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飞、谢友倩、顾肃妨碍我们“批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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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飞、谢友倩、顾肃妨碍我们“批判的思考”
——略评《批判的思考》一书的“破”译
作者：
在中国，由于一些无聊课程的灌输以及信息不畅等原因，许多人没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容易对各种虚假信息盲目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本教会民众批判性思维的教程，对提升人们的思考力有很大的帮助。而一本没有“酱缸”思维干扰的，完全由欧美国家编著的批判性思维教程，对读者的帮助就更大了。东方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由美国人Brooke N. Moore和Richard Parker编著的《Critical Thinking》的中文版，其篇幅达642页，售价高达76元，一分钱一分货，想必是一本极好的教材。然而买回去仔细一翻，大失所望，不是因为作者的水平低，而是因为整本书遭受了译者余飞、谢友倩的“破烂翻译”，而且校者顾肃自称是“仔细校对了全书”，却对这么多“破译”视而不见，那么我就不得不对这三位一并“提出宝贵意见”了。
先说说这本书的标题译名。我曾经看到过三本国内编著的和另外两本篇幅较小的国外编著的Critical Thinking，所用的译名都是“批判性思维”，因此可以认为这就是对这个英文词组的一种规范的翻译。然而译者却另起炉灶取了个“批判的思考”题名，虽然也算不上是什么错误，但却反映出译者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甚低，不具备翻译相关领域著作的资格。
我将全书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甚至怀疑这几位译者有没有翻译任何一本著作的资格了。
这本书最要命的是有一个全盘性的误译：将“claim”译成“判断”。这个词的正确译法应该是“断言”，就像许多其他著作所译的那样。它所指的就是“抛出来的一句话”，不管是随口说出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的，只要一抛出来，就是一个claim 。而“判断”二字，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是专门留给“judgment”的，指的是一种取舍的过程，至少是经历过这个取舍过程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claim”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它只是抛出来的一句话，一个说法而已。即便是查金山词霸，也没有一个地方把“claim”注解成“判断”。可笑的是，译者在其他一些地方拼命地非让一个英语词对应一个独一无二的汉语词不可，为此不惜造出了若干伪“词”，比如174页，为了让“envy”和 “jealousy”对应不同的汉语词，竟然为前者造出了“羡妒”的伪“词”出来，然而“claim”和“judgment”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却都被译者翻译成了“判断”一词，结果就在习题部分多次出现了“判断下列判断”这种可笑的说法。由于“claim”是全书的关键词，在每一章里都大量出现，这样一来，这一个全盘性误译，可以说已经把整本书变成垃圾了。
本书还有许多其他的误译。比如人名误译。前言中的“Jon-David Hague”的尾名被译成“海牙”，违反了人地名有别的惯例，应翻译为“海格”。许多地名都是很早以前翻译的，极其不规范，只是由于地名的独特性，于是将错就错地沿用下来了，但作为人名，应该按现在的规范音译，比如“America Ferrera”就应该翻译成“阿梅莉卡·费雷拉”。第10页“Francois”被误译成了“弗朗科伊斯”，正确的音译是“弗朗索瓦”，这是个法式名字。第186页“Conie Chung”是“宗毓华”，不是“康妮·钟”，查一查Google就可以知道的。看来，以后遇到人名，不做音译而直接写出原文是最好的办法。
第5页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悬置对……的判断”这种说法，读者多半会看得一头雾水，什么是“悬置判断”呢？我猜原文是“suspension”，应该翻译成“搁置”，也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指暂时把某些事放在一旁不去考虑。如果改成“悬置争议共同开发”，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说此话者的语文没及格了。
第30页居然出现了“前苏联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常识性错误。我相信一定是译者弄错了，我对美国学者的水平有信心。
第31 页，居然读到了“共和党人……是……的民主党人”的句子，又把人弄得一头雾水，好像共和党人原来是墙头草，动不动就变成了民主党人了。幸好给了一个英文注解“Rep. Paul McHale”。“Rep”明明是“Representative”的缩写，Representative 是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成员。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是“众议院”，那“Representative”当然就是“众议员”了。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误译。
第350页钻了个“国防部秘书科恩”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应该翻译成“国防部长”。看来译者（谢友倩）只知道Secretary是“秘书”，不知道美国用它来指“部长”。但第50页另一译者又正确地将其译成了“国防部长”。
第111页等多处地方出现了“语境”，但联系上下文（真正的“语”境），我只看到了“境”却没有看到“语”。我估计这是对“context”一词的翻译。 Context固然有“语境”的意思，但它更多的时候是指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n event occurs; a setting。在西方哲学里，context一词非常常见，它就是“具体情况”，“所处环境”的意思。把“context”不管青红皂白一概翻译成“语境”并不是这一本书的错误，而是一项全国性的误译。就像“materialism”并无“唯”却被误译为“唯物主义”，“egoism”的词根明明是“自我”却被误译为“利己主义”一样。可悲的是在这个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上，“哲学”居然还不如“宗教”：许多宗教著作就更为正确地把这个词译为了“处境”。
第139页，rendezvous和affair，被译为“会面”和“有染”，不太准确。 Rendez-vovs 是来自法语的词，意思是（出于爱情的）“约会”，而不单是“会面”。Affair可能翻译成“私通”更好些。
第143页等地方将stereotype翻译成“老套陈见”，又造了一个伪“词”。这个词作为科学术语，一般翻译为“刻版印象”。
第144页等地方innuendo被翻译为“暗示”，不正确。应该译为“暗讽”或“影射”，它含有derogatory implication。而“暗示”根本就没有“derogatory”的东西，而且可以合情合理地说它是留给“suggestion”的。
第183页“red herring”不是“转移注意力”，而是“扯开话题”。
第202页genetic fallacy翻译成“发生论谬误”，让人摸不着头脑。
第215 页等地方冒了若干个“丐辞”出来，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一查后面的术语表，原来是begging the question。这个术语现在都翻译成很能让人理解的“窃取论点”，意思是指把尚未证明的观点暗藏进前提里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丐辞”，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是胡适的发明。在当时许多学科专业术语根本就不存在，学者自造词也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有名就把它自造词拿来做权威。我认为“丐辞”就不是一个好的发明。“辞”指的是一句话或一系列话本身。比如“答谢辞”指的就是这一系列答谢的话。而begging the question并不是一句话或一系列话，而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窃取论点”至少翻译出了“行为”的味道。不过在第259页，begging the question又变成“寻求问题”了。
第248页第七章的标题“论证的解剖学与多样性”。不知道“论证的解剖学”是什么意思。
第364 至365页关于逻辑计算的章节又出现了严重误译。“结合律”association被误译成了“联合”，而“分配律”distribution竟被误译为 “周延”。虽然distribution是有“周延”的意思 ，但这里讲的是运算法则，如P and (Q or R) = (P and Q) or (P and R) ，懂一点中学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分配律”。
第431页开始，在讲双盲实验的时候，多次出现“暴露在所怀疑的因素”的说法。让人看不懂。它说的是实验组的被试暴露在据信是造成某结果的原因之下，而控制组的被试不暴露在该原因之下。“所怀疑的因素”这样的汉语措辞就给人一个影响，好像那个原因反而被认定为不是原因了。这里的汉语译文应当改进一下。
第539页，“积极行动计划”没有给出原文，又是在蒙人。我想原文应该是“affirmative action”，是指给过去遭受歧视和打压的团体以一定的优待作为补偿。在汉语中好像没有见到规范的翻译。按其意蕴，翻译成“照顾性措施”更能让人理解。
该书多处把对当方阵误译为“反对正方形”。
这本书的误译及病句可以说是无页无之，完全可以判定为不合格译作。这也难为了两位译者，一本那么大篇幅的书，翻译起来一定是费时又费神，搞了大半年，结果弄了一堆垃圾出来，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我曾经在百度上看到有人说百分之九十的译作都是不合格的，根据我平时的经验，似乎的确如此，随便什么人，只要会翻英汉词典，都跑出来充当“翻译家”，这确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余飞、谢友倩、顾肃妨碍我们“批判的思考”
——略评《批判的思考》一书的“破”译
作者：
在中国，由于一些无聊课程的灌输以及信息不畅等原因，许多人没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容易对各种虚假信息盲目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本教会民众批判性思维的教程，对提升人们的思考力有很大的帮助。而一本没有“酱缸”思维干扰的，完全由欧美国家编著的批判性思维教程，对读者的帮助就更大了。东方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由美国人Brooke N. Moore和Richard Parker编著的《Critical Thinking》的中文版，其篇幅达642页，售价高达76元，一分钱一分货，想必是一本极好的教材。然而买回去仔细一翻，大失所望，不是因为作者的水平低，而是因为整本书遭受了译者余飞、谢友倩的“破烂翻译”，而且校者顾肃自称是“仔细校对了全书”，却对这么多“破译”视而不见，那么我就不得不对这三位一并“提出宝贵意见”了。
先说说这本书的标题译名。我曾经看到过三本国内编著的和另外两本篇幅较小的国外编著的Critical Thinking，所用的译名都是“批判性思维”，因此可以认为这就是对这个英文词组的一种规范的翻译。然而译者却另起炉灶取了个“批判的思考”题名，虽然也算不上是什么错误，但却反映出译者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甚低，不具备翻译相关领域著作的资格。
我将全书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甚至怀疑这几位译者有没有翻译任何一本著作的资格了。
这本书最要命的是有一个全盘性的误译：将“claim”译成“判断”。这个词的正确译法应该是“断言”，就像许多其他著作所译的那样。它所指的就是“抛出来的一句话”，不管是随口说出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的，只要一抛出来，就是一个claim 。而“判断”二字，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是专门留给“judgment”的，指的是一种取舍的过程，至少是经历过这个取舍过程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claim”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它只是抛出来的一句话，一个说法而已。即便是查金山词霸，也没有一个地方把“claim”注解成“判断”。可笑的是，译者在其他一些地方拼命地非让一个英语词对应一个独一无二的汉语词不可，为此不惜造出了若干伪“词”，比如174页，为了让“envy”和 “jealousy”对应不同的汉语词，竟然为前者造出了“羡妒”的伪“词”出来，然而“claim”和“judgment”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却都被译者翻译成了“判断”一词，结果就在习题部分多次出现了“判断下列判断”这种可笑的说法。由于“claim”是全书的关键词，在每一章里都大量出现，这样一来，这一个全盘性误译，可以说已经把整本书变成垃圾了。
本书还有许多其他的误译。比如人名误译。前言中的“Jon-David Hague”的尾名被译成“海牙”，违反了人地名有别的惯例，应翻译为“海格”。许多地名都是很早以前翻译的，极其不规范，只是由于地名的独特性，于是将错就错地沿用下来了，但作为人名，应该按现在的规范音译，比如“America Ferrera”就应该翻译成“阿梅莉卡·费雷拉”。第10页“Francois”被误译成了“弗朗科伊斯”，正确的音译是“弗朗索瓦”，这是个法式名字。第186页“Conie Chung”是“宗毓华”，不是“康妮·钟”，查一查Google就可以知道的。看来，以后遇到人名，不做音译而直接写出原文是最好的办法。
第5页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悬置对……的判断”这种说法，读者多半会看得一头雾水，什么是“悬置判断”呢？我猜原文是“suspension”，应该翻译成“搁置”，也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指暂时把某些事放在一旁不去考虑。如果改成“悬置争议共同开发”，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说此话者的语文没及格了。
第30页居然出现了“前苏联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常识性错误。我相信一定是译者弄错了，我对美国学者的水平有信心。
第31 页，居然读到了“共和党人……是……的民主党人”的句子，又把人弄得一头雾水，好像共和党人原来是墙头草，动不动就变成了民主党人了。幸好给了一个英文注解“Rep. Paul McHale”。“Rep”明明是“Representative”的缩写，Representative 是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成员。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是“众议院”，那“Representative”当然就是“众议员”了。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误译。
第350页钻了个“国防部秘书科恩”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应该翻译成“国防部长”。看来译者（谢友倩）只知道Secretary是“秘书”，不知道美国用它来指“部长”。但第50页另一译者又正确地将其译成了“国防部长”。
第111页等多处地方出现了“语境”，但联系上下文（真正的“语”境），我只看到了“境”却没有看到“语”。我估计这是对“context”一词的翻译。 Context固然有“语境”的意思，但它更多的时候是指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n event occurs; a setting。在西方哲学里，context一词非常常见，它就是“具体情况”，“所处环境”的意思。把“context”不管青红皂白一概翻译成“语境”并不是这一本书的错误，而是一项全国性的误译。就像“materialism”并无“唯”却被误译为“唯物主义”，“egoism”的词根明明是“自我”却被误译为“利己主义”一样。可悲的是在这个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上，“哲学”居然还不如“宗教”：许多宗教著作就更为正确地把这个词译为了“处境”。
第139页，rendezvous和affair，被译为“会面”和“有染”，不太准确。 Rendez-vovs 是来自法语的词，意思是（出于爱情的）“约会”，而不单是“会面”。Affair可能翻译成“私通”更好些。
第143页等地方将stereotype翻译成“老套陈见”，又造了一个伪“词”。这个词作为科学术语，一般翻译为“刻版印象”。
第144页等地方innuendo被翻译为“暗示”，不正确。应该译为“暗讽”或“影射”，它含有derogatory implication。而“暗示”根本就没有“derogatory”的东西，而且可以合情合理地说它是留给“suggestion”的。
第183页“red herring”不是“转移注意力”，而是“扯开话题”。
第202页genetic fallacy翻译成“发生论谬误”，让人摸不着头脑。
第215 页等地方冒了若干个“丐辞”出来，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一查后面的术语表，原来是begging the question。这个术语现在都翻译成很能让人理解的“窃取论点”，意思是指把尚未证明的观点暗藏进前提里面。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丐辞”，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是胡适的发明。在当时许多学科专业术语根本就不存在，学者自造词也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某人有名就把它自造词拿来做权威。我认为“丐辞”就不是一个好的发明。“辞”指的是一句话或一系列话本身。比如“答谢辞”指的就是这一系列答谢的话。而begging the question并不是一句话或一系列话，而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窃取论点”至少翻译出了“行为”的味道。不过在第259页，begging the question又变成“寻求问题”了。
第248页第七章的标题“论证的解剖学与多样性”。不知道“论证的解剖学”是什么意思。
第364 至365页关于逻辑计算的章节又出现了严重误译。“结合律”association被误译成了“联合”，而“分配律”distribution竟被误译为 “周延”。虽然distribution是有“周延”的意思 ，但这里讲的是运算法则，如P and (Q or R) = (P and Q) or (P and R) ，懂一点中学数学的人都知道这是“分配律”。
第431页开始，在讲双盲实验的时候，多次出现“暴露在所怀疑的因素”的说法。让人看不懂。它说的是实验组的被试暴露在据信是造成某结果的原因之下，而控制组的被试不暴露在该原因之下。“所怀疑的因素”这样的汉语措辞就给人一个影响，好像那个原因反而被认定为不是原因了。这里的汉语译文应当改进一下。
第539页，“积极行动计划”没有给出原文，又是在蒙人。我想原文应该是“affirmative action”，是指给过去遭受歧视和打压的团体以一定的优待作为补偿。在汉语中好像没有见到规范的翻译。按其意蕴，翻译成“照顾性措施”更能让人理解。
该书多处把对当方阵误译为“反对正方形”。
这本书的误译及病句可以说是无页无之，完全可以判定为不合格译作。这也难为了两位译者，一本那么大篇幅的书，翻译起来一定是费时又费神，搞了大半年，结果弄了一堆垃圾出来，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我曾经在百度上看到有人说百分之九十的译作都是不合格的，根据我平时的经验，似乎的确如此，随便什么人，只要会翻英汉词典，都跑出来充当“翻译家”，这确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有关键情节透露
