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_风土
《风土》
译者: 陈力卫
作者: 和辻哲郎
ISBN: 9787100048309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本书旨在阐明人的存在方式与风土的关系，而不是论述自然环境如何制约人的生活。……尽管需要不断地涉及风土的形态问题，但我们始终把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并不视为自然环境。
我们都生存在某一块土地上，不管情愿与否，这块土地的自然环境总是“包围”着我们，这一事实从常识上看显而易见，于是便有人将这种自然环境当作自然现象逐一加以考察，进而论及该现象对“我们”的影响等问题。其中有的把“我们”作为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现象；有的则是作为国家形成这一实践运动的参与者。
……所以，于寒冷中发现自己的，从根本上看是相互关系上的我们大家。
……但是，我们并非孤立地体验寒冷，而是在与温暖、暑热的关联中在风吹、雨雪、阳光等各种关联中去体验。
……风土中的自我发现正是反映在这些手段、方式的发现上，而不是去理解“主观”。
而且，寒暑、暴风、洪水，不单是我们现在所要共同防御的，我们的祖先亘古以来为之积累的智慧也化作我们的力量。……各式各样的制约按其轻重缓急构成一种秩序，最终成为某一地方的房屋样式。……这一点在“食物”上反映得更为显著。与粮食生产关系最大的是风土。人们不是因为想吃鱼、肉，才选择了畜牧或打鱼，而是因风土决定之后，才会想要吃鱼或肉。
……我们已阐述了风土现象是如何作为人类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
这种心情、情绪、态度不应只视为单纯的心理状态，而应看成我们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不是由我们自由选择的，而是“早已约定”好的、负载于我们身上的。
在那里，逆来顺受便意味着死。而潮湿的自然威力却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威胁，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死”的威胁。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认为，季风地带的人的特征就是忍受和顺从，体现这一特征的正是“潮湿”。
“夏天”是一个节气，这节气又是人的存在方式，光是气温高、日光强还不能说是“夏天”。……没有夏天的“氛围”便不能成其为夏天。夏天有其所制约的特定的存在方式，我们在南洋发现的只不过是早已习惯的“夏天”的存在方式而已。
这种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气候，不同于那种不断推移的、仅为季节之一的夏天。人们心中的夏天正是随季节而变的一种心态，南洋人理解不了这种变化。
尽管缺乏“时间变化”，却存在“空间变化”，能理会这点的人都认为，南洋的单调只是季节的单调，而非内容的单调。
印度人尤擅长这种感受。因而，他们特别缺乏历史观，但却对丰富的人生观察得极为透彻。
有的学者为之辩护说：印度艺术家在其构图中汇集了种种生灵应有尽有的形态，本身就是为了象征所有生灵的统一。
人们不光在形态上，而且在有无生机上来捕捉风土，它不仅是沙海，还有突兀的岩石、巍巍的山脉、累累的石砾、干涸的河床。人们于此山河中发现了另一世界：没有植物、也没有生物，恰似无人的家，失去生机、一派空虚。这些景象也是desert。但是，当风土被称为desert时，就不单纯是指外界自然，它成了人与世界统一的一种关联。正如一所房屋、一条街可以成为desert一样，某一风土也能成为desert。这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并非单纯的人，而是具有个人、社会双重性的人），不是独立于人的“自然”的特性。
自然的沙漠正是这种抽象，而“抽象”又是人的能力中的重要特性之一，靠抽象，具体的东西才得以澄清其内容。
与此相比，我们的海是获取食物的田地，而不是交通要道。
夏季的干燥和冬季的湿润抑制了杂草的繁衍，从而使欧洲全土化为牧场，这便决定了农业劳动的性质。日本的农业劳动核心任务是除草，不除去杂草稍有怠慢的话，耕地马上会退化为荒地。不光如此，除草特别表现在“除田里的草”，即正逢日本农村最为辛苦的时节——决定日本住宅式样的时节，也就是说要在三伏酷暑时与这些顽固的杂草做斗争，这期间正是它们猛长的时侯，稍一懈怠，就等于放弃了农活儿。
……农活儿不必防范什么，只是一味进攻型的耕作、播种、收获。
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拿夏天的劳动和冬天的劳动作比较吗？的确如此，获取主食的劳动性质不同。地中海地区夏天的劳动是栽培橄榄和葡萄，这不是主食的耕作，而且这种农活儿是持久性的，不像水稻插秧那么急促。
大雨少到什么程度，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堤坝。
风弱也明显反映在树木的形状上。那里的树像植物学的标本一样端正而有规律。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欧洲的自然科学正是出自其牧场式的风土之中的。
久而久之，这种冒险、征服和权力欲开始支配整个生活，比粮食本身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为猎取禽兽而战，并不值得付出生命，因为禽兽并不那么高贵。而豁出性命所获得的征服感，或由此而成的权力才是崇高的。
由争斗引发创造，这就是竞争精神。
希腊人的创造就是凭着这种竞争精神，这一精神是以农牧生活的解脱、使用奴隶从事生产为前提的。
希腊城邦的建成，导致了奴隶制，也使希腊市民从衣食住等日常劳动中解脱出来。此时，市民们可以站在“旁观”“眺望”的立场与劳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们成为市民伊始就充溢着竞争精神，所以“旁观”并不是活动的停止，而是一种竞相观察的立场，于此必然兴起旺盛的艺术创作及知识创新。
“观察”并非只反映已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发现新的东西。
因此，观察与创作密切相关，但为此必须首先纯粹站在观察的立场上。如果只是作为手段来观察的话，就不会超出其目的所限的范围。
因此在希腊，不是几何学知识将艺术引导到规则的几何形状中去的，而是在几何学成立之前已经有艺术家找出了几何学上的比例关系。
在自然难以预测、极不规律的地方，这种合理性是不易发现的，因此不光是植物及山野的形状没有规律，人体比例也表现不出均等。所以，艺术家不可能像希腊人那样在规则的形状和比例中追求作品的统一。
但希腊人没想建造那种超出水的制约的巨大水渠，反倒认为该由此去限制城邦的规模。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中人事组织的任务分工上便决定了其规模。因为人口密度以市民之间得以相互了解为佳。所以，城邦从本质上看是不该成为大城市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打破水的制约。这种想法必然要认可其他城邦的共存。
这样看来，罗马的水道打破了城邦的范围，即否定了城邦的并存。换言之，它是要求绝对统一的象征。
这是湿气、阳光、寒冷的合奏曲，单凭寒冷是无法奏出的。
……农民傍晚回家时可以将农具留在地里。我们看惯了日本农民扛着锄头从地里归来，洗净泥土收放起来的情景，农民们怎么也想不到可以把农具搁在地里一夜而不生锈。
也就是说不管城市也好、整个大地也好，排水设施之简陋正说明雨下得适度、和缓。
斯宾格勒所说的阿波罗精神和浮士德精神之别，正是抓住了两者的要害。在希腊那透澈明朗的阳光下，所有物体呈现为雕塑状，无数个体各显其形。从这种“显象”的世界中很难找到排除了个体的、那种一致的、无限的空间。而在西欧那阴暗的天色下，所有物体都朦胧模糊、轮廓不明，正是这种包容混沌的无限空间，反而需要强烈地表现自我。同时它也是向往无限深邃的一种指标，引起人们内在的强有力的反思，由此而产生强调主观意识和主张精神至上的思潮。
这样一来，我们固有的海与河的概念便一举崩溃。
所以冒着危险本身也就是最好的防御法，没法子的态度里总是含有这种打算和不动声色的意志，这正是无政府保护下的生活的强处。
若动辄浪费感情，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表情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国家保护，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担心能否受到保护之事。
男女有别已经是对这一关系的把握，关系中的一方为男、另一方为女，不扮演这角色的“人”是尚未成为男人或女人的人，将这种不管怎样结合在一起，都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所以，我们在说男人、女人时，已经给人扮好了关系中的角色。因此，“人”尽管可以是独身，但“男女”之间相互缺少任何一方，其关系便不复存在。
如果纽约是城市中因高度而弊病百出的国际性例子的话，那么东京大概称得上是因广度而问题丛生的城市了。
家消失了，只剩下个人与社会。
可是那种西洋式的长排房屋不但建造时需要共同合作，其存在还要考虑到房客的共同态度。
我们应该还能举出许多根源于“家”的“稀奇”现象。不过它们最终都要归结到那最最平凡的街景，即蹲伏在野猪似的火车面前、又奇特又矮小的“家”上面。
不过，正因为世界貌似化作了“一体”，反而使我们更容易去反省：在世界曾经分成几块，地域差异显著的时代，这种差异与艺术形式究竟有着怎么密切的关系呢？
（一）不同艺术如何体现其不同？（二）其特殊性与“地域”的特殊性有何种关系，或曰“地域”的特殊性是怎样决定艺术创造力的？
这一点我们从雕刻家留下的凿痕中也能找到根据，比如覆盖着右脚滑落的衣物褶子，通常会使我们从衣物重量的印象上来看待自上而下“滑落”的效果。可是这里留下的明显凿痕告诉我们，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表现凹凸而并没有在自上滑下这点上着意。凹陷处的雕刻粗糙随便，说明与凸部间的平滑连接几乎根本没加考虑。
但是雕刻者却十分注意凹陷的“程度”，这也清楚地说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起伏问题。所以，衣纹的起伏感与肉体的起伏感一边明确地显示着不同，一边又互相牵连交合在一起。
而我们的绘画上更占重要位置的还是具有时间性提示的特殊制作手法，那就是画卷式的制作。
这另外还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寒暑表也显示欧洲一天之内的气温有高有低，但那仅仅是物理上的事实，而在我们的心情上绝没有那么显著。
近代历史学中作为主要问题的“发展”这一观念据说在古代是不存在的，相反，人们对于各类国民的特殊性却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他们认为该特殊性主要受风土的特殊性所制约。这种观点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也已有散见，不过把它归纳成为一种理论的是以医学之祖称号而闻名的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公元前460—377）。当然，事实上他并非“医学之祖”，在他之前医学、生理学已经存在了。只是他在这些材料前面排斥了抽象原理，抓住其经验里面具体出现的人，通过归纳各个特殊情况，试图建立起一个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法则，不过他虽然从特殊出发，却没有忘记学习自然哲学家所运用的普遍方法论，在普遍条件下给特殊分类是他的主要努力目标。
对施勒策而言，风土是给民族定形，把民族推向各种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因素。它不只是根据“食物的种类”来影响人的身心，也不只是通过空气的湿度和温度来影响人的性情。它竟是让人们拿出各种态度去征服自然改变自然，换言之，是让人们在同自然的搏斗中彼此结合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
但是，赫尔德的显著特点是他在结合历史解说风土时并未把风土作为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而是把它看作其内部的东西反映在外部的“记号”（Zeichen）来处理的。他瞄准的目标是要捕捉风土的精神，创立关于人的全部思维能力和感受能力的风土学（Klimatologie aller menschlichen Denk-und Empfindungskrafte），这就是他在风土学历史上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
关于人，其形态无非是内部冲动构造的外皮而已，而且其形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其各个部分无论进行多么精心的解剖，仍然无法理解整体的意义。正像在语言中，单个的文字的确属于语言，但是具有意义的是连缀成整体的词语，而不是单个的文字。所以，在这里学问的方法就是指通过外在形态指示内在和从文字组合开始理解意思两件事。
所谓风土，一言以蔽之，即是地球上各块土地固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东西，它能够在经过敏锐的观察之后被叙述出来，但却不会让人们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牧羊人与渔夫用不同的眼睛看自然，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想象的世界，生活在炎热国度里的人是创造不出圣诞老人的故事来的。
不过这种理解是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不同的，不光同一对象因风土而有所不同，而且以什么为对象也是由风土来决定的。于是，游牧民与家畜一起生活，从家畜身上来发展其实践性理解。而且从这种游牧生活本身人们自觉到了自由意识。与此相对，农耕生活使人们发现了“我的”和“你的”区别，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因此在这种生活中自由意识不会觉醒，可怕的专制主义和奴隶制发展起来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因此，他所极力反对的是把每一个国民的姿态只作为人类向终极目标发展中的一个过程，置于前后继起的秩序中来看，而必须把他们放在同时并在的秩序中进行把握。
译者: 陈力卫
作者: 和辻哲郎
ISBN: 9787100048309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本书旨在阐明人的存在方式与风土的关系，而不是论述自然环境如何制约人的生活。……尽管需要不断地涉及风土的形态问题，但我们始终把它作为主体性的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并不视为自然环境。
我们都生存在某一块土地上，不管情愿与否，这块土地的自然环境总是“包围”着我们，这一事实从常识上看显而易见，于是便有人将这种自然环境当作自然现象逐一加以考察，进而论及该现象对“我们”的影响等问题。其中有的把“我们”作为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现象；有的则是作为国家形成这一实践运动的参与者。
……所以，于寒冷中发现自己的，从根本上看是相互关系上的我们大家。
……但是，我们并非孤立地体验寒冷，而是在与温暖、暑热的关联中在风吹、雨雪、阳光等各种关联中去体验。
……风土中的自我发现正是反映在这些手段、方式的发现上，而不是去理解“主观”。
而且，寒暑、暴风、洪水，不单是我们现在所要共同防御的，我们的祖先亘古以来为之积累的智慧也化作我们的力量。……各式各样的制约按其轻重缓急构成一种秩序，最终成为某一地方的房屋样式。……这一点在“食物”上反映得更为显著。与粮食生产关系最大的是风土。人们不是因为想吃鱼、肉，才选择了畜牧或打鱼，而是因风土决定之后，才会想要吃鱼或肉。
……我们已阐述了风土现象是如何作为人类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
这种心情、情绪、态度不应只视为单纯的心理状态，而应看成我们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不是由我们自由选择的，而是“早已约定”好的、负载于我们身上的。
在那里，逆来顺受便意味着死。而潮湿的自然威力却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威胁，不是自然中所存在的“死”的威胁。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认为，季风地带的人的特征就是忍受和顺从，体现这一特征的正是“潮湿”。
“夏天”是一个节气，这节气又是人的存在方式，光是气温高、日光强还不能说是“夏天”。……没有夏天的“氛围”便不能成其为夏天。夏天有其所制约的特定的存在方式，我们在南洋发现的只不过是早已习惯的“夏天”的存在方式而已。
这种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气候，不同于那种不断推移的、仅为季节之一的夏天。人们心中的夏天正是随季节而变的一种心态，南洋人理解不了这种变化。
尽管缺乏“时间变化”，却存在“空间变化”，能理会这点的人都认为，南洋的单调只是季节的单调，而非内容的单调。
印度人尤擅长这种感受。因而，他们特别缺乏历史观，但却对丰富的人生观察得极为透彻。
有的学者为之辩护说：印度艺术家在其构图中汇集了种种生灵应有尽有的形态，本身就是为了象征所有生灵的统一。
人们不光在形态上，而且在有无生机上来捕捉风土，它不仅是沙海，还有突兀的岩石、巍巍的山脉、累累的石砾、干涸的河床。人们于此山河中发现了另一世界：没有植物、也没有生物，恰似无人的家，失去生机、一派空虚。这些景象也是desert。但是，当风土被称为desert时，就不单纯是指外界自然，它成了人与世界统一的一种关联。正如一所房屋、一条街可以成为desert一样，某一风土也能成为desert。这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并非单纯的人，而是具有个人、社会双重性的人），不是独立于人的“自然”的特性。
自然的沙漠正是这种抽象，而“抽象”又是人的能力中的重要特性之一，靠抽象，具体的东西才得以澄清其内容。
与此相比，我们的海是获取食物的田地，而不是交通要道。
夏季的干燥和冬季的湿润抑制了杂草的繁衍，从而使欧洲全土化为牧场，这便决定了农业劳动的性质。日本的农业劳动核心任务是除草，不除去杂草稍有怠慢的话，耕地马上会退化为荒地。不光如此，除草特别表现在“除田里的草”，即正逢日本农村最为辛苦的时节——决定日本住宅式样的时节，也就是说要在三伏酷暑时与这些顽固的杂草做斗争，这期间正是它们猛长的时侯，稍一懈怠，就等于放弃了农活儿。
……农活儿不必防范什么，只是一味进攻型的耕作、播种、收获。
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拿夏天的劳动和冬天的劳动作比较吗？的确如此，获取主食的劳动性质不同。地中海地区夏天的劳动是栽培橄榄和葡萄，这不是主食的耕作，而且这种农活儿是持久性的，不像水稻插秧那么急促。
大雨少到什么程度，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堤坝。
风弱也明显反映在树木的形状上。那里的树像植物学的标本一样端正而有规律。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欧洲的自然科学正是出自其牧场式的风土之中的。
久而久之，这种冒险、征服和权力欲开始支配整个生活，比粮食本身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为猎取禽兽而战，并不值得付出生命，因为禽兽并不那么高贵。而豁出性命所获得的征服感，或由此而成的权力才是崇高的。
由争斗引发创造，这就是竞争精神。
希腊人的创造就是凭着这种竞争精神，这一精神是以农牧生活的解脱、使用奴隶从事生产为前提的。
希腊城邦的建成，导致了奴隶制，也使希腊市民从衣食住等日常劳动中解脱出来。此时，市民们可以站在“旁观”“眺望”的立场与劳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们成为市民伊始就充溢着竞争精神，所以“旁观”并不是活动的停止，而是一种竞相观察的立场，于此必然兴起旺盛的艺术创作及知识创新。
“观察”并非只反映已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发现新的东西。
因此，观察与创作密切相关，但为此必须首先纯粹站在观察的立场上。如果只是作为手段来观察的话，就不会超出其目的所限的范围。
因此在希腊，不是几何学知识将艺术引导到规则的几何形状中去的，而是在几何学成立之前已经有艺术家找出了几何学上的比例关系。
在自然难以预测、极不规律的地方，这种合理性是不易发现的，因此不光是植物及山野的形状没有规律，人体比例也表现不出均等。所以，艺术家不可能像希腊人那样在规则的形状和比例中追求作品的统一。
但希腊人没想建造那种超出水的制约的巨大水渠，反倒认为该由此去限制城邦的规模。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中人事组织的任务分工上便决定了其规模。因为人口密度以市民之间得以相互了解为佳。所以，城邦从本质上看是不该成为大城市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打破水的制约。这种想法必然要认可其他城邦的共存。
这样看来，罗马的水道打破了城邦的范围，即否定了城邦的并存。换言之，它是要求绝对统一的象征。
这是湿气、阳光、寒冷的合奏曲，单凭寒冷是无法奏出的。
……农民傍晚回家时可以将农具留在地里。我们看惯了日本农民扛着锄头从地里归来，洗净泥土收放起来的情景，农民们怎么也想不到可以把农具搁在地里一夜而不生锈。
也就是说不管城市也好、整个大地也好，排水设施之简陋正说明雨下得适度、和缓。
斯宾格勒所说的阿波罗精神和浮士德精神之别，正是抓住了两者的要害。在希腊那透澈明朗的阳光下，所有物体呈现为雕塑状，无数个体各显其形。从这种“显象”的世界中很难找到排除了个体的、那种一致的、无限的空间。而在西欧那阴暗的天色下，所有物体都朦胧模糊、轮廓不明，正是这种包容混沌的无限空间，反而需要强烈地表现自我。同时它也是向往无限深邃的一种指标，引起人们内在的强有力的反思，由此而产生强调主观意识和主张精神至上的思潮。
这样一来，我们固有的海与河的概念便一举崩溃。
所以冒着危险本身也就是最好的防御法，没法子的态度里总是含有这种打算和不动声色的意志，这正是无政府保护下的生活的强处。
若动辄浪费感情，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表情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们原本就没指望国家保护，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担心能否受到保护之事。
男女有别已经是对这一关系的把握，关系中的一方为男、另一方为女，不扮演这角色的“人”是尚未成为男人或女人的人，将这种不管怎样结合在一起，都不会成为“男女关系”。所以，我们在说男人、女人时，已经给人扮好了关系中的角色。因此，“人”尽管可以是独身，但“男女”之间相互缺少任何一方，其关系便不复存在。
如果纽约是城市中因高度而弊病百出的国际性例子的话，那么东京大概称得上是因广度而问题丛生的城市了。
家消失了，只剩下个人与社会。
可是那种西洋式的长排房屋不但建造时需要共同合作，其存在还要考虑到房客的共同态度。
我们应该还能举出许多根源于“家”的“稀奇”现象。不过它们最终都要归结到那最最平凡的街景，即蹲伏在野猪似的火车面前、又奇特又矮小的“家”上面。
不过，正因为世界貌似化作了“一体”，反而使我们更容易去反省：在世界曾经分成几块，地域差异显著的时代，这种差异与艺术形式究竟有着怎么密切的关系呢？
（一）不同艺术如何体现其不同？（二）其特殊性与“地域”的特殊性有何种关系，或曰“地域”的特殊性是怎样决定艺术创造力的？
这一点我们从雕刻家留下的凿痕中也能找到根据，比如覆盖着右脚滑落的衣物褶子，通常会使我们从衣物重量的印象上来看待自上而下“滑落”的效果。可是这里留下的明显凿痕告诉我们，它的目的显然是为表现凹凸而并没有在自上滑下这点上着意。凹陷处的雕刻粗糙随便，说明与凸部间的平滑连接几乎根本没加考虑。
但是雕刻者却十分注意凹陷的“程度”，这也清楚地说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起伏问题。所以，衣纹的起伏感与肉体的起伏感一边明确地显示着不同，一边又互相牵连交合在一起。
而我们的绘画上更占重要位置的还是具有时间性提示的特殊制作手法，那就是画卷式的制作。
这另外还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寒暑表也显示欧洲一天之内的气温有高有低，但那仅仅是物理上的事实，而在我们的心情上绝没有那么显著。
近代历史学中作为主要问题的“发展”这一观念据说在古代是不存在的，相反，人们对于各类国民的特殊性却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他们认为该特殊性主要受风土的特殊性所制约。这种观点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也已有散见，不过把它归纳成为一种理论的是以医学之祖称号而闻名的科斯岛上的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公元前460—377）。当然，事实上他并非“医学之祖”，在他之前医学、生理学已经存在了。只是他在这些材料前面排斥了抽象原理，抓住其经验里面具体出现的人，通过归纳各个特殊情况，试图建立起一个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法则，不过他虽然从特殊出发，却没有忘记学习自然哲学家所运用的普遍方法论，在普遍条件下给特殊分类是他的主要努力目标。
对施勒策而言，风土是给民族定形，把民族推向各种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因素。它不只是根据“食物的种类”来影响人的身心，也不只是通过空气的湿度和温度来影响人的性情。它竟是让人们拿出各种态度去征服自然改变自然，换言之，是让人们在同自然的搏斗中彼此结合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
但是，赫尔德的显著特点是他在结合历史解说风土时并未把风土作为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而是把它看作其内部的东西反映在外部的“记号”（Zeichen）来处理的。他瞄准的目标是要捕捉风土的精神，创立关于人的全部思维能力和感受能力的风土学（Klimatologie aller menschlichen Denk-und Empfindungskrafte），这就是他在风土学历史上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
关于人，其形态无非是内部冲动构造的外皮而已，而且其形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其各个部分无论进行多么精心的解剖，仍然无法理解整体的意义。正像在语言中，单个的文字的确属于语言，但是具有意义的是连缀成整体的词语，而不是单个的文字。所以，在这里学问的方法就是指通过外在形态指示内在和从文字组合开始理解意思两件事。
所谓风土，一言以蔽之，即是地球上各块土地固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东西，它能够在经过敏锐的观察之后被叙述出来，但却不会让人们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牧羊人与渔夫用不同的眼睛看自然，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想象的世界，生活在炎热国度里的人是创造不出圣诞老人的故事来的。
不过这种理解是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不同的，不光同一对象因风土而有所不同，而且以什么为对象也是由风土来决定的。于是，游牧民与家畜一起生活，从家畜身上来发展其实践性理解。而且从这种游牧生活本身人们自觉到了自由意识。与此相对，农耕生活使人们发现了“我的”和“你的”区别，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因此在这种生活中自由意识不会觉醒，可怕的专制主义和奴隶制发展起来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因此，他所极力反对的是把每一个国民的姿态只作为人类向终极目标发展中的一个过程，置于前后继起的秩序中来看，而必须把他们放在同时并在的秩序中进行把握。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