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亲切地问候梁文道
众所周知，梁文道在我心目中，是和余秋雨并蒂的文化奇葩。追根溯源，是因为一次看凤凰卫视，不知聊什么话题，梁文道突然脸一沉，正色道：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完，他深深凝望了一下摄影机镜头，仿佛在说：看到没有，我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都变了。就这么一个囧囧的眼神，梁文道的智力水平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了。如果比傻，余秋雨是A，于丹是C，梁文道就刚好夹在了中间。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信条没少人相信了？太简单了，不是因为人们信心不足，而是因为这句话太荒谬。首先，如何定义“无产者”，而且要适用于全世界？这本身就不可能。美国的无产者可能开着二手车四海为家，北欧的无产者享受着国家的高福利，北朝鲜连领袖金正日都是无产者，香港的无产者有可能在大陆包了二奶。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人，怎么联合得起来，靠什么联合？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产者斗争的目标和对象，竟然会和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无产者一样？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这就是当时我在心中对梁文道的问候。我质疑的要点是：不同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如何有统一的标准鉴别无产者？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无产者”从来不是精确的概念，它只是用来表达穷人对富人的嫉恨。最近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发现还有另一种方法，同样可以亲切地问候梁文道。奥尔森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有办法鉴别无产者，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却依然不能达到“联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无产者联合之后，“就像任何一个潜在的集团中一样，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会发现如果实现共同目标所必需的成本或牺牲由他人承担，这对他有利。”即是说，这个集团中的无产者都会尽可能地攫取个人利益，而“不会产生争取阶级权益的行为”。结果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了一句空话，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让这些无产者都为了公益而放弃私利，那该怎么办呢？只能采取非常的强制力，逼迫每个人放弃个人选择而去追求整体的目标。于是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成了大兵营，而这个无产集团统治的世界就成了一座大监狱。
奥尔森是“公共选择”学派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他的代表作，专门探讨集团和组织理论。书里分析了各种集团和组织，有企业、工会和形形色色的压力团体。国家也是集团，是其中最巨型的一种。奥尔森挑战的是这样一条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集团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他通过演绎和归纳，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指出，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了，个人看不见自己与共同利益的直接关系，就倾向于将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转嫁到别人头上，以获得平均化的个人收益。俗谚有云“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集团就是这样，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很多大集团并未消亡，它们看上去生机勃勃，经久不衰？奥尔森说，这是因为集团的组织者采取了手段，去解决个人无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问题。市场中的企业集团，往往通过经济上的激励手段，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尽量协调起来。由于缺乏竞争，非市场集团主要依靠强制措施，使得个人服从集体，维持集团的运转。国家就是这样一种集团，虽然它总是鼓吹爱国主义，或者通过别的意识形态作为感召，力求让人们自觉自愿自发地为国家利益做贡献，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自愿集资和捐款而生存，它从来是靠强制的付款——税收。可以说，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制。所以，不要妄图感动它，它永远也不会放弃利爪。即使通过民主驯服了它，它仍有可能突然兽性大发，伸出利爪伤人。
在奥尔森的理论里，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样的结论很容易在我们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一个民营企业的规模从小到大，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持团队凝聚力。还有，“合伙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形式，而当伙伴数量很大时却往往不能才成功，这一事实为小集团的优势提供了又一佐证。”如果比较我国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运作——前者比后者低效能，奥尔森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他说非经济集团的理性要比经济集团小，因为“经济生活中有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系，其成败也有标准”。 至于市场中的和垄断中的经济集团，奥尔森则提供一个有力的观察，“市场中的企业哀叹竞争的加剧，而在非市场中条件提供集体物品的社团几乎总会欢迎新成员。”中国的企业发展状况就是如此，虽然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大集团的并不多。相反，效率低下的国企却不断重组、兼并和扩张，集团化的步子迈得很大，小的变成大，大的变超级大。
不过，虽然我们知道了小集团、经济集团和竞争的经济集团的优势，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大集团、非经济集团和垄断的经济集团去争取“共同利益”。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集体行动中，更愿意选择强制，而不是激励。奥尔森对此没有做出说明。而我自己的粗陋的想法是，这恐怕和财产所有权问题有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资产是产权不清晰的，被视为“公共的”或“集体的”，为了使用和处置它们，政府及各种政治性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生存也全系于此。但由于缺乏精确的“分利”标准，所以这类集团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强制。那么，一个市场条件下的运作良好的私人企业，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走上规模化，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大集团呢？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产权问题。因为企业发展中会产生新增的财富，企业的管理者想抢在这些财富分配到所有者名下之前，将它们占有。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企业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往往来自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奥尔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管理人员能够控制大公司，而且有时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的权益，这一事实令人惊讶”。实际上，答案可能很简单，管理层不能像所有者一样分配，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膨胀，使得所有权分散、分利者众多，这样来达到自己获益更多的目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回到梁文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问题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无非是增进他们的利益。前面我引用奥尔森的论述，已经证明这不可能。如果说相对于“无产者”，“有产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那也不是依靠“联合”的，有产者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无产者”要想增进利益，无非是：一、成为有产者；二、参加市场竞争。第一条出路并非不可能，如今的中国，很多人看上去贫困，实际上他们拥有一定资产，只是这些资产的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身上，使得他们的财产成为死财产，要改变则何种状况完全可以借助私有化改革，关键是政府有无这样的决心。第二条出路，就是无产者通过向他人提供服务来获得酬劳，逐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参考奥尔森的意见，要找工作，最好不要选择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治性团体，因为这些集团缺少激励手段，对无产者的脱贫致富没有太大的好处。这个建议其实挺靠谱的，放眼看看今天的中国，解决“无产者”的就业，到底是政府及其经济组织做的多，还是私企民企外企做的多，就一目了然了。没错，“全世界无产者竞争起来”，这就是我的政治口号。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能见到梁文道，请你务必将这句话转达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我对他的亲切问候。一次问候，或许不能带来一丝温暖，但却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这就是当时我在心中对梁文道的问候。我质疑的要点是：不同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如何有统一的标准鉴别无产者？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无产者”从来不是精确的概念，它只是用来表达穷人对富人的嫉恨。最近看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发现还有另一种方法，同样可以亲切地问候梁文道。奥尔森的观点是，即使我们有办法鉴别无产者，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却依然不能达到“联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无产者联合之后，“就像任何一个潜在的集团中一样，阶级中的每一个人会发现如果实现共同目标所必需的成本或牺牲由他人承担，这对他有利。”即是说，这个集团中的无产者都会尽可能地攫取个人利益，而“不会产生争取阶级权益的行为”。结果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了一句空话，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让这些无产者都为了公益而放弃私利，那该怎么办呢？只能采取非常的强制力，逼迫每个人放弃个人选择而去追求整体的目标。于是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成了大兵营，而这个无产集团统治的世界就成了一座大监狱。
奥尔森是“公共选择”学派里非常重要的一位经济学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他的代表作，专门探讨集团和组织理论。书里分析了各种集团和组织，有企业、工会和形形色色的压力团体。国家也是集团，是其中最巨型的一种。奥尔森挑战的是这样一条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集团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他通过演绎和归纳，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指出，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了，个人看不见自己与共同利益的直接关系，就倾向于将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转嫁到别人头上，以获得平均化的个人收益。俗谚有云“二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集团就是这样，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很多大集团并未消亡，它们看上去生机勃勃，经久不衰？奥尔森说，这是因为集团的组织者采取了手段，去解决个人无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问题。市场中的企业集团，往往通过经济上的激励手段，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尽量协调起来。由于缺乏竞争，非市场集团主要依靠强制措施，使得个人服从集体，维持集团的运转。国家就是这样一种集团，虽然它总是鼓吹爱国主义，或者通过别的意识形态作为感召，力求让人们自觉自愿自发地为国家利益做贡献，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自愿集资和捐款而生存，它从来是靠强制的付款——税收。可以说，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制。所以，不要妄图感动它，它永远也不会放弃利爪。即使通过民主驯服了它，它仍有可能突然兽性大发，伸出利爪伤人。
在奥尔森的理论里，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样的结论很容易在我们的现实中得到证明。一个民营企业的规模从小到大，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持团队凝聚力。还有，“合伙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形式，而当伙伴数量很大时却往往不能才成功，这一事实为小集团的优势提供了又一佐证。”如果比较我国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运作——前者比后者低效能，奥尔森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他说非经济集团的理性要比经济集团小，因为“经济生活中有很容易计算出来的关系，其成败也有标准”。 至于市场中的和垄断中的经济集团，奥尔森则提供一个有力的观察，“市场中的企业哀叹竞争的加剧，而在非市场中条件提供集体物品的社团几乎总会欢迎新成员。”中国的企业发展状况就是如此，虽然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大集团的并不多。相反，效率低下的国企却不断重组、兼并和扩张，集团化的步子迈得很大，小的变成大，大的变超级大。
不过，虽然我们知道了小集团、经济集团和竞争的经济集团的优势，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大集团、非经济集团和垄断的经济集团去争取“共同利益”。或者说，为什么很多人在集体行动中，更愿意选择强制，而不是激励。奥尔森对此没有做出说明。而我自己的粗陋的想法是，这恐怕和财产所有权问题有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资产是产权不清晰的，被视为“公共的”或“集体的”，为了使用和处置它们，政府及各种政治性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生存也全系于此。但由于缺乏精确的“分利”标准，所以这类集团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强制。那么，一个市场条件下的运作良好的私人企业，为什么总是不可避免地走上规模化，不断扩张，最终成为大集团呢？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产权问题。因为企业发展中会产生新增的财富，企业的管理者想抢在这些财富分配到所有者名下之前，将它们占有。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企业大规模扩张的动力往往来自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奥尔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管理人员能够控制大公司，而且有时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的权益，这一事实令人惊讶”。实际上，答案可能很简单，管理层不能像所有者一样分配，他们希望通过组织膨胀，使得所有权分散、分利者众多，这样来达到自己获益更多的目的。
现在，我觉得可以回到梁文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问题了。“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的，无非是增进他们的利益。前面我引用奥尔森的论述，已经证明这不可能。如果说相对于“无产者”，“有产者”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那也不是依靠“联合”的，有产者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如果“无产者”要想增进利益，无非是：一、成为有产者；二、参加市场竞争。第一条出路并非不可能，如今的中国，很多人看上去贫困，实际上他们拥有一定资产，只是这些资产的产权没有明晰到个人身上，使得他们的财产成为死财产，要改变则何种状况完全可以借助私有化改革，关键是政府有无这样的决心。第二条出路，就是无产者通过向他人提供服务来获得酬劳，逐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参考奥尔森的意见，要找工作，最好不要选择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治性团体，因为这些集团缺少激励手段，对无产者的脱贫致富没有太大的好处。这个建议其实挺靠谱的，放眼看看今天的中国，解决“无产者”的就业，到底是政府及其经济组织做的多，还是私企民企外企做的多，就一目了然了。没错，“全世界无产者竞争起来”，这就是我的政治口号。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能见到梁文道，请你务必将这句话转达给他，并告诉他这是我对他的亲切问候。一次问候，或许不能带来一丝温暖，但却可能纠正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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