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祸害
《经济人的末日》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德鲁克23岁时开始写，到29岁时正式出版。如今，在论述法西斯主义方面，它已成为经典。不一定很多人愿意去读，但总能看到有学者引用书里的内容。德鲁克最重要的一个观点，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是，“本书认为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是蔓延欧洲政治体的疾病，且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救世主；反之，我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失败，才是欧洲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烈焰中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曾被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引述过，我第一次知道德鲁克的名字，也是因为那本书。
书的副标题“论极权主义的根源”，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这条思想溯源的道路上，德鲁克才是先驱，他早了十几年。有关这两本书的区别，德鲁克曾亲自做出说明。他说，阿伦特的书是反政治的，属于观念史，缺少“社会性的分析”；而他的书是“一本真正的政治书籍”，探讨现实层面的政治运作，将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与社会现象”来解释。这两本书我都读了，德鲁克说的颇有道理，阿伦特的致命伤是不懂经济，只靠哲学观念来推导，对现实政治几乎一无所知。她不能企及的，刚好是德鲁克擅长的。
书一开始，德鲁克先批驳各种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流言。例如有一说，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是大资产阶级。他反驳道，“意德两国中，法西斯的主持者和赞助人在工业和金融阶级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说大企业从法西斯主义获益也同样不正确；它还可能是所有阶级中，受到极权主义经济和国防经济创伤最重的一个。”还有一说，声称法西斯主义胜在强大的宣传攻势。德鲁克则说，“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至于有人将法西斯主义归纳为暴虐、残酷和血腥，他认为只是皮相之说，没看清楚法西斯主义是一场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必然有破坏。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诊断出革命的起因，德鲁克认为，“唯一可能的起因，就是价值秩序发生根本的、彻底的改变。”
那么，原本的价值秩序是什么呢？德鲁克说，“相信人皆自由而平等，是欧洲思想的精粹。”但正是这一信条，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将欧洲人驱赶进了绝望的山谷。对群众来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期望不仅有“自由”，还有“平等”。可是经济自由并没有消灭阶级的不平等。于是，资本主义秩序渐渐失去了魅力，“经济自由的本质（也就是依据个人最大的经济利益来采取行动），已经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社会价值。不管优先考量个人经济利益是不是人真正的天性，因为无法促进平等，大众已不再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对社会有益。”马克思社会主义盛极一时，正是因为它承诺要透过无产阶级社会实现平等，点燃了欧洲的希望。但这一学说并未成功，苏联没有出现无阶级社会，只有庞大的官僚阶层奴役着人民。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渐渐蜕变成工会主义者，他们不再相信改变世界，走上了改良的道路。
法西斯主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地方开始的。德鲁克反复强调，群众的绝望引来了极权主义。恶魔只需承诺一种全新的秩序，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实际上它最终做的只是掏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留下变了味的计划管理和民主选举。“自由经济企业、将营利动机视为社会建构力的观念，以及经济成长的自主等，都必须抛弃，因为大众已经认定，是它们唤来经济恐慌的恶魔力量。然而工业表面的工厂管理，筹措资金、制定价格、计算、会计、制造和配销方式都必须加以保留。这才叫‘真正的资本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政治领域中，个人政治自由、社会弱势族群（即少数族群）的权利、以及对‘普遍意志’的智慧、人民主权和代议原则的信仰，全都失去正当性而遭到扬弃。然而民主的表面形式（虚有其表的人民授权），透过投票表达人民意见或意志的方式，以及每位投票者表面上的平等）仍被保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宣称自己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因为他们的政府表达了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心愿。”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率先崛起，德鲁克说，这是因为意大利从未真正认同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在意大利从未成为情感上的价值观念。西欧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刻板教条阻碍了民主的自由在意大利的发展。”。德国也一样，一直以来，“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上，德国资本阶级永远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公务员和行政官员中的贵族和世袭阶层，仍是社会和政治的主宰。”在这两个国家，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反对一切自由、废除一切自由”。但他们蚕食“自由”的方式，却是通过“平等”来实现的。德鲁克指出，“纳粹主义想以社会平等为手段，弥补劳工阶级长久以来受到的经济不平等。”“法西斯运用有机理论的目的，则是要创造出一种非关经济的社会重要性、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的平等，一次平衡各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极权主义的起源于对“平等”的追求？这个结论听起来骇人听闻，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法西斯主义是靠满足群众的“平等”诉求上台的，它在政治运作中也始终严酷地追求这一目标。“德国和意大利都费尽心力维持下层阶级民众手中马克或里拉的购买力。”在这两个国家，国防经济的目的是“充分就业”，结果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农工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在德国“农民阶级”被称做‘德意志民族的脊梁”，“劳工”则被纳粹誉为国家的“精神支柱”。相应地，资本家则地位下滑，“已完全丧失控制权和自主决定权，每个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私人获利只是润滑剂。”这样的极权主义也有所谓“经济奇迹”，但牺牲要比获益多，“其他所有阶级的牺牲，都远远超过了劳工阶级。他们不但被骗走了利润，还被迫削减当前的消费。”为了“平等”，整体消费水平被拉低了，中上阶层的收入向低下阶层靠拢。“意大利对于国内企业连续课征了三项资本税，而在意德两国，企业税都上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除了企业收入遭到削减外，中上阶层每个成员的收入也短少了。部分是因为总收入的降低，部分则是税负加重和强制捐款的结果。损失最惨重的是专业中产阶级和商人，他们的净收入最多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经济人的末日”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信念的崩溃，不再有人相信“经济自由”能造福人类。德鲁克指出，极权主义利用群众的悲观，妄图以“非经济”的手段“创造历史”。纳粹主义针对犹太人的行动看起来是“种族歧视”，本质上却是“信仰歧视”。德鲁克说，“绝大部分的纳粹分子根本不把种族的反犹太主义当一回事。”纳粹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优越感，藐视世俗中的商业运作，将市侩精神当成社会的毒瘤。很不幸，犹太人又被当成了市侩精神的化身。“就纳粹主义内在的目的而言，反犹太种族主义只是一种手段。纳粹真正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家秩序，它其实是借用打击犹太人的名义来打击资本家秩序。”即是说，纳粹的种族不平等观，服务于“经济平等”的总目标。
这样德鲁克的诊断结果就一目了然了：极权主义是欧洲两种价值观冲突，“平等”战胜了“自由”，成为政治运作目标的结果。因此德鲁克呼吁，重新审视欧洲人赖以自豪的价值观，不能再对“平等”寄予过高的期望。而驱除极权主义的良方是，“只有当经济平等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新领域中的自由平等也成为新秩序的承诺时，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
德鲁克对于“平等”的警告，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主导的情况下，可谓振聋发聩。但今天看来，他的警告还是过于温和了，给“实现平等”留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希望。其实在我看来，除了描述无人能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观念百无一用。人一出生就不是平等的，肤色、相貌、体态，家庭出身、成长环境乃至社会阶层，都有极大的差异。每个人在社会里，也都在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不平等”之中追求幸福。人类发明了各种游戏，就是让具有不同优势的人发挥所长，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每种游戏里都有胜有负，结果必然不平等。没有理由去改变这种不平等。如果游戏没有输赢，不分强弱，强者得不到鼓励，游戏也就玩不下去。“自由”的本意就是要让更多人不受阻碍地凸显自我，它从不许诺“平等”，它的前提就是“不平等”。在自由的框架内，游戏五花八门，只要想得出来，人人都可以发明出来，通过发挥自身所长而优于他人。自由唯一的承诺是，当这样的游戏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方面有高于他人的价值。通过劳动分工和利益交换，自由的秩序亦能成为共赢的秩序。这就是说，“自由”不需要“平等”陪伴。相反，我们从历史中更多看到的是，以“自由”之名追逐“平等”，结果败坏了“自由”，迎来了奴役。从斯大林主义，到大跃进和文革的极左运动，再到红色高棉的共产实验，每一次人类铲除“阶级不平等”的努力，都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实际上，这本《经济人的末日》是另一份佐证，告诉我们，祸患无穷的法西斯和纳粹同样源于对“平等”的孜孜追求。联想到我们建国后有一段时光，“平等”明目张胆地成为政治狂徒四处抢掠的借口，虽然捧读的是1939年的政治读物，但我并没有过时之感，反而觉得别有深意，意味悠长。
书的副标题“论极权主义的根源”，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但是这条思想溯源的道路上，德鲁克才是先驱，他早了十几年。有关这两本书的区别，德鲁克曾亲自做出说明。他说，阿伦特的书是反政治的，属于观念史，缺少“社会性的分析”；而他的书是“一本真正的政治书籍”，探讨现实层面的政治运作，将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与社会现象”来解释。这两本书我都读了，德鲁克说的颇有道理，阿伦特的致命伤是不懂经济，只靠哲学观念来推导，对现实政治几乎一无所知。她不能企及的，刚好是德鲁克擅长的。
书一开始，德鲁克先批驳各种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流言。例如有一说，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是大资产阶级。他反驳道，“意德两国中，法西斯的主持者和赞助人在工业和金融阶级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说大企业从法西斯主义获益也同样不正确；它还可能是所有阶级中，受到极权主义经济和国防经济创伤最重的一个。”还有一说，声称法西斯主义胜在强大的宣传攻势。德鲁克则说，“宣传只能改变本来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或平息人们面临的恐惧时，宣传才具有吸引力。”至于有人将法西斯主义归纳为暴虐、残酷和血腥，他认为只是皮相之说，没看清楚法西斯主义是一场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必然有破坏。因此，真正重要的是诊断出革命的起因，德鲁克认为，“唯一可能的起因，就是价值秩序发生根本的、彻底的改变。”
那么，原本的价值秩序是什么呢？德鲁克说，“相信人皆自由而平等，是欧洲思想的精粹。”但正是这一信条，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将欧洲人驱赶进了绝望的山谷。对群众来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期望不仅有“自由”，还有“平等”。可是经济自由并没有消灭阶级的不平等。于是，资本主义秩序渐渐失去了魅力，“经济自由的本质（也就是依据个人最大的经济利益来采取行动），已经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社会价值。不管优先考量个人经济利益是不是人真正的天性，因为无法促进平等，大众已不再认为经济行为本身对社会有益。”马克思社会主义盛极一时，正是因为它承诺要透过无产阶级社会实现平等，点燃了欧洲的希望。但这一学说并未成功，苏联没有出现无阶级社会，只有庞大的官僚阶层奴役着人民。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渐渐蜕变成工会主义者，他们不再相信改变世界，走上了改良的道路。
法西斯主义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地方开始的。德鲁克反复强调，群众的绝望引来了极权主义。恶魔只需承诺一种全新的秩序，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实际上它最终做的只是掏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留下变了味的计划管理和民主选举。“自由经济企业、将营利动机视为社会建构力的观念，以及经济成长的自主等，都必须抛弃，因为大众已经认定，是它们唤来经济恐慌的恶魔力量。然而工业表面的工厂管理，筹措资金、制定价格、计算、会计、制造和配销方式都必须加以保留。这才叫‘真正的资本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政治领域中，个人政治自由、社会弱势族群（即少数族群）的权利、以及对‘普遍意志’的智慧、人民主权和代议原则的信仰，全都失去正当性而遭到扬弃。然而民主的表面形式（虚有其表的人民授权），透过投票表达人民意见或意志的方式，以及每位投票者表面上的平等）仍被保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宣称自己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因为他们的政府表达了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心愿。”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率先崛起，德鲁克说，这是因为意大利从未真正认同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在意大利从未成为情感上的价值观念。西欧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刻板教条阻碍了民主的自由在意大利的发展。”。德国也一样，一直以来，“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上，德国资本阶级永远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公务员和行政官员中的贵族和世袭阶层，仍是社会和政治的主宰。”在这两个国家，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反对一切自由、废除一切自由”。但他们蚕食“自由”的方式，却是通过“平等”来实现的。德鲁克指出，“纳粹主义想以社会平等为手段，弥补劳工阶级长久以来受到的经济不平等。”“法西斯运用有机理论的目的，则是要创造出一种非关经济的社会重要性、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的平等，一次平衡各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极权主义的起源于对“平等”的追求？这个结论听起来骇人听闻，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法西斯主义是靠满足群众的“平等”诉求上台的，它在政治运作中也始终严酷地追求这一目标。“德国和意大利都费尽心力维持下层阶级民众手中马克或里拉的购买力。”在这两个国家，国防经济的目的是“充分就业”，结果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农工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在德国“农民阶级”被称做‘德意志民族的脊梁”，“劳工”则被纳粹誉为国家的“精神支柱”。相应地，资本家则地位下滑，“已完全丧失控制权和自主决定权，每个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私人获利只是润滑剂。”这样的极权主义也有所谓“经济奇迹”，但牺牲要比获益多，“其他所有阶级的牺牲，都远远超过了劳工阶级。他们不但被骗走了利润，还被迫削减当前的消费。”为了“平等”，整体消费水平被拉低了，中上阶层的收入向低下阶层靠拢。“意大利对于国内企业连续课征了三项资本税，而在意德两国，企业税都上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除了企业收入遭到削减外，中上阶层每个成员的收入也短少了。部分是因为总收入的降低，部分则是税负加重和强制捐款的结果。损失最惨重的是专业中产阶级和商人，他们的净收入最多减少了百分之六十。”
“经济人的末日”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信念的崩溃，不再有人相信“经济自由”能造福人类。德鲁克指出，极权主义利用群众的悲观，妄图以“非经济”的手段“创造历史”。纳粹主义针对犹太人的行动看起来是“种族歧视”，本质上却是“信仰歧视”。德鲁克说，“绝大部分的纳粹分子根本不把种族的反犹太主义当一回事。”纳粹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优越感，藐视世俗中的商业运作，将市侩精神当成社会的毒瘤。很不幸，犹太人又被当成了市侩精神的化身。“就纳粹主义内在的目的而言，反犹太种族主义只是一种手段。纳粹真正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家秩序，它其实是借用打击犹太人的名义来打击资本家秩序。”即是说，纳粹的种族不平等观，服务于“经济平等”的总目标。
这样德鲁克的诊断结果就一目了然了：极权主义是欧洲两种价值观冲突，“平等”战胜了“自由”，成为政治运作目标的结果。因此德鲁克呼吁，重新审视欧洲人赖以自豪的价值观，不能再对“平等”寄予过高的期望。而驱除极权主义的良方是，“只有当经济平等不再被视为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新领域中的自由平等也成为新秩序的承诺时，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
德鲁克对于“平等”的警告，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主导的情况下，可谓振聋发聩。但今天看来，他的警告还是过于温和了，给“实现平等”留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希望。其实在我看来，除了描述无人能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观念百无一用。人一出生就不是平等的，肤色、相貌、体态，家庭出身、成长环境乃至社会阶层，都有极大的差异。每个人在社会里，也都在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不平等”之中追求幸福。人类发明了各种游戏，就是让具有不同优势的人发挥所长，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每种游戏里都有胜有负，结果必然不平等。没有理由去改变这种不平等。如果游戏没有输赢，不分强弱，强者得不到鼓励，游戏也就玩不下去。“自由”的本意就是要让更多人不受阻碍地凸显自我，它从不许诺“平等”，它的前提就是“不平等”。在自由的框架内，游戏五花八门，只要想得出来，人人都可以发明出来，通过发挥自身所长而优于他人。自由唯一的承诺是，当这样的游戏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方面有高于他人的价值。通过劳动分工和利益交换，自由的秩序亦能成为共赢的秩序。这就是说，“自由”不需要“平等”陪伴。相反，我们从历史中更多看到的是，以“自由”之名追逐“平等”，结果败坏了“自由”，迎来了奴役。从斯大林主义，到大跃进和文革的极左运动，再到红色高棉的共产实验，每一次人类铲除“阶级不平等”的努力，都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实际上，这本《经济人的末日》是另一份佐证，告诉我们，祸患无穷的法西斯和纳粹同样源于对“平等”的孜孜追求。联想到我们建国后有一段时光，“平等”明目张胆地成为政治狂徒四处抢掠的借口，虽然捧读的是1939年的政治读物，但我并没有过时之感，反而觉得别有深意，意味悠长。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