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这本书翻得比较快，隐约觉得里面的观点其实似曾相识，有点类似以前国内争论过的“法治与本土资源”的问题。如果概括一下，可以说是讨论了关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问题。
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读过一阵罗尔斯，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也是那时候看到的。那时候年纪还小，对这个东西很着迷，也很信服关于形式正义大于实质正义的那一套论证。后来看林达讲辛普森案，谈为什么辛普森会被宣布无罪释放，就隐约觉得有点问题。再后来出了东北刘涌案，一批专家以维护形式正义为由反对判刘涌死刑，终于让我明白这套东西搬到中国来不免淮橘为枳，纯粹沦为扯淡的理论。

苏力在他的《送法下乡》里谈到了法治方面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所谓实质正义，其实是指乡土本地的风俗习惯，而形式正义，则是指西方舶来的法治体系，苏力在书中的取舍态度是相当鲜明的，而这本书一如苏力本人一样，争议相当大，我个人一直是相当服膺的。这一次，这本《被治理者的政治》则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
作者提出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概念，按照我粗浅的理解，公民社会应当是指那种秩序与规则已经发展得较成熟完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治理行为纯粹成为一种行政事务，大家各司其职即可，在这里，形式正义自然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整个社会依赖其运转。然而在政治社会中，规则与秩序或者不够完善，或者形同虚设，在这里，治理行为则需要引入“政治”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无非就是脱离既有规则而另辟蹊径，这其中自然免不了种种博弈与妥协，虽然某种程度上讲，所有解决方案最终仍然是要遵循着一些更为古老而朴素的“形式正义”——天道人心，但如果将“形式正义”做一较狭义的理解，那么说在“政治社会”中更为注重实质正义倒也未尝不可。
这个区分很有意思，中国毫无疑问自然也是处于“政治社会”的阶段，这两种社会的区分可以很有力地为“法治与本土资源”的论题提供理论基础。在政治社会中，无疑存在着大量行为超越了合法性的范畴，作者举出了印度贫民的例子，非法占地、非法使用水电、逃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这些毫无疑问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然而，作为一个人，这些贫民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这一“实质正义”有力的支撑了他们的种种“不法行为”，而印度政府、水电公司等在面对这些行为时，也有意的放弃了从“形式正义”的角度去寻求解决方案，而是灵活的通过谈判等政治行为去处理冲突。
另一方面，在这些“政治社会”中，所有这些符合“形式正义”的治理制度，事实上都是“由那些对制度具有更大量知识和更大影响的人有效掌握”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对法律和行政权力的滥用，更是由于人民中另外那些部分根本“不具备要求他们有权要求的东西的意志和知识”，简单的讲，他们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去利用这套形式化体系，因而除了破坏这套与他们无关的体系外，他们别无选择。

下面插播时事评论，前不久，北大教授孙东西的一番言论惹起滔天巨浪，不过据我观察，99%的人事实上都并不了解孙的原话，在其传播过程中，有两点重要的歪曲，一是将“老shangfang专业户”偷换成了“shangfang者”，二是将“偏执型精神障碍”偷换为“精神病”。这种歪曲行为再次强化了我对大众以及一些“言论领袖”的看法，不过这一点不必再次啰唆。我想说的是，按照前面的理论，我们似乎确实拥有造谣、辱骂甚至某种程度的人身威胁的权利。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与那些上访者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缺乏安全感，现有的制度无法给予我们这些，甚至在不断破坏我们的安全感。在这种处境下，言语暴力或许仅仅只是一种最轻微的抵抗方式，只有通过这些突破“形式正义”界限的造谣、辱骂等言语暴力，我们才有希望与掌权者获得对话，取得其关注，进而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我，作为一个互联网顺民，虽然在智商上以及道德品质上不时的会鄙视一下许许多多的“网络暴民”，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最终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的，更可能是他们的言语暴力，而绝不会是我这些冷淡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