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圣山给主编白钢老师随手写的当时读后感
挺好的，书刚出来我就翻了一下，并且在当时看的时候就对丁耘老师的《共和国六十年》中对甘阳的评论有个地方表示不满，当然仅仅是一个小地方，整体上我还是很喜欢的。
丁耘在文中说：甘阳对儒学的心性-文化论说与政治-制度论说没有作出明确区分，这就表明，是否进行这样的区分乃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无论什么传统的儒家，都只能作为现代共和国的伦理资源而非政治制度发挥作用。在之后丁耘将甘阳与海国图志的那帮推崇夷狄强盗逻辑的学术与霸道政治的海盗相等同，（晚清儒家今文派的海国图志如今到了这帮不知天高地厚，思想见识浅陋，仅凭着自己留学海外所学的几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以为持着这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尚方宝剑这柄利剑，就完全可以狂妄无知的对西方一切其他政治思想和哲学，还有中国自家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儒家文教，王道政治与哲学不理会，见神杀神，见佛杀佛，遇圣杀圣，并且一味强力的推崇夷狄强盗逻辑的学术与政治，当年的今文家的海国力图复兴华夏的文教与王道政治的宏伟理想如今落到这等不堪地步，真不知究竟是学术和政治思想上的喜事还是悲哀。。。）就是丁耘认为甘阳老师对共和国的论证依然是施特劳斯的路线，他将甘阳与海国的中国施特劳斯派相等同，认为他们无论研究中国传统还是对于现代政体的看法就是符合施特劳斯的才采纳，这个看法对于海国的那些青年施特劳斯派还是可以的，但对甘阳来说则有失偏颇了，我举一下甘阳在1988年在完全还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前，在新加坡参加的儒学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所做的《儒学与现代》的报告中的一个列子，来简单反驳一下丁耘对甘阳的这种看法。
甘阳在还完全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前，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那篇文章中其实就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与后来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割裂作为我们儒家的传统，他当时所铺设的思想路线是借用西方近代历史中的伯克的政治保守主义，古典教育的浪漫主义与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三条历史思想线索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袁世凯张张勋复辟的保守政治，中国与海外新儒家的教育传统与毛泽东的激进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一一相对应起来。所以甘阳在那篇文章中认为毛泽东的历史仅仅是在学术层上摧毁了儒家的理论，但是在政治与社会的伦理与实践上，毛泽东所做的恰恰就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只是在政治话语上是不能用儒家来明言。但是对于当时八十年代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状况，甘阳则认为在政治上我们不该在简单回到毛的这条路线上来，在他那时候看来，他认为这样是在拉历史的倒车。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在文化与政治上，他的视野始终仍是韦伯的，其实对于甘阳，相比较更讲求实际行动的政治来说，甘阳在言说和学术上显然更注重文化的内涵，即使他后来在接触了施特劳斯，所引进施特劳斯与古典西学更多的还是一贯从他关注的文化方向，就像甘阳在《古典西学在中国》中所说的：“古典西学在中国”这样一个题目，其背后的文化冲动。他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开始部分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在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中充分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的核心价值。
对于文化上，甘阳还是一贯从一种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论出发，背后所支撑的仍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所必然导致的价值冲突这一“诸神纷争”这种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所以甘阳他特别强调了在哲学理论上，康德的那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可调和性，他提倡在我们时下已经出现改革的市场社会中，我们要用儒家的那种文化的永恒普遍绝对价值理性来批判市场经济与工商业的文明与精神。所以他在此反对海外新儒家的那种从儒家中开出现代的民主，市场与工商业文明的那种路向。所以当时在《儒学与现代》中，甘阳仅仅在文化的保守主义上让出了一番领地来让儒家在这里耕耘，并在一种很高的层次上让传统与现代的古今之争中对话与批判。但我们知道甘阳在后来有个明显的施特劳斯的转向，他在芝大接触了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后，他在政治上则明显又重新回到了毛与儒家传统这没有被割裂的这条路上来，所以他现在索性就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概念。我们都知道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思想思路正是从前两章韦伯的现代社会“诸神纷争”的价值冲突然后过渡到自然权利观念的起源与古典自然权利观念的三四章中来的，这对于甘阳的启发则是说西方人他们不是像他八十年代所理解的一味肯定自己的现代性，而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审视与批判自己的现代性，可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至少说到毛泽东的历史为止我们其实一直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甘阳早就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与社会中所践行的就是儒家的传统，传统与现代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出现分裂，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到毛泽东的历史这些现代西方种种对于现代性的问题的思考我们是没有的，对于我们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压根就不存在西方那些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他再次又回到了毛与儒家传统的这条路线上来直接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概念，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甘阳在思想上的每次转变都是很微妙而且是极其成熟的。
每每阅读甘阳的文章，总是能感到其中充满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气息，大气磅礴，文如其人，思想气息中正醇厚又不乏激情与理性深度，文章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一以贯之。上次与朋友讨论甘阳的《通三统》，海裔也在旁观摩，结束后海裔觉得我以甘阳的“未来型开放的呈现共时时间结构”切入得不错，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对于甘阳张显的文化背后的暗含政治上不能明言的“张三世说”的发挥才比较有意思，我一直觉得甘阳《通三统》这本书当中一直充满一种政治上不能明言的“隐微写作”，这可能也是他比起刘小枫，蒋庆更得施特劳斯与传统公羊家的政治哲学的隐晦教诲的写作方式的真义。我们只看甘阳在《通三统》的序言中只引用陈立与康有为这两个人就能略微知道其隐含的意思了，作为乾嘉朴学意义上的陈立《公羊义疏》是因为符合他文化上通三统的需要，而另一个晚清搞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的“三世说”则显然是甘阳这本书的政治上想说但却又不能明言的部分，另外我们再看他在《通三统》的序言分明布置了理解本书所暗含着的三条线索
1.陈立文化的通三统
2.康有为政治的三世说
3.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感
当然我论证的儒家与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上我和甘阳不是同一个进路的，甘阳在这个问题上论证是用我上面所提到的他所铺设西方近代历史中的伯克的政治保守主义，古典教育的浪漫主义与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三条历史思想线索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袁世凯张张勋复辟的保守政治，中国与海外新儒家的教育传统与毛泽东的激进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一一相对应起来。这种做法在思想上也未尝不可，但中西与历史时间与年代上的跨越之大，如果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史料文献上得到证明和对应起来那将是极度困难的，当然在哲学上我完全可以为甘阳的这种思想的论证做个辩护，我在这论坛里所发的当代大儒徐梵澄怀毛泽东的两首诗与《陆王学述》中谈到毛泽东的政治就是儒家王道政治就是为甘阳做辩护的部分内容。不过对于儒家与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上这个问题我的论证其实很简单，就是从西方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与传统公羊政治哲学义理上的完全相通出发。
以上算是我看完此书对于丁耘老师的一个小小的不满之处的看法，丁耘一直是我近几年来最喜欢的学者之一，给我的感觉是扎实做思想与学问的，这点小小的错误也瑕不掩瑜，古语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像丁耘老师这样的智者千虑中可能也偶而略有马蹄失足时，而我这样愚笨的后生千虑中，可能偶尔也有一得，也希望丁耘老师多对后生一时狂谬所言多指正，对于agathos老师，我了解的不多，我至今只看到过《希腊与东方》这本书中的Ex oriente lux （光从东方来）——论希腊精神中的东方因素的短小文章，还有古典西学在中国的“神系冲突与神话构建”的简短发言，不过就这短小文章和一次简短的发言已经让我完全喜欢上agathos老师了，agathos老师敏锐的触及到了思想中最为核心与最深刻的问题，我相信agathos老师以后一定会将对于中国近代思想与历史的研究和东方与希腊的语言与精神诸源头性的思想与学术研究带到最高端与最深处。
http://www.aetas.cn/bbs/htm_data/2/0905/1519.html
丁耘在文中说：甘阳对儒学的心性-文化论说与政治-制度论说没有作出明确区分，这就表明，是否进行这样的区分乃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无论什么传统的儒家，都只能作为现代共和国的伦理资源而非政治制度发挥作用。在之后丁耘将甘阳与海国图志的那帮推崇夷狄强盗逻辑的学术与霸道政治的海盗相等同，（晚清儒家今文派的海国图志如今到了这帮不知天高地厚，思想见识浅陋，仅凭着自己留学海外所学的几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以为持着这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尚方宝剑这柄利剑，就完全可以狂妄无知的对西方一切其他政治思想和哲学，还有中国自家的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儒家文教，王道政治与哲学不理会，见神杀神，见佛杀佛，遇圣杀圣，并且一味强力的推崇夷狄强盗逻辑的学术与政治，当年的今文家的海国力图复兴华夏的文教与王道政治的宏伟理想如今落到这等不堪地步，真不知究竟是学术和政治思想上的喜事还是悲哀。。。）就是丁耘认为甘阳老师对共和国的论证依然是施特劳斯的路线，他将甘阳与海国的中国施特劳斯派相等同，认为他们无论研究中国传统还是对于现代政体的看法就是符合施特劳斯的才采纳，这个看法对于海国的那些青年施特劳斯派还是可以的，但对甘阳来说则有失偏颇了，我举一下甘阳在1988年在完全还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前，在新加坡参加的儒学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所做的《儒学与现代》的报告中的一个列子，来简单反驳一下丁耘对甘阳的这种看法。
甘阳在还完全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前，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那篇文章中其实就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与后来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割裂作为我们儒家的传统，他当时所铺设的思想路线是借用西方近代历史中的伯克的政治保守主义，古典教育的浪漫主义与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三条历史思想线索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袁世凯张张勋复辟的保守政治，中国与海外新儒家的教育传统与毛泽东的激进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一一相对应起来。所以甘阳在那篇文章中认为毛泽东的历史仅仅是在学术层上摧毁了儒家的理论，但是在政治与社会的伦理与实践上，毛泽东所做的恰恰就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只是在政治话语上是不能用儒家来明言。但是对于当时八十年代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状况，甘阳则认为在政治上我们不该在简单回到毛的这条路线上来，在他那时候看来，他认为这样是在拉历史的倒车。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触施特劳斯，在文化与政治上，他的视野始终仍是韦伯的，其实对于甘阳，相比较更讲求实际行动的政治来说，甘阳在言说和学术上显然更注重文化的内涵，即使他后来在接触了施特劳斯，所引进施特劳斯与古典西学更多的还是一贯从他关注的文化方向，就像甘阳在《古典西学在中国》中所说的：“古典西学在中国”这样一个题目，其背后的文化冲动。他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开始部分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在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中充分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的核心价值。
对于文化上，甘阳还是一贯从一种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论出发，背后所支撑的仍是韦伯对于现代社会所必然导致的价值冲突这一“诸神纷争”这种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所以甘阳他特别强调了在哲学理论上，康德的那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可调和性，他提倡在我们时下已经出现改革的市场社会中，我们要用儒家的那种文化的永恒普遍绝对价值理性来批判市场经济与工商业的文明与精神。所以他在此反对海外新儒家的那种从儒家中开出现代的民主，市场与工商业文明的那种路向。所以当时在《儒学与现代》中，甘阳仅仅在文化的保守主义上让出了一番领地来让儒家在这里耕耘，并在一种很高的层次上让传统与现代的古今之争中对话与批判。但我们知道甘阳在后来有个明显的施特劳斯的转向，他在芝大接触了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后，他在政治上则明显又重新回到了毛与儒家传统这没有被割裂的这条路上来，所以他现在索性就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概念。我们都知道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思想思路正是从前两章韦伯的现代社会“诸神纷争”的价值冲突然后过渡到自然权利观念的起源与古典自然权利观念的三四章中来的，这对于甘阳的启发则是说西方人他们不是像他八十年代所理解的一味肯定自己的现代性，而是也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审视与批判自己的现代性，可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至少说到毛泽东的历史为止我们其实一直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甘阳早就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与社会中所践行的就是儒家的传统，传统与现代无论在文化还是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出现分裂，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到毛泽东的历史这些现代西方种种对于现代性的问题的思考我们是没有的，对于我们根本就是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压根就不存在西方那些对于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他再次又回到了毛与儒家传统的这条路线上来直接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概念，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甘阳在思想上的每次转变都是很微妙而且是极其成熟的。
每每阅读甘阳的文章，总是能感到其中充满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气息，大气磅礴，文如其人，思想气息中正醇厚又不乏激情与理性深度，文章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一以贯之。上次与朋友讨论甘阳的《通三统》，海裔也在旁观摩，结束后海裔觉得我以甘阳的“未来型开放的呈现共时时间结构”切入得不错，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对于甘阳张显的文化背后的暗含政治上不能明言的“张三世说”的发挥才比较有意思，我一直觉得甘阳《通三统》这本书当中一直充满一种政治上不能明言的“隐微写作”，这可能也是他比起刘小枫，蒋庆更得施特劳斯与传统公羊家的政治哲学的隐晦教诲的写作方式的真义。我们只看甘阳在《通三统》的序言中只引用陈立与康有为这两个人就能略微知道其隐含的意思了，作为乾嘉朴学意义上的陈立《公羊义疏》是因为符合他文化上通三统的需要，而另一个晚清搞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的“三世说”则显然是甘阳这本书的政治上想说但却又不能明言的部分，另外我们再看他在《通三统》的序言分明布置了理解本书所暗含着的三条线索
1.陈立文化的通三统
2.康有为政治的三世说
3.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感
当然我论证的儒家与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上我和甘阳不是同一个进路的，甘阳在这个问题上论证是用我上面所提到的他所铺设西方近代历史中的伯克的政治保守主义，古典教育的浪漫主义与激进革命的社会主义三条历史思想线索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袁世凯张张勋复辟的保守政治，中国与海外新儒家的教育传统与毛泽东的激进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一一相对应起来。这种做法在思想上也未尝不可，但中西与历史时间与年代上的跨越之大，如果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史料文献上得到证明和对应起来那将是极度困难的，当然在哲学上我完全可以为甘阳的这种思想的论证做个辩护，我在这论坛里所发的当代大儒徐梵澄怀毛泽东的两首诗与《陆王学述》中谈到毛泽东的政治就是儒家王道政治就是为甘阳做辩护的部分内容。不过对于儒家与毛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相通上这个问题我的论证其实很简单，就是从西方左翼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与传统公羊政治哲学义理上的完全相通出发。
以上算是我看完此书对于丁耘老师的一个小小的不满之处的看法，丁耘一直是我近几年来最喜欢的学者之一，给我的感觉是扎实做思想与学问的，这点小小的错误也瑕不掩瑜，古语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像丁耘老师这样的智者千虑中可能也偶而略有马蹄失足时，而我这样愚笨的后生千虑中，可能偶尔也有一得，也希望丁耘老师多对后生一时狂谬所言多指正，对于agathos老师，我了解的不多，我至今只看到过《希腊与东方》这本书中的Ex oriente lux （光从东方来）——论希腊精神中的东方因素的短小文章，还有古典西学在中国的“神系冲突与神话构建”的简短发言，不过就这短小文章和一次简短的发言已经让我完全喜欢上agathos老师了，agathos老师敏锐的触及到了思想中最为核心与最深刻的问题，我相信agathos老师以后一定会将对于中国近代思想与历史的研究和东方与希腊的语言与精神诸源头性的思想与学术研究带到最高端与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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