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和发展

  《文化与社会》可以说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人文主义传统进行的一个系统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就是要肯定人的经验存在，强调具体当下，强调此时此地经验的独特性，这正与以往的人文主义传统针锋相对，后者不关心具体当下只关心普遍永恒。对于文化研究与永恒人性论之间的矛盾，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和先驱，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得更为明确：启蒙运动和古典人类学都以类型学的方法定义人性，他们努力将人的形象构筑成一个模式、一个原型，其结果都是个体间的差别、个体组成的群体间的差别退居次要地位，为了追求“大写的人”（形而上学的存在）而牺牲了“小写的人”（经验的存在）。格尔兹认为人类学研究不应如此，应该依据人的天生能力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转化为后者的方式来定义人，其研究重心也就由形而上的人转向了经验和具体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我读到了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人文主义新定义，这种人文主义并不意味着白璧德等人笔下那种假想的对立：“一方面是被认定为传统和经典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和知性表现不受欢迎的介入”，而是：“人文主义的核心是那种世俗观念；它能够按照维柯在《新科学》中阐明的原则而得到理性的认识，即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的只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只能够按它们被创造的方式来认识它们……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去年读到这些话时，我只是感到它似乎有些突破性，但不解其义。读过罗蒂的一些观点后，我突然明白它在说人文主义的核心在于创造：只有通过创造，人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里应对自如，才能保持向未来的敞开，而这又与雷蒙•威廉斯式的文化研究对当下经验的肯定、对行动的强调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