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故事思想起

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里花了大篇幅给胡适，可见胡适之于现代中国思想史之重要。胡适在哥伦比亚拿的是哲学博士，不过他的哲学功夫不入金岳霖之眼，他的《中国哲学史》也不入冯友兰之眼。但这些都不重要。胡适之于中国的地位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伏尔泰之于法国，开启的是思想启蒙之风。胡适倡科学、民主之风，此风刮之今日犹盛；胡适所倡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大陆未曾兴盛，却始终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劲敌，促使其内部做出回应与革新。要说他带来的最大变化，乃是白话文对文言文之取代。这个变革，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从此艰涩的山林文学倒下，通俗的社会文学诞生。

我总想说，任何的一次社会变革，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今天的遗老遗少还在怨念我们丧失了简约隽永的语言之美，攻击如梨花体的庸俗不堪，但毕竟大众可以阅读写作，可以参与公共讨论，知识和信息的内容不再拘泥于形式，知识的传播变得简单易懂，于一国一民族而言，这算是功大于过的好事。但如余先生书中所说，近代中国之启蒙远不同于西方之启蒙，因其特殊历史情境，它被过度政治化了。难怪李泽厚曾感慨，中国乃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此话怎讲？余认为，胡适所领导的白话文运动对应于西方之文艺复兴，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背后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对照物之“五四”，乃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的。“文艺复兴”暗示着革新，而非破坏中国的传统。尽管胡适对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有猛烈的批评，但他绝非全面抗拒中国传统。他说，“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因大量的风化与腐蚀才会使得重要处更加清楚——由于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五四”却不同，胡适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标示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弊端，从而在现代中国学术自主性能够牢固建立以前，便破坏了它。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构思的启蒙筹划，最终是以革命为导向的，因此它只认可文化与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弊，虽有千年传统为先，却表明我们在近代又一次丧失了学术和思想独立的契机。

因此，中国的五四，中国的启蒙，与西方人本主义启蒙不同，结盟的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自由派从此被边缘化，成为少数精英振臂高呼却不入主流，也难入民间的阳春白雪。余由此结论一转，中国的五四既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非中国的启蒙运动，因为它没有实现它们在西方实现的那些价值理想。而不管是思想史上的胡适，还是真实历史中的胡适，都显得有些无奈。这个少年得志的青年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转型，将民主的理想从大陆带到台湾，然而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事情的发展演化，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旧人故事思想起，而今我们再谈大陆或台湾之民主时，胡适之的身影不知是否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