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来自面对全部的事实

左来


　　□自由撰稿人，广州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5日）


　　那些创痛与泪水，那些希望与坚持，那些直面传媒带给我们的冲击时的震撼与感慨，我们永远都难以忘记。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灾难如何报道》正式出版，为我们还原了抗震救灾的现场，还原了媒体在死亡与悲情面前表现出的理性、感性与责任，还原了传媒人的心理和挑战，让新闻工作者的回顾总结、追思感怀，有了一个更加坚实的起点。


　　作者李梓新在地震发生的第十一天飞抵灾区，与众多媒体记者一起工作、生活、实地考察。从灾区回来的一个月内，李梓新还在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完成了对十余家中外媒体与采访地震相关的前线记者、现场指挥和后方领导的访谈。这些宝贵的感受、记忆、经验、心得甚至是“在特殊状况下的心理极端体验”，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可谓是从传媒人的独特角度、从灾难报道的实践视角为“这场中国新闻历史上少有的报道战役”勾勒出本来面目。


　　这些有血有肉、原汁原味的记录，无疑能让我们更好地关注和理解新闻人对灾难报道这个“共同面对的命题”不同的回答以及相同的担当。更可贵的是，访谈双方都未讳言新闻从业者在灾难现场有可能产生的疑问、无力、矛盾、动摇等等貌似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为与心理。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源于每个首先作为自然人的新闻人的性格、情绪、意志、气质、经历等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才使得我们看到新闻与新闻人在传递信息、通报实情之余，还同时洋溢着浓浓的人性与情怀。曾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飞机的《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杨磊，与一群在搭上直升机起飞的一瞬间流下眼泪的孤儿们一起痛哭，只因为想到这些本来没有什么机会离开家乡的孩子真正离乡的时候，“却是他们这一生看家乡的最后一眼”，相信读者们阅读至此也难免动容。《中国新闻周刊》科技主任方玄昌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以及人作为一个特殊物种，一贯拥有的优越感都被灾难击得粉碎了。


　　但这些珍贵的东西并未真正灭失。面对那些觉得救人比写稿更重要、做了很多本职工作以外事情的记者，《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中心主任魏海波表示不会限制他们，因为“首先做好一个人，再做好一个新闻人，这是基本的事”，大写的“人”字再次呼之欲出。英国文学家劳伦斯曾说：“我们判断一件艺术品，依据的是它对我们真实生动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除此无它。”杰出的新闻作品同样应该是出色的艺术品，依靠所传达的共同体验与真实情感，使其生命力的跃动不息。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后半部分，亦即原先所策划的《灾难报道手册》，以其理性、实用性与建设性强调和补充了灾害报道作为“新闻实务操作里面一个特殊分支”的专业新闻技术性质。其中“美国的灾难报道经验”一篇介绍了美国专门研究媒体灾难报道的德特研究中心数年来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在内的记者采访报道指南与记者自我保护方法，《南亚海啸中的媒体操作实录》一篇则在中国大陆媒体学术界第一次举办的关于灾难报道的大型研讨会的基础上总结了2004年底南亚海啸后国内外记者的报道经验。附录“中国灾难报道史略”分别由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媒体计划主任钱钢与曾长期供职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著名调查报道记者卢跃刚撰写，则从纵向角度梳理了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力变化与政府治理理念变迁，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意识的觉醒、媒介的公众力量角色与人民能重新获得的知情权、新闻中的人性表达等方面之间的微妙关系。


　　《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在谈到对地震的反思报道时说：“勇气不是来自战胜一切的力量，而是面对全部的事实，不是一面的事实，不是部分事实。”新闻报道天然可以而且应当被引申出种种关于公义、平等、民主的隐意，而让所有人都有发言权的前提是对真相的知情权。无论是否面对灾难，新闻报道面对全部事实的这种勇气，都是至为珍贵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这种勇气消减甚至灭失了，或许才是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