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之反对革命，保皇立宪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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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之反对革命，保皇立宪浅析
——守旧还是洞见？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举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由此，秉持革命观的正统历史话语开始将康有为分为两半来评价：维新的康有为是进步的、有洞见的；保皇立宪的康有为是守旧的、反动的。
可是细想下去，自然会开始疑惑，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是分裂的、矛盾的吗？康有为为什么没有顺应所谓的“历史潮流”投入革命，而是拼命保皇，要求立宪，他究竟是出于何种考量呢？
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回顾康有为的言论与思想，然后反观这一百年的历史，重新理解康有为。
一．康有为的知识构成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 汨其灵明, 因弃之”， “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
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向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2]
戊戌变法以前的康有为，知识上是将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与儒家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在一起，于是他能够深入体会到中国人所思所想，探索维新之途径。如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一方面体现了他知识背景，浸透着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却能引导人们对几千年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典籍产生怀疑，使人们从"圣经贤传"的禁锢下开始解放出来，这种"疑古"思潮同他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结合起来，引领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
但那时的康有为还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直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对于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有了切身的感受，著下《大同书》、《各国游记》之时，他的经历、知识、思考才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制度、现实等要素结合起来，使他开始以更广阔深远的眼光看待中国形势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那时候思想已成熟的康有为，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呼声与形势，给出的答案却依旧是：不可革命？
二．革命之险境
1902年，康有为收到保皇会会员等各方人士的来信，表达对立宪的理想深致失望，要求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实现自立。他的学生梁启超、欧榘甲也开始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康有为发出《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予以驳斥。后一封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出色的经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以深刻的洞见，缜密的逻辑表达了他的“不可革命”的观点。现摘抄几段：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民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馀十馀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则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3]
“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之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阶梯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4]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省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5]
“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人，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6]
篇幅有限不再继续罗列原文。在康有为看来，革命非常残酷，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也"。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
在这篇书里，康有为还提到，“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7]
细细思量康有为的话语与观点，虽然确实能够感受到其保守的感情、缺漏的判断，但更多看到的却是他基于深厚学识与经验的结合所得的洞见，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审视世事，而不因一时激情与民情摇摆。
三 渐进之民主
当我们更进一步去了解康有为，我们知道康有为很早就开始酝酿，1901-1902写成的《大同书》中体现的政治观点是非常激进的：“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总政府及区政府皆有民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8]。他甚至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指出在大同之世，人人平等，建立财产公有制，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9]
可是，内心的政治观念非常激进，甚至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康有为，在政治道路实现上一直反对革命，要求保皇立宪，以致虚君共和。实际上，这并不是矛盾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0]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1]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12]
至此，康有为真正的想法才在历史的尘埃中逐渐清晰起来，在革命话语简单粗暴的否定中渐渐解脱出来。
四 历史的慨叹
一九一二年，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二日，康有为在为《不忍》杂志做的序言中说到：“于是吾遂靡靡喋喋，不能已于言：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纷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13]
康有为忧国爱民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即使他的观点在当时乃至之后都受到激烈的批判与道德指责。
然学理可辩，历史难改。
今日重读康有为，对照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不惊叹于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甚至在细节上都没有逸出康有为的预测。中国的历史越来越陷入激进主义的革命不能自拔。草创的民国被各路野心家瓜分，军阀混战，人如草芥。外敌趁机渔利，其后乃至大举入侵，以中国为战场。既外敌已逐，又两党相争。待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更多更大的苦难更是如潮水向中国人民涌来。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至康有为之后一百年中国这纷繁的革命又不知葬送了多少鲜活生命。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历经百年，在累累白骨上依旧没有搭建出一个革命家们许诺的、野心家宣传的真正的宪政民主共和国。
历史之诡谲在于，在那时那刻的中国，终无条件去实现康有为之维新、君主立宪的理想，民众革命的热情一旦膨胀起来，则更是听不进这“保守”、“迂腐”的言论。
革命并非一定失败，更不能说一定错误。但激进革命要成功比起维新渐进，恐还要仰赖更多重要条件与机遇，所谓难上加难。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比起争取现有权威改进，恐怕更是天真。更不要说，激进革命中个人生命价值全被政治目的取代，煽动仇恨，彼此分裂混战，无穷无尽的生命付诸自相残杀的枪炮。而暴力革命胜利后却难以获得常态运行之政府，易导向新的暴政，以自由民主为目的之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落入历史兼具慨叹与讽刺的怪圈。
人之自负，不顾各国的条件、历史、经验，不顾许多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排斥以进化理性原则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发展，而总想以建构理性、舆论、暴力、激情的革命强行推进社会跨越式发展，一步到位解决社会问题，最终被证明是天真且致命的。
然而另一面，民众狂热退却后又消极犬儒，以虚无的价值看待历史与社会，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再加统治者自利保守、腐化残暴，又为社会积累矛盾与失望，终使渐进的、理性的努力被有志之士和大众抛弃，不顾危险愤然转向革命，可能就又投入了历史的新的怪圈之中。
此中种种争论，博弈，选择，战争、分合会通往何方，亦非陷于时景的普通人之小智慧能够洞见，结局怎样，恐怕真的要归于靡常的天命，留后人慨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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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学网 康有为 http://www.guoxue.com/master/kangyw/kangyouwei.htm
[2] 维基百科 康有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B7%E6%9C%89%E4%B8%BA
[3]《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 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P474
[4] 《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 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P474
[5] 《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 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P479
[6] 《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 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P482
[7] 《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P487
[8]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9] 百度百科 大同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43031.htm
[10]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P34
[11] 《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 孟子微序 P471
[12]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王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5
[13] 《 康有为政论集》，沈志均，中华书局，1998 P769 不忍杂志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