提高了税收,甚至可以拿棉花直接用来交换国内稀少的譬如战马等资源。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为后来的作坊奠定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以上这些,在《朱元璋传》里均有记载。开篇所说的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炮制文字狱等都是他的缺陷,例外譬如开始八股文、利用《皇明祖训》教育后人治理国家作为准则、他自己不信奉宗教,却利用宗教麻痹农民等做法,都是他阴暗的一面。
总之,看过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之后,我的印象里的明太祖已经不再是早先道听途说的暴君形象。至少,他对农民的那些治国谋略还是充分的考虑了农民阶级的诉求,虽然他的出发点还是站在统治阶层考虑,但至少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和他本人的出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开始完全控制起义军之后的朱元璋再也不是当年一贫如洗,需要入庙做和尚才能安葬父母的朱元璋了,从他掌握生杀夺予大权之后,朱元璋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地主阶级,统治阶级,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他自己所建立的朝代考虑,所以为农民所想也好,杀戮功臣也罢,搞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机关也好,建立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也罢,大肆制造文字狱也好,简化办公章程和办事公报也罢,他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和统治他的国家和子民。
回过头,再来读“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这句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话语,在杀气腾腾里似乎能看到一个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封建王朝的君主形象。在他统治御宇之内,他是高度集权的天下第一人,民间话说“老子说了算”恐怕才是他心里封信的第一准则了。
某,管中窥豹,似盲人摸象而已。诸位如有对历史有兴趣,对明太祖朱元璋有兴趣的,不妨一读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和以往我们印象里不太一样的明太祖的形象。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并附议详解,譬如摘录的部分均有明确的出处,读来可信度甚高。但本书有两处遗憾:第一,吴晗先生著书时,是1964年,离文革爆发还有两年,文中多处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从阶级的角度加以分析,某认为有失偏颇。历史要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叙说,功过是非自有定论,每个人的角度和眼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读书时既要跟着作者的主线走,也要防止被作者的思想给牵鼻子走。第二,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采用了胶线装订,质量甚差,我出差途中均带着看,已经断裂脱线,并有两页如秋天黄叶,纷纷而落了。另外本书延用了繁体字,读来饶有兴趣。
茹太素可怨否?历史自有定论,唯一让九泉之下的茹太素感到欣慰的是,朱元璋杀了他,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在茹大人之上,尚有公侯列将,在其之下,小吏官丞,更是数不胜数。
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时,牵连的公侯有十四位,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杀大将军蓝田时,牵连的有十四个公侯、两个都督、户部尚书侍郎各一人。这些人都是和朱元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两案迸发,诛连一万五千多人,差不多就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士杀了一个干净。接着,魏国公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生背蛆,太祖送鹅慰病,医嘱此病吃鹅必死,魏国公无奈含泪吃鹅,后死)、韩国公李善长(曾今的宰相首辅死时七十有七,被朱元璋托以星变之故杀掉,诛连妻儿侄女七十余口)、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开国大臣,均诛连。连帮他打下江山英勇无比的义子侄儿朱文正也被毒死。再杀德庆侯廖永忠等公侯等六人,凡开国功臣基本上都完蛋了。漏网之鱼尚也有,太祖元璋老乡汤和递交兵权,解甲归田,免死。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崇山侯李新建等见苗头不对,保命要紧,退还了封赐给他们的田庄,免死。
如果再联想到明太祖执政时严峻刑法,动之剥皮、腰斩、挖眼、廷杖、凌迟等闻所未闻之、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之下死的官员和连累的人员,以及动用特务监察机关锦衣卫逮捕的人员、文字狱诛杀的人员等等,可谓磬竹难书、斑斑血泪。不能否认朱元璋所杀的贪官污吏数量也不少,但中国历史河流当中,杀人游戏玩得淋漓尽致、毛骨悚然的朝代,非明朝莫属,这一切皆拜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在采用“以猛治国”的宗旨下,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僧侣凡人,只要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几乎难以幸免,前前后后,杀了十几万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
于是,在后人的印象里,我们似乎武断的根据这些片段,言之凿凿的判定,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总之,放眼古来帝王将相,将残酷血腥镇压玩到这种地步的,朱元璋就算不是第一,绝对也不会是倒数。可是,历史上的朱元璋真的是这样吗?
《朱元璋传》里说道这样一则故事:“太子仁慈,提倡以孔孟之道治国,对朱元璋杀诸多功臣,也非常反感。于是质问朱元璋,明太祖让人从门外折来一根荆棘,让太子手握,太子不敢。元璋说:现在有刺,你当然不敢握,等我把刺全部扒光了,你就敢握了。太子也倔强的很,回顶明太祖,有什么样的臣子就有什么样的帝王,气得朱元璋扔凳子。”,言外之意,不难揣摩。朱元璋怕他死后,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将公侯很难驾驭,野性难以驯服,再加上外面虎视眈眈的另外几个儿子,譬如秦王、晋王、燕王等,所以要把这批人杀掉,拔掉这些所谓的刺,让太子顺顺当当的做一个太平皇帝。可惜,朱元璋的长子在他没有驾崩之前就死了,于是扶持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后来的建文帝,迫不得已又杀了一批人,拨了一批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值得怀疑,不过朱元璋为儿子这样考虑,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管如何,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僧侣、杀地主、杀文人,等等一切,无非是为了他新建的王国统治更加牢固而已。功臣都是和他一起造反起义的军人,手握兵权,尾大不掉之势,不杀不放心。况且,夺取天下之后,这批功臣要了大批的土地,和整个农民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无地可种,则国家没有赋税可言,所以,两权相害则其轻,天下已定,功臣无用,杀了算。元朝的腐败就是因为下面的官吏贪墨横行,不杀不足以稳固国家下层建筑的稳定。杀僧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和尚,元末的起义大多都是托付各种宗教名义,譬如白莲教、弥陀教、弥勒教、明教等,这些教会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不杀不稳定。杀地主,和杀功臣本质一样,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无地可种,赋税锐减,于国家财政税收不利。杀文人,是因为文人还不能接受新的政权,怀念过去的朝代,为了降伏,只好采用了文字狱,杀一儆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开国皇帝明太祖杀这么多人,无非就是为了他政权的稳固考虑而已。
但《朱元璋传》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许能让我们窥伺到一个真实的明太祖,那就是建国之后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的统治对于汉人是残忍凶暴的,天下人等分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投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第三,第四就是汉人。汉人是奴隶的奴隶,没有土地,没有自由,要杀要剐,随蒙古人处置。再加上马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却不善于马下治天下,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狼烟四起,天下群雄,逐鹿中原。朱元璋得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得到天下。他本就佃农出生,做过和尚要过饭,贫穷的出生让他很清醒,农民如果有地种、有衣穿、有屋住、有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就会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于是,在朱元璋统治国家的三十年内,他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棉花、开垦荒地、剥夺地主的土地给予农民,摇赋减税、丈量土地、解放元末的奴隶、让大批手工业的工匠回复自由之身、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策的赋税、严治贪墨、自己不信奉宗教、不搞长生不老的那一套、勤俭节约等等都是他的优点。
譬如,建国初期规定,凡是荒田,有人愿意耕种的,田地的产权就归谁,并且免除赋税三年。并不断的从人口密集的地方迁徙大批的劳力到因战乱导致人口荒芜、土地荒废的地区,以便于提高全国的产粮数量。
《明太祖实录》里记载,朱元璋曾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最累。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秧、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流浃背,劳碌不成样子。好容易等到秋收,完粮纳税之后,所剩无几。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却没有办法。可国家的赋税全都在农民身上,当差做工也是农民份内的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可能”,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贫苦农民出身,所以他倒是懂得农民的疾苦和诉求。
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甚至要求当地的父母官要亲自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耕种。没牛的要给牛,没种子的要给种子,要兴修水利,利于田亩灌溉。要大量种植柿、枣、胡桃、桑树,已被灾荒之年。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报告,所属州县种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由此可见一斑,全国估计,约有十万株之多。同时规定,每个村里不许有好逸恶劳者,不然连坐处分。而且考核官员的政绩,主要看产粮、果木种植、水利兴修等数量。在他御宇三十年内,国家的农业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洪武元年,国家只有田地七百七十余顷,到了洪武十三年,就有了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增速不可谓不快。再譬如粮食收入,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产粮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念作:dan,古代计量单位。摘自《关于古代粮食钟亩、石的问题》 “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斗、斛(石)、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石相通,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制。...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也认定: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粟。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克,即59.2公斤。)换算成公斤就是1941156160公斤,是元朝的两倍之多。在譬如,元世祖时,中国人口约在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约为为六千五十四万,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口,考虑到元末明初的战乱、饥荒等因素,这个数据已经很客观了。
另外明太祖时,对于棉花的种植提倡也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政绩。中国在明朝之前,棉花的种植没有大面积的推广,棉花还是属于非常昂贵的一种布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宋朝的福建和广东已经有少量棉花种植,但种植最为广泛的还是海南,元朝开始,浙江江西湖广等地也开始陆续种植棉花,但都没有达到国家层面大面积的提倡种植。朱元璋起事的南方地区,正好是元朝棉花种植的中心之一,这为以后大面积推广种植棉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朝建国之后,开始在北方大量的种植棉花,同时棉花的加工业也开始陆续的繁荣起来,到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北方种植棉花,南方加工棉花,特别是松嘉湖地区的加工业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国家提高了税收,甚至可以拿棉花直接用来交换国内稀少的譬如战马等资源。棉花的种植和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为后来的作坊奠定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以上这些,在《朱元璋传》里均有记载。开篇所说的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炮制文字狱等都是他的缺陷,例外譬如开始八股文、利用《皇明祖训》教育后人治理国家作为准则、他自己不信奉宗教,却利用宗教麻痹农民等做法,都是他阴暗的一面。
总之,看过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之后,我的印象里的明太祖已经不再是早先道听途说的暴君形象。至少,他对农民的那些治国谋略还是充分的考虑了农民阶级的诉求,虽然他的出发点还是站在统治阶层考虑,但至少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和他本人的出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开始完全控制起义军之后的朱元璋再也不是当年一贫如洗,需要入庙做和尚才能安葬父母的朱元璋了,从他掌握生杀夺予大权之后,朱元璋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地主阶级,统治阶级,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他自己所建立的朝代考虑,所以为农民所想也好,杀戮功臣也罢,搞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机关也好,建立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也罢,大肆制造文字狱也好,简化办公章程和办事公报也罢,他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和统治他的国家和子民。
回过头,再来读“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这句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话语,在杀气腾腾里似乎能看到一个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封建王朝的君主形象。在他统治御宇之内,他是高度集权的天下第一人,民间话说“老子说了算”恐怕才是他心里封信的第一准则了。
某,管中窥豹,似盲人摸象而已。诸位如有对历史有兴趣,对明太祖朱元璋有兴趣的,不妨一读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和以往我们印象里不太一样的明太祖的形象。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并附议详解,譬如摘录的部分均有明确的出处,读来可信度甚高。但本书有两处遗憾:第一,吴晗先生著书时,是1964年,离文革爆发还有两年,文中多处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从阶级的角度加以分析,某认为有失偏颇。历史要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叙说,功过是非自有定论,每个人的角度和眼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读书时既要跟着作者的主线走,也要防止被作者的思想给牵鼻子走。第二,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采用了胶线装订,质量甚差,我出差途中均带着看,已经断裂脱线,并有两页如秋天黄叶,纷纷而落了。另外本书延用了繁体字,读来饶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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